“这‘国外生活’使我想起了沉重的农场岁月。”
十九、踏上异国土地
我万分痛苦地闭上满含热泪的双眼，进入梦乡。
1982年3月26日凌晨3点。北京丰台旅馆楼上楼下灯火辉煌,院子里人声嘈杂，人头攒动。六辆日野大客车一字排开，停在院子的一头。几辆大卡车前，车上车下，人们一片忙乱。大包小裹的行装、用品，在卡车上堆积如山。出国人员匆忙吃了几口早餐，里外奔跑着.来送行的家属扶老携幼，与出国人员说着悄悄话。这一切与我无关,我没有一个人来送。装完车后，我轻松地站在一旁等待着，心想，如果娘仨也在这人群中，我说不上又该怎么激动，尽管现在我不能像那些人那样听着亲人进行最后的嘱咐,没有孩子骑在我的脖子上最后再撒一次娇,可是我的心情坦然，这免除了我走后又要担心她们是否顺利地回到陕西，一路上是否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麻烦的担忧。我将以自己的一切平安换来文梅（这是我平时对我爱人于文梅的习惯称呼）的安心。那两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更不会平静地应付这种场面，我可爱的两个小宝贝，等你们的爸爸回来时，你们不知道会长得多么高，肯定成为已经懂事的大孩子了。
五点半，指挥员手拿麦克风大声宣布，立即整队出发。各路人马整好队伍，安静地听着他对各个单位所乘车辆的安排。人们排队登上了发动机轰鸣的大轿车，送行的家属被安排在另外的几辆国产大客车上，尾随在后面。车队浩浩荡荡地向北京机场进发。一路上，行人举目观看这支车队，不清楚我们是去哪个国家，从事何种工作。
我们西装革履，兴奋异常。同乡们相互小声聊着天。我默默地坐在车窗下，望着路旁飞速退去的商店、学校和居民楼。心情非常平静。带队的人不停地讲述着机场办手续的各项要求，以及进到验证区后便等于离开了这个国家，一切东西都不得遗留下来或误带出境。尤其是人民币不能带出境。
机场终于到了，又是一阵忙乱。人们扛箱子，提行李，将堆积如山的这一切又一次从车上搬到车下，从外面搬到大厅里面。接着便是办理手续，托运行李。近二百人的这一大群人撒满了大厅。家属们对亲人进行着最后的话别，只是那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有照相机，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记录下来，留下永久的回忆。十点半，开始出关了。亲人们挤在海关的围栏外，向我们挥手告别。脆弱的女人们开始哭泣；天真的孩子们在失声痛哭。看着这一切，我也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我匆匆地走在队伍的前面，与那些没有亲人送行的人们第一批跨过了海关，来到候机室，安静地等待着登机时刻的到来。
一阵喧闹过去了，人们都坐了下来，说着那些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送行的人们再也望不见过了关的出国人员后，现在可能已经又登上了来时的汽车，各自回家了。
过了海关，史革突然发现自己的衣袋里还有几张零钱和硬币。他把钱攥在手心里，好像那是枚就要爆炸了的定时炸弹。他神色紧张地偷偷小声问我，小苏，这钱怎么办？我一时也感到情况的严重，没了主意。不过我马上就转过神来，说，不要紧张，又没有几个钱。你看前面不是有个垃圾筒吗？扔到那里去算了，又没人看见。他鬼鬼祟祟地走了过去，若无其事地把钱扔了进去。我和他一样，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说话间，看到那边的人们开始站起来向一个大门拥去--开始登机了。人们鱼贯而入，走进机舱。我有了从西安坐飞机到北京的经验，现在已经不感到那么紧张了。不断地指点前后的人们按照登机卡找到自己的座位。又是一番忙乱，又是一番喧哗。终于，人们各就各位，安静而紧张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北京时间十一点整，广播里传来机长就要起飞的通知，空中小姐们按照广播中的说明在各个过道上示范着如何使用机上的设备，每个人的头顶上装有读书灯，空调喷嘴和氧气面罩。扶手上有开关这些设备的按钮。
发动机开始起动。人们系上了安全带，各个神情紧张地等待着起飞。好在这一切我都经历过，现在可以老练地坐在那里。飞机猛烈地加速，滑行，终于离开了地面，冲向万里晴空。此时此刻，那些送行的人们一定坐在大客车里仰望着我们的飞机，以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的复杂心情猜度着我们被送上蓝天时，一个个会是什么样子，然后驱车离去。
