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
中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未富先老”的情况，养老问题也就愈加凸显，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青壮年进城打工等，养老问题势必会遭遇更大的困境。如何让农村老人安度晚年，已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26章 农村的“养老问题”有多难
曾几何时，“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国人津津乐道的生存方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种传统思想更为根深蒂固。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因赡养问题引发的“悲剧”时常上演。那么，农村的“养老问题”到底有多难？
一
家住陵县77岁的张大娘住在倒塌了一半的房子里。“我每次来都要给她捎饭，哥哥们连口水都不送，老太太要自己拎着小罐到井边打水。”张大娘的大女儿气愤地说道，自从十几年前父亲去世后，两个哥哥就不管母亲了，五间房子塌了两间都没来问一声，村里虽然做过调解工作，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老太太躺在快要倒塌的房子里，大儿媳妇却很镇定：“那房子保证倒不了，要是倒了我负责，她要是被砸在里面了，我给她偿命。”大儿子的态度与媳妇如出一辙。虽然还有一处闲置的老院子，但大儿子不仅没有接母亲过去住的意思，还表示对母亲的事一概不问不管。
究竟是什么使得儿子对老母亲有如此行为？“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手里到底有多少钱，我并不知道。”大儿子说，但他认定原本是县委干部的父亲肯定留下了一笔钱，这钱既然没让他兄弟俩见到，就一定是让妹妹们给领走了，“谁领走了这钱，谁就得赡养老人!”
泰安市的马玉莲87岁了，育有三儿一女。十几年前老伴去世后，她就搬到大儿子家住，没多久，大儿子就不愿意了，提出要兄弟三人共同赡养老人。后来兄弟间达成协议：每月上中下旬分别接母亲到自己家住，而所谓的“供养老人”不过是保证老人的一日三餐和有张床睡觉而已，冬天没有炉子，夏天没有风扇，吃饭也不在一个桌上。
就这样供养老母亲，三兄弟还都争着说自己吃亏了。老大总嫌老二接母亲不及时，每次都要他催；老三媳妇则人前背后说老大、老二家抠门。马老太就在这弟兄三人之间过着这家不亲、那家不爱的日子。
几年前，马玉莲得了老年痴呆症，经常拉尿不觉，这让儿子儿媳们更有怨言了，不仅不愿给老人出钱看病，更不愿照顾生活起居。老人住的屋里臭气熏天，也只有在女儿来看望时，她才能干干净净利落一回。
女儿家离娘家有8里地，每逢老母亲轮到谁家，总要提着大包小包来探望一番，一月三趟几乎雷打不动，老人身上穿的、床上铺的几乎都是女儿一手置办的。村里人说，要不是碍于老传统，马老太的女儿或许早就把母亲接去供养了。
如今在部分农村地区，儿子结婚成家后，便与父母分开单过，很少再与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如果父母在儿子结婚前没有准备好一套宅基地，那只能“贡献”出老宅子，自己则卷铺盖另寻“老年房”。
在济阳县崔寨镇青宁村，一处低矮的土坯房与周围高大的水泥砖瓦房形成鲜明对比，79岁的牛继英老人在老伴去世后就一人居住在这里。老人说，当年为了给两个儿子盖房娶媳妇，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债。二儿子的新房是在原有老宅子基础上翻新的，老两口就搬到一处别人闲置的旧宅子里住了。
“两个儿子的家离得都不远，不过没啥事基本不过去，孙子带大了，就没咱什么事了。”老人说，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做饭洗衣服都还行，就是眼睛不太好，缝衣服要找人帮忙穿针，“反正现在还能动弹，就自个管自个了。”
老人家里的摆设很简单，橱柜上有一台老式14吋黑白电视机，但老人很少打开看。“晚上吃完饭很早就睡了。”老人说，周围年纪相仿的老人越来越少了，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伴。
在采访中，不少村干部向笔者反映，眼下在农村“养儿防老”靠不住了。一方面，子女无力赡养、互相推诿或因财产分配不公、家庭不和等，导致老年人无人赡养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清官难断家务事”，对此他们也颇感棘手；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留守老人增多，较难保证老人的晚年生活幸福。
二
在“养儿防老”之外，“土地养老”可以说是农村养老的另一道防线。“活到老、种到老”几乎是乡村农民的真实生活写照，但是依靠土地所得的收入毕竟有限，老人一旦因病失去劳动能力，便意味着失去了经济能力，老年生活随之就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在农村，依旧手握锄柄在地里劳作的高龄老人并不鲜见。泰安市三洼村82岁的和西环老人，因为去年夏收时的一场火灾，才打消了自己继续种地的想法。
去年7月，收割机收割完麦子后，老人觉着地里的麦秸有些碍眼，就想拢起来烧了以便种玉米。谁知点火后没多久就起风了，火势控制不住，眼瞅着要烧到旁边未收割的麦子，来不及多想，老人脱下衣服扑火。大火被扑灭了，老人却被烧得浑身是泡。笔者见到和西环时，在他的手背和脖颈上，仍可以看到烧伤的痕迹。
眼前的和西环矮小瘦弱，听力不是很好。老人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前几年分家时，因为财产纷争，大儿子跟自己断绝了父子关系，虽相隔不远，但十余年来对老两口的生活不闻不问；二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回家不过几次，逢年过节给点零花钱就算尽孝心了。
