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次考试，我被任命为首席翻译。
1981年5月的夏天，关中大地炎热难当。一天下午，下班的路上，同科的老方说，听说外单位要借你们英语翻译去伊拉克干劳务。听到此话，我心里一动，真的机会来了吗？回到家里和爱人一说，她也为我高兴。一天，晚饭后，正在乘凉。老方来访。他说，他这次也要试一试。他尽管不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但毕竟在西安交大毕业前三年被抽出来进了英语专业班。那是为将来准备师资的。又经过这么多年搞资料翻译，很想借此机会试一试。我听后，心里不以为然，觉得他当口语翻译怎么可能呢。我是外语出身，不经过西安红旗厂和几年来的锻炼，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拉上去派上用场的。他实际上任何口语工作都没搞过，去了怎么能胜任。但是当他面，我不好泼他的冷水，只是哼哈地应付着。他又提出，听说铁道部来借人的已经到了厂里，他很想与他们先见上一面，了解一下情况。我说那你尽可以去看看，肯定住在招待所里。他却邀请我一起去。我说，我心里十拿九稳，根本没必要与他们打什么招呼。可是他一再坚持要我陪着他去，否则他一个人不敢去。无奈之下，我只好穿上衣服，与他前往招待所。
招待所接待室里没人。走廊里也喊不到服务员。我灵机一动，咱们不是可以翻一下住宿登记本吗？登记本就在办公桌上放着，在近日住进来的人中，果然有两个人是从铁道部来的，一个姓詹，40多岁，一个姓陆，是个年轻人。按房间号找去，屋里有一老一少。老的穿着背心裤头，躺在靠门的一张床上，扇着一把大扇子。年轻的那位，戴付眼镜，正坐在桌子边上写着东西。我们相互做了自我介绍，讲明了来意。詹讲，他们是从南方转过来的，准备此行能借到300个翻译，部里与你们四机部达成协议，下文件征借不少翻译，记得从你们厂要借调10名。我讲，我是北京对外贸易学院68届毕业生，很想利用这次机会去国外锻炼一下。他讲，那很好，他们正需要大量像我这样的人，欢迎我去。三两句话之后，便该老方说了。我先介绍了他的情况。詹在听到方是西安交大毕业，又受过英语训练之后，大感兴趣。他讲，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说起来他们还是校友，因为西交大也是上海交大分出来的。他也是学理工的，干了这么多年，翻译这工作也能胜任，相信方也没问题，就耐心等待考试吧。
第二天，干部科长招集我们所有的英语人员在招待所开会，传达部里的文件。此事早已在同事们中传遍，知道这次是借调出国，简直是群情激动。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文件说，由于铁道部进行大量劳务输出，特向我部借调翻译若干名，名额见所附分配表。表中开列了许多部属系统工厂、研究所、机关，各多少名。我厂的分配名额是10名，可是那晚老詹听我说我厂现有20多名英语翻译，无事可做，他兴奋地说，那他要争取借20名。当时在家的人都出席了会议。科长传达完文件后，说明这次是自愿报名，然后考试，合格者再体检，照相。当时听到外地来的信息说，伊拉克是沙漠，生活如何艰苦，听说南韩人三个人轮流睡一张床，睡觉没枕头，也没有被子。言谈中也猜想，既然当年坦赞铁路成千上万的人去非洲都是轮船来轮船去，这次近万人在那里干活肯定也是坐船，听说要坐几个月的轮船，途中晕船怎么办？所以在考完试后，尽管我们九个人也都进行了体检，照相，上报，但对国外的情景还是一无所知。此事过后便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人们急切地要知道这事到底能不能成，纷纷催促我写信打听一下。在两三次去信均无回音之后，我便向北京的同学打听。他回信讲，他也知之甚少，不过听说当时回国人员买14〃菲利浦彩电才500元钱。当时国内个人家庭中还没有彩电，大多是托人用票买的9〃黑白电视；若有人买到12〃的黑白机已经很了不起了。看到这些，我们几个更加焦急，一定要想办法弄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去，别是又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既然几次去信都不回答，这次我写信语言要强烈一点，也许能回信。这样，我语言强烈地写道：对此去战火纷飞的伊拉克，我们的家人都很担心，在国内打听一下情况都无人理睬，将来去远离万里之外的别国他乡，一旦遇到些具体困难，恐怕更是无人过问了，这怎么能让我们的家人放心？所以，一定请他们回答我们的问题，我在信中一共列出10个问题。这次在信发出去没多久，果然有了回音。是铁道部负责此事的老吕来信。他对10个问题逐条回答了。大致是来去都坐包机，国外收入每月要多达100多外汇人民币，回来还可以购买免税商品。