飞机飞平后，人们松了一口气，可以听到人们小声的说话声。我看到在我的前方，坐着中铁公司的英语翻译小牛。在我的要求被否决后，估计经过那个“水泥和混凝土”都分不清的故事，公司临时又决定派他随队前往。是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刘国修向我介绍了他，说明他是为了帮助我开展工作而派出来的，说明只是临时的，不久他就要回国。当时，我并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关于我的故事，更不知道那故事是如何传到公司的耳朵里，使他们放心不下，才不得已派来了他。所以我既没有难过，也没有感到意外，只觉得这样我更有把握了，一切都指望他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描述一下小牛。因为在我今天第八次出国的离京途中，在飞机上，人们讲起了他的故事。说到在前几年的刘国修事件中，他是参与者，公司给了他个开除留用的处分。后来的某一天上午，他爱人下班回家，发现他已经死在卫生间的门口，手里还拿着把牙刷。
刘国修事件的败露，听说是有一个华侨发现这个中国人经常出入泰国当地的一个高级妓院，与一个有名的妓女往来。他看到这异常的情况后，写信向国内说明了自己见到的一切，从而使刘奉召回国。事情的开头是刘在与当地的一个商人进行业务来往中，那人把他领到了妓院，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是在国内时，看到一篇文章，报道北京五大贪污犯有他。尽管文章只讲有个刘国修在境外任驻外公司总公理期间诈骗公司财产26万美元，被绳之以法。所以这次听到他的故事也不觉得意外。在他来往于妓院的过程中，手中无钱，便以编造假合同的手段骗取公司汇款，先后达26万美元之巨。牛则是在单独行动中与刘和另外一位郑姓男子在妓院不期而遇，从而形成了三人同案的局面。事发后，刘被枪毙；郑被判刑三年；牛则因揭发交待有功，而被开除留用。可是留用并不能正式上班，而是在家属区干些什么毫无意义的事，致使心情忧郁，心脏病突发而死去。我知道他大我一岁，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多次出国。
这次看到他只穿了一套的卡中山装，感到很奇怪，因为当时规定必须西装革履，并且是要坚决执行的外事纪律，使我觉得他是多么老练。开始供应午餐了。我学着他那随便的举止，吃下了第一顿西餐。
坐在我左后方的王晓林，一直古板地端坐着，一动不动，平时什么饮料也不喝，我示意过几次，他只是摇摇头，不为所动。大约飞行了十个小时，飞机在阿联酋的沙加降落。由于两伊战争，中国民航北京至巴格达的直航停止了，现在只能飞到这里。机舱门打开了，我随着人群走下了飞机。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庞大的蒸笼之中，只不过那是干燥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酷热。在前往机场大楼的路上，第一次看到了正在卸行李的黑人；一路上指引旅客行走路线和更换登机卡的都是些欧洲白人女子。在圆形过境候机室里，我们等待了几个小时，还见到了中国民航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带着阿拉伯语的彩照工作证，与人们聊着天。又看到干满二年劳务乘机回国，在这里换乘中国民航的人们。其中有拄着拐杖和吊着胳膊的伤员。这使我回想起在北京的公司招待所食堂里吃饭时，遇到的那些手脚受伤的人们，心里不免紧张起来。心想，两年后我能平安健康地回来吗？我会不会也像他们那样肢体残缺地回来。
又到起飞的时间了。天已傍晚，我们这次乘上的是约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机已经很旧，驾驶技术比中国民航的要高超些，因为颠簸不多，中国民航那架快到加沙时，可能是因为遇到了气流，有好长一段时间，飞机一下子会下降50米，一下子又会直线上升，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已经有人在呕吐，大部分人则是紧闭着嘴巴，极力地忍着。连我这个从来不晕车的人也有几次差一点要控制不住地吐了出来。我又想起飞机在飞，那两个机翼像鸟的翅膀一样地上下煽动不停，真担心哪次一下子突然折断，把我们扔下去。有人说，将近黑天时，看到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时，狭窄的山涧使飞机的两个机翼离山边只有几米的距离，好不吓人。不过这一切我们都平安地度过了。
此时，飞机在飞向埃及首都安曼，到达安曼降落后，我们坐在飞机上等了两个多小时，要等到半夜才能飞往巴格达，因为是两伊战争期间，白天飞去是很危险的。子夜十二点左右，飞机终于又起飞了。这次的航空小姐全是白人，她们在前后转着送茶送水，我则被安排在一等仓，与领队和另外两个副领队坐在一起。吃饭间发现餐具是泰国出的很精致的鲜红色的大盘小碗，很是令人喜欢。等着一个年轻小伙子服务员走过时，我问他，这餐具实在太精制了，我能不能拿一套带回家给我的女儿玩。他回答说，那当然。转身回到服务台，拿了一套刚消过毒，还有热量的塑料餐具，送给我。坐在一旁的领队看后也很想要。我就帮他把我们用过的几个用卫生纸擦净，装到提包里。我最后一直保存着那套餐具，回国时带给了孩子们，作为我第一次坐飞机出国旅行的纪念。