和西环的老伴患有脑血栓、高血压等慢性病，常年不离药罐。老两口有两亩多地，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就推着一辆三轮车挨村捡破烂，以填补日常花销。经历过这场火灾，和西环把名下的两亩多地交给二儿子种，二儿子一年给老两口600斤玉米、600斤小麦，外加500块钱。不足的地方，和西环依旧捡破烂来维持生计。
泰安市王庄村76岁的殷灿新依然在种地，除了老两口一亩半的口粮田之外，老人又承包了三亩多地，比3个儿子中任何一家都要多。
村里的土地大都在山坡岭地，种别的收成不好，只能种些花生、地瓜，都是些费时费力又不能使用机械化耕种的作物。殷灿新的身体并不硬朗，单靠老两口根本种不了这些地，不过在农忙时，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只要有空就过来帮忙。
殷灿新的3个儿子都在煤矿上班，家境比较好，在村里也算得上是孝顺的了。当初分家时，弟兄三个协议按季度给父母生活费，不过执行了不到两年，就被殷灿新主动取消了。“孙儿都长大了，上学、工作、结婚，哪样不要钱？他们自己挣自己花就行了，我们靠种地也能养活自己。”
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几年，殷灿新在河边沟沿上又开辟出几块地，栽种花椒树，再种点蔬菜。
“花生米四块五一斤了，该准备卖了。”土地是殷灿新老两口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比别人更关注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赶上年景好的时候，五亩地能有两三千块的收入，医药费、人情费啥的都从这里面出。”殷灿新说，最怕的就是得个什么病。
三
随着“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的保障功能不断弱化，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遭遇了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集中供养成了最为现实的选择之一。可是，受传统观念和经济条件所限，以老年公寓和乡镇敬老院为代表的集中供养方式在农村走得并不顺利。
笔者来到距济南市中心50余华里的长清区张夏镇纸坊村，村东有一座独特的红色建筑群——徕佛山老年公寓。虽然这里环境优雅、清净，不失为养老的一处好地方，但笔者看到的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冷清景象。“没有人来住，开业3年了，前前后后总共有5位老人住了半个月。”院长候继明说，这所老年公寓占地12.5亩，是他跟老伴花光了一生的积蓄600万元建成的。
老侯说，当初建养老院主要是想和老伴为社会做点贡献，毕竟年龄大了无所欲求了。“一开始设定收费标准是每月800元，可是经营了3个多月，赔进去3万多，一直没人来，还要给员工开工资，后来索性关了门。”如今，公寓内的空地已被老侯开辟出来，种上了小麦和各式各样的蔬菜，老年公寓成了老侯夫妻的“养老公寓”。老侯说，可能是选址不对，城里人觉得远不愿意来，农村人嫌贵不愿意住。
笔者随机走访了纸坊村几位村民。说到养老问题，在路边晒太阳的几位老人一致认为老了就该在家里，让子女照顾，没人想过要去老年公寓，一是离不开自己的“老窝”，另一方面也没有经济条件。
在农村，香火承继依靠子女养老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至于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要摆脱孤独无靠，还可以寄希望于乡镇敬老院。不过，申请进入敬老院必须是60岁以上的五保户，其流程大致为：本人先向村里提出申请，村里核实后将申请上报给镇民政局，再由镇民政局上报至县民政局，最后由县民政局派人到村考察核实，满足条件的才予以批准。
目前各地乡镇都建有敬老院，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敬老院的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多数乡镇敬老院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现实，那就是资金的严重匮乏。
以保障水平较高的济南市下辖各县区的乡镇敬老院为例，笔者在调查中获悉，敬老院按每人每天1两油、2两肉、1个鸡蛋、1袋牛奶的标准供应，外加每人每月5元零花钱、5元医疗费；工作人员工资由县财政拨付。可是，乡镇敬老院作为一个运营主体，缺乏资金支持，如遇到大的维修项目或需添购某物，必须要向乡镇提前申请资金。
在人员安排上，大多数乡镇敬老院的管理人员基本是由当地有责任心的退休村干部担任，未经过专门培训，他们的工资待遇也普遍较低，人员短缺是多数乡镇敬老院的现状。
住进敬老院的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健康条件普遍较差，但乡镇敬老院很缺乏医护人员，有的老人生病只能自己到外面的诊所看病或买药，常规的健康查体也成了可有可无的项目。笔者在一个乡镇敬老院采访时发现，即便是在初冬的天气，一些房间内仍能看到乱飞的苍蝇。据工作人员讲，这些房间里住的都是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饭菜要别人送到屋里，大小便就拉在便盆里再往外端，因为服务人员少，有时就顾不上打扫。
老年公寓在农村“破冰”不易，乡镇敬老院则运营艰难，集中养老在农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