这样我对大家说，哪怕最后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去。爱人支持我的想法。可是当时的两个孩子还小，大的才8岁，二的才7岁。她一个人怎么带她们？两年能坚持下来吗？老家在东北，又指望不上。我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爱人也知道要拦也拦不住，不过她一向大力支持我的行动，在事关专业的一切活动中，不知一个人承担了多少困难。记得刚来咸阳时，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几乎一样大的孩子，送托儿所要在路上走一步倒一步地轮换抱她们，终于有一天累垮了，卧床不起，在领导的催促下，我匆匆回去看了一趟。现在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可是为了干上本行工作，我是什么都不顾了，也没考虑那么多。在这一点上，这么多年来，你要说我太自私了，一点也不过份。现在想起来的确是不顾娘仨的死活，坚持要出国。可是，想到今生今世出国的机会几乎没有，即使有零星的机会，还不够那些整天围着科长夫妇屁股后转的那些人们分的呢，自己还不是只有看的份！如此看来，我心情多少能得到些安慰。
那是七八月份的事，可是拖了那么久不说，好不容易来了一封回信，还是不得要领，何时走，根本没提。体检中发现老方的转氨酶过高。他大势喝药，好不容易才降下来，终于也在后来把体检表寄了出去。过了年还没有消息，又无从打听，只好打消了出国的念头，心中好不失望。可是事态的发展果真被我言中，我最后真的一个人出国了。
1982年3月13日。中午下班我正在阳台炒菜，爱人下班回来说，路上遇到了干部科的姓陆的，告诉她，部里今天上午来电话，通知我15日到北京报到，让我下午一上班去干部科。这听起来似乎在开玩笑，我也没当回事。可是当她严肃地重复第二遍时，我才当真相信那是真的。可是15日怎么赶得到北京呢？一切下午再说。可是心情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不知道此去后果会如何。说是被我言中，指的是“哪怕我一个人，我也要去”。这次果然只通知我一个人去北京。我想，既然这决心早已下了，何必再多想，别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呢？
下午，去了干部科，陆和科长把情况介绍了一下，说是根据出国的准备情况，我必须15日去北京部里报到。我提出时间这么紧，我怎么可能赶到部里？火车票特别难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有人说，那还不如坐飞机，其他人说，想都不要想，那么贵的票怎么报销。科长说，可以，时间的确来不及了，你就坐飞机去吧，反正机票由铁道部报。可是买机票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办到的事。三找两找地，我也没办成。这时，也是外办的日语翻译小姜跟我说，告诉你个秘密，咱们厂的小王，她姐姐在民航工作，每人每月可以为关系密切的人买两张机票。你只要找到小王，让她给她姐姐写个纸条，一定会买上的。咱们厂头头有急事买机票都是找的她。可是我又不认识她，怎么求？去爱人那里一说，正好因为工作的关系，她经常与小王打交道。于是，她带着我去找小王。只一说，小王立即答应了，随便找了纸笔，写了一句话。我对这巴掌大的纸条将信将疑，小王说，没问题，直接到西安机场，找我姐姐就可以了。
下午，爱人请了个假，陪我上街买些长期在外需要的穿用的东西。我在这方面可是一点主意也没有。当年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也都是她自己不声不响地准备了一包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这次，还是这样。第二天，3月14日。娘仨为我送行。我扛着从厂里借来的箱子，手里还提了一个空的，去公共汽车站坐到广场，换乘去西安的长途汽车。当时，根本没想到向厂里要个车，那可恶的科长就像根本没发生什么事一样，不管不问。我生性好强，对这种势利眼，一概不屑一理。不管他什么科长还是处长。
到了广场，我弯下腰，亲了亲两个小东西，与娘仨挥手告别。车，开动了。回头望着那双个儿刚过膝的女儿，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为了前途，为了外语，我不得不离开你们而去。妻子，你又要受苦了，一个人带着她们俩真是够你受的。车，走远了。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没让它掉下来。同座的一位中年人问我带这么些箱子干什么去，我说是出国，要二年的时间。说到这里，心里一阵发酸。二年，多么漫长的岁月。那个陌生的战火纷飞的沙漠国度里，等待我的到底是什么？