这一次20多个小时的飞行使每个人尝够了坐飞机的滋味，那不是美的享受，而是一种极不舒服的事。即使飞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平稳飞行，你也不能随便走动，要坐，坐不住，要躺，躺不成，极其困倦，又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一种喝油的感觉，那情形好像无时不在觉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似的。飞机为了防空，塑料板窗帘全部放了下来，机外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终于，传来了让大家系好安全带的广播。顿时，灯光齐明，巴格达到了。人们重新振作起来精神，等待着神奇土地的召唤，奔向各自的劳动战场，去迎接揣测已久，但又毫无结果的新的陌生的明天。
3月26日。由于时差的关系，我们竟然当天当地时间的夜里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由于战争，机场上没有几盏灯亮着，广场上更是昏暗一片。下了飞机接受入关检查。堆积如山的行李用品，由几个人看着， 我们则排着队伍，等待入关。由于有好几个航班同时到达，出口处排起了三五个庞大的队伍。我惊奇地发现，队伍里有那么多的欧洲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我们因为贫穷，来到了这个更加贫穷的国土；他们那些富裕的欧洲人也来这里干什么？难道他们也需要到这里来挣钱以养家糊口？
头一次走进异国他乡的土地，一切都使我觉得新奇。那些穿着制服的海关人员，个个留着八字胡，个个浓眉大眼，头发极好。他们的签字更是古怪，只是划了无数个大小不等的圆圈，再加上上下左右的几道弧线，字就算签完了。他们对那些欧洲和印巴人态度极不友好；而对中国人却显得格外宽容。在我的前面不远处，排着一个好像是印度妇女。她的大衣箱被海关人员底朝上地翻了一遍，只不过是些零乱的衣服和几团毛线而已。接我们的人已先期混进了海关，接应那些无数个纸箱的食品和用具。我们每个人则毫不费力地进了关，没有一个被打开箱子。来到广场，高如楼房的几辆大拖挂，停在大楼门口，人们在往车上装行李。那车厢板之高，使得在上面忙碌的人只露出个脑袋。那是干劳务的项目队，在行李装完后，一个个爬了上去，一声怒吼，庞大的卡车一下子就消失在黑暗之中。我们一共五个人，等了半天，才见一辆小皮卡姗姗来迟。那开车的不到二十岁，留着个剌头，满脸胡子。操着唦哑的河南腔，骂骂咧咧，埋怨着东西带得太多，不好装车。好容易把大箱小捆装上后面的小货斗里，他又跑来问我们带绳子没有，因为箱子堆得太高，并且声称，他车上来时坐的五个人，都是接人的，回去还是五个人，没有我们坐的地方。听到、看到这一切，心里不免凉了一半。不远万里地来到这个鬼地方，迎头又撞上这么个鬼家伙，这跟国内那德行有什么两样？气不打一处来，怀里揣着的一盆火一下子被这个家伙用冷水浇灭了。我们伤心地坐在路边，无可奈何地等待人们安排我们的命运。事后得知，他就是那个把车给撞瘪了的“不会开车的司机”。后来，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每日里形影不离，而他的为人可不像第一次给人留下的那么坏，而是个心肠极好的直性人。
等了半天，办事处返回来第二趟接人的一个小面包，把我们一古脑地装上了车，直奔驻地。途中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战争期间灯火管制，使我从来到走，晚上都是在黑暗的夜色中坐车奔跑着。
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来到驻地，上得楼来，没有任何人理睬我们。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也不好问怎么吃饭，心想可能饭还没做好呢，等着吧。可是等了半天也没人管，那已经是深夜，满楼鸦雀无声，如同进入无人之地。过了一会，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来小声跟小牛讲，饿了吧，是不是下点面条吃。小牛说，算了吧，快亮天了，明天一块吃吧。这一下子，饭是吃不上了，一肚子气变成了两肚子。我没好气地胡乱打开提包，翻找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替公家带的三瓶茅台酒打了一瓶，一股刺鼻的酒味顿时冲了出来，弄得满包的衣物全都沾上了酒味，还算没浪费。忙乱中右脚指又踩上了碎瓶子，血一下子冒了出来。这一下连衣服也不能脱，被子也不能盖了。伤心的我含着泪水合衣躺下，头枕在床头的铁栏杆上，脸上蒙块毛巾，怀着极其苦闷、气愤和伤心的心情躺在那里，双臂因发冷而抱紧在胸前。一天一夜的劳累终于把我带进了梦乡。疲劳战胜了一切，它让高兴的人忘记兴奋，也让忧郁的人丢掉了烦恼。我，这个可恶的我，为什么到这么个可恶的地方来？又碰上了这些可恶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