针对当前农村养老困局，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高鉴国，面对笔者的采访时说：“社会的转型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新挑战，养老成本的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加等，使得农村养老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中。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养老谁来埋单是问题的关键。”
在农村，历来实行的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但是，目前这种养老模式正受到来自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化和工业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由此导致的家庭规模、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以及流动人口的增加、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直接对传统的养老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高鉴国说。
于自上世纪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子女人数普遍减少，家庭趋于小型化，由此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过去可能是几对夫妇供养一对或两对老人，现在乃至以后则成了一对夫妇供养两对或两对以上老人，子女的养老负担相对加重了。”高鉴国指出，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是财力上的难以支付，还有精力上的力不从心，从而使得老人的养老需求得不到完全满足。
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农村的留守老人越来越多。留守老人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承担土地上的繁重劳动，即使是外出打工的子女能在经济上予以接济，但对老人日常生活的照料和精神慰藉等难以得到有效实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缺失，难免会影响到老人的晚年生活。”高鉴国说。
“养老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是养老问题的核心所在，它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水平。”高鉴国说。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养老体制之下，农村绝大多数老年人在经济上享受不到社会保障，他们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只能是自我经济支持，而这种“自我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农业收入。
“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以实物为主体的收入，而不是以货币为基础的收入，这种收入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从而使得农村养老自我经济支持的能力相当脆弱。”高鉴国指出，自我经济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老年人能否有尊严地养老。依靠土地的收入，老年人不仅要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还要支付源源不断的医药费。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老年人一旦遭遇疾病或丧失了劳动能力，等待他们的将是收入来源的断绝和疾病的折磨。
高鉴国说，在过去农村人员流动范围较小的情况下，老人一般掌握家庭资产，处于主体地位。而现在土地是集体的，老人没有物质基础，就只能依靠子女赡养。随着尊严和主体地位下滑，农村老年人逐渐变成农村的弱势群体。“没有常规收入的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更是这一弱势群体中的弱者，其晚年生活是否幸福基本上取决于子女是否孝顺。”
长久以来，广大农村地区游离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自2009年起，国家开始在全国各地试点推行“新农保”。与以往相比，新农保最大的不同就是改变了过去主要由农民缴费的模式，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中央财政对地方进行补助，并且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
高鉴国指出，从长远来看，由传统养老模式发展到依靠社会、政府来养老，即以“社会养老”为主、以“家庭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是农村养老发展的一个大方向，而“新农保”是一个支柱性的制度。“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根本措施，尤其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但是，这项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五
笔者带着诸多疑问又来到平阴县孝直镇孝直村。该村是一个大村，1100多户、3700多口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582位，占到全村人口的15%，老龄化问题已经显现。但是，在这里，养老问题呈现的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祥和景象。