此时又让我想起考试时的场景。这一切是那么平淡地过去了。书面考试是英译汉，一篇有关美国卡特总统访华时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是“在这春季开始之时，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正开始走向高潮……”如果这样翻出来，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我为了露一手，把“春季开始之时”翻成了“春分”而不是‘立春’。事后发现，已经晚了。对季节一窍不通的我，故作斯文，结果弄巧成拙，尽管这无关大局，但毕竟有失高雅。
口语考试随便谈了几句就出来了。而老方却足足用了三四十分钟才出来，并且是最后一个。他着急地问我，你才用了那么几分钟就完了，我被盘问了快一个小时了，肯定没希望了。我说，你大可不必着急。我几分钟那是必然的，无需更多的考核，你如果也这么几分钟，那才是真的完了呢。因为詹是你的校友，出身相同，这已多了几分同情心，花那么长的时间与你谈，正是要全面看看你是否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这说明你大有希望，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来到西安，左打听右打听，还是下错了车--提前一站下了车。两个大箱子折腾得我满头大汗，从大街上走进民航机场又是一段极长的路。此时已近中午，我也知道，搞不好，小王姐姐下班，遇不到她，机票就成问题。如果走不成，我岂不是还要如牛负重，再把这两个大箱子扛回去，明天再来一遍？为难间，一个放学的小姑娘见我很吃力的样子 ，提出帮我拿一个。我把那只空箱子让她拿。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也不轻松，更何况里边还放着个装满东西的手提包。我们终于艰难地来到了候机大楼。我与那好心的小姑娘千恩万谢地道了别。走上台阶，广播喇叭里正好报时--中午十二点整。我赶紧抢到大厅里，已见柜台里的职员们纷纷起身离去。我急忙问清哪一位姓王，递上了纸条。后面走过来的一个长相极像小王的女同志接过了那张纸，看了一眼，回身对柜台里面的一个值班的小伙说，小李，你帮忙处理一下，就挥手离去了。小伙看了看我说，介绍信。我大吃一惊，忙问，什么介绍信？他说，按规定，购机票都要开单位介绍信，难道你不知道？我说，实在对不起，我从来没坐过飞机，真不知道要什么介绍信，不然我一定会开好带来的。他想了一会说，那你身上有什么证件？我说，有工作证，忙递了过去。他接过工作证，把号码记了下来。随后查了一下记录说，你坐下午三点的飞机走行吗？我忙说可以可以。说着，交钱办了手续。他又把我那两个箱子办好托运，放到随机行李堆中去了。谢了谢他，这时全身才放松了下来，肚子又咕咕地叫了起来。在一边的柜台上胡乱地买了包饼干，吃了起来。两点钟左右，两辆红旗轿车停在了门口，一位白发老者，拄着根拐杖，从第一辆车上走下来，直奔贵宾候机室；后辆车上下来五六个和尚，一色的新袈裟，不知何方师傅。开始登机了，那时好像还没有什么安全检查。我随着人流登上了飞机。这飞机和电影里的一点也不一样，那小窗户好像小得不得了。我坐在了最后一排的一个座位上，看来飞机还是满员呢。没有几分钟，一个提着两个旧旅行袋的中年人从前面转过来，坐到我的外边，嘴里嘟哝道，我本来坐在第六排，可是服务员说是赵朴初带来的人上来了，把我们赶到后面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之所以与和尚同行，是因为他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还是著名的诗人呢。飞机就要起飞了，那人指点我如何系好安全带，一副常坐飞机的老练表情。一种紧张、兴奋的心情涌上心头。发动机起动，加速。强大的震动声，有如置身于机声轰鸣的机加车间。那是架三叉戟飞机，第三个发动机装在尾翼上，而我正坐在那发动机的前方，不但耳朵被震得阵阵发痒，而且全身还能感到一种被机身传递过来的震动。飞机几经加速，七转八拐地滑行到了起飞跑道上。一阵急剧的震撼，飞机飞也似地向前方猛冲过去，转眼间，飞机已经离开了地面，几乎成45°角地头朝上，直指蓝天，一种描述不出来的感觉。达到高度后，飞机放平了，噪声如旧，小姐们马上推着小车开始上饮料、点心。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的紧张心情顿时放松了下来。此时此刻，才忘掉了这忙乱的中午，充分体会到一种极其轻松的心情。一生中，当一个能使顽皮男孩心驰神往的翻译之梦、出国之梦，在今天，在我身上，终于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