在孝直村转一圈，听不到谁家闹矛盾或不赡养老人的事。若将时间上推到上世纪80年代，在孝直村因赡养问题引发的纠纷与其他村庄并无二异。
自1989年起，孝直村开展了评选“五好家庭”的活动，其中“尊老爱幼、孝敬老人、教育好子女，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好”成为评选“五好”的重要条件。也由此确立了“即孝且直”是孝直村的立村之本，也是孝直人的做人之本。
村支部书记殷景玉说：“评选的主要目的是要督促村民学好人、做好人。”与简单的评选方式不同，孝直村的“五好家庭”评选活动是记名限额投票，设有专项奖励基金，实行“五好家庭”奖金转股份、与集体企业效益挂钩的办法。不仅对获奖家庭给予奖励，而且对选对获奖家庭的推荐户也要奖励。同时规定，如果获奖家庭在一定期限内违反了村规民约，可取消当年参评资格及前几年的荣誉和奖励，推荐户也要受到“连带”责任。该项活动开展以来，村风村貌大为改观，尊老、爱老、敬老之习也蔚然成风。
2008年，村里又开展了“三星”评选，即评选出代表孝直人做人准则的正义、敬老、奉献之星。“让有名的人有利，让有名的人成为村民们学习的楷模，引导村民争先创优，从而影响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这是评选的目的。”殷景玉说。
另外，从2005年起，孝直村开始给60岁以上老人发放基础养老金，当时设立了三个档次：60岁至69岁的老人每月50元，70岁至79岁的老人每月80元，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100元。在2008年，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提高到了80元，并且对此出台了新规定：凡老人所在家庭为村内各项公益事业积极捐款的，按累计捐款额度返还一定比例到老人的养老金当中。“这一措施就是要让村民懂得只有集体发展好了，家庭才能得利，个人才会有好处。”殷景玉说。
最让农村老人头疼的医疗费问题在孝直村也变得不再棘手，因为村里拿出一部分资金承担了村民“新农合”缴费的50%，并且成立了慈善协会，将村民们的捐款集结起来专门用于助困、助弱等项目。同时，村里决定拿出专项资金用于大病报销，除了“新农合”报销一定金额之外，医药费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村里给报销20%；而3万元以上的，村里报销30%；报销上限为3万元。
张书华老人曾因直肠瘤在县医院动手术，花了3万多元。“当时享受‘新农合’报销了25%，村里慈善协会又给补助了一些，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不过要是换到现在，除去‘新农合’和村里报销的，自己也就承担几千块钱。”张书华说，这项规定让村里的老人们一直津津乐道。
六
在农村，对于养老困局而进行的各种探索几乎从未停止过。那么，其中有的养老模式是否值得推广？笔者在此继续略举一二，以与读者们探讨。
在宁阳县鹤山乡赵庄村，有一个基于家族基础建立起来的养老金托管中心，每年收取子女该上交给老人的养老金，然后每月定期向族内老人发放。
托管中心发起人孙牧业介绍说：“养老金托管，主要是基于家族内部的威严和信任而能得到有效执行，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族内老人的养老难题，保障了老人晚年生活的质量。”
四年前，孙牧业从秦皇岛民航内退后回到村里，因为在外边工作见过世面，同族的一些老人会找他说说自家的烦心事，他听到最多的还是养老问题。经过认真思考，孙牧业想出了养老基金托管的办法，随后在族内成立了“养老金托管中心”。
该托管中心由族内推选6人共同掌管，具体做法是：每年大年初一，在子女们回家过年之际，由托管中心组织召开年会，把每户孩子一年之内该上交给老人的养老金一次性收齐；同时，本着男女都要尽养老义务的原则，在外嫁的女儿于大年初二回门之时，收缴女儿应交的养老钱。然后，由养老金托管中心存到银行进行代管，每月1日～5日定时取款并送到每位老人的手中。这种方式实行后，受到族内老人们的一致欢迎。
在地处鲁西北的武城县鲁权屯镇，“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一度成为当地最大的难题。
2008年10月，该镇朱家圈村的王振起、王金海等几位老人，共同提议成立老年人互助会，经全村老人投票选举产生5名管理委员会成员。互助会旨在帮助调节家庭矛盾，协调处理婆媳关系，并组织老人开展各种文娱活动。
老年人互助会会长王振起说：“让‘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让身体壮、有能力的老人帮扶体弱的老人，这就是我们成立互助会的主要目的。”按照分工，管理委员会成员对村里老人实行分片包组，每月至少到辖区内老人家里走访一次。同时，互助会还帮助制定了《赡养承诺书》，并对子女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村里的老人们长期在一起生活，对彼此的生活习惯及性格等都比较了解，通过老年人来解决老年人的问题，有时比依靠村委或政府要容易得多。”鲁权屯镇党委书记刘杰说。该镇及时总结了朱家圈村老年互助会的经验，适时向全镇推广。
从整体来看，“新农保”的推行表明国家政策已经开始向农村倾斜；从各地涌现的养老模式来看，无论是签订家庭赡养协议，还是养老金托管，以及成立老年人互助会等，均是基于巩固家庭养老模式而做出的积极探索；从长远来看，我国农村养老将逐步实现由“家庭养老”到“国家养老”的转变。但是，完全依靠国家养老，至少在当前条件下还不现实。不过，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养老方式互为补充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模式，最终为农村老人撑起一个完善的安全保障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