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圣诞节那天，时任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还和我们一起，陪同联合国官员和美国教师跳起了舞。
转眼，传来了使我永远熄灭了的希望重又迸起了几颗小小的火花的消息。联合国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联合建立北京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发出了文件，决定从全国招考外贸与外语人员，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承担此项教学任务。招生简章说，通过半年学习，培养国家外贸人员，并且选择学习成绩优秀者前往加州大学留学。全国分十大考区，我们正处西安外语学院考区。英语人员中有九个报名应试，并且以八个录取，一个备取的成绩占据了西外考区200多名考生中录取的14名中的大部。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我们九人分别先后两批赴京报到就学，我是第一批入学的，并被选为班长。这里共有七名美国老师。教务长是泰勒，一位年过五十的教授。记得老师都是年轻人，印象深的男老师有麦克，女老师有鲍博、维奇和杰塞特。杰塞特是我们的班主任。每班配备一个从外贸学院及外交学院抽调来的年轻老师进行辅导。我们的班主任姓冯，外贸学院来的，一个既活泼又认真执教的小伙子。
在那里，我们学习了英语、美国文化、经济管理以及人类行为学等。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外国文化是外国语言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第一次听说了美国人的个人独立性。他们从孩子幼年开始进行独立发展的教育。美国的法律制度、文化背景和人际关系。泰勒夫妇还先后邀请我们到他们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家里做客，第一次被外国人用自己亲手做的小点心、桔子汁招待；第一次发现他们对手工制品的喜欢；第一次听说美国人在兄弟姐妹、夫妻、甚至父子、师生、同事间互叫名字以示亲近；第一次听说儿子成人后便要一切自理，甚至在工作后仍住在父母家中还要付房租，而儿子替父母剪草坪，父亲还要付他工钱；第一次惊讶地看到老师讲课不是站在讲桌后面，也不是坐在破格地摆在那里的一把椅子上，而是正对着学生，坐到了以课桌充当的讲桌的上面，并且在讲得兴起时竟两腿也支在了上面，使注定极严肃、极令人拘束的课堂变成了畅所欲言、忘记了英语是外语地交谈，甚至相互争论、批驳；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那么多原版美国电影，读了那么多英语教学读物，英语报刊杂志，听了那么多数不胜数的各种水平的教学录音，看了那么多教学录像。这一段学习，使我毕业十多年后有机会系统而全面地巩固了英语这门语言的基础，打下了极好的英语口语表达和听力的基础，使我对极不习惯的美国英语的用词和发音习惯了起来。
联合国的官员们经常来视察，当时任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也在圣诞节那天陪同联合国官员来视察，还与我们一起跳舞。那是一段既令人难忘又受益匪浅的经历。1981年春节前夕，我们毕了业，发了毕业证书，又回到了工厂。
在这一段半年多的学习中，接触最多的当然是班主任，一个是美国的杰塞特小姐，一个是那个中国小伙子，人们叫他大冯。
杰塞特，通过我半年的接触与观察，是个性格腼腆、有如东方女性那样纯洁的姑娘。长着一对蛋青色的大眼睛，留着时髦的短发，穿牛仔裤。有时在课间休息时能与大家随意聊天，仔细地听人们说话。跳舞时也能活跃地与大家一起跳来跳去，就是在全体教职员工及学生大会上发言方显得拘束，给人一种教养良好、为人师表的感觉。上课时，讲解耐心，临考试时也担心自己班的学生考得如何，抽出时间重点地领着大家复习一下所学的课程，事后发现好多都是考试内容。与她相比，鲍博则年龄要大些，30岁左右，更活跃，盛气凌人。维奇是个个子矮小、活泼有余，是文艺活动中不可多得的积极分子。通过与她们的接触，使我们更了解了美国人，发现她们也和我们一样，也有喜怒哀乐。因为我是班长，与她们，尤其是杰塞特接触机会更多些，所以感受也多些。
泰勒则是个有学者风度的长者，极有组织学业的才能。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美国人近似疯狂，对婚姻的不严肃，可是在他身上看不出来。圣诞节跳舞时，他也只是和老伴站在一边慈祥地看着。他的老伴负责发放小食品，他本人穿上了圣诞老人的大红皮装，头戴长长的拖着一个大绒球的帽子。挂着雪白的长胡子，先把装那些瓜子花生的小食品，用大口袋扛来，好一派节日气氛。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不由你不激动，不兴奋。他学有所成，图书馆里我们学习的图书中就有他的杰作。记得有一本是日语教科书。他和老伴结婚三十年，爱情始终不变。可能这也说明纯洁的严肃生活在年纪稍大一些的美国人之中原来也是极普遍的现象。
大冯则是个活跃分子。英语极好，性格爽朗，平易近人。因为我是班长，与他打交道的机会最多。经常和别人强行敲开他的宿舍门，偷偷取走电视柜的钥匙，看那些极引人入胜的足球比赛。而这是校规所不允许的。可他怎么能抵抗得住我们的狂轰滥炸。记得有一次很重要的期中考试，试后有一门，我怎么算也不会及格，使我担心得要死。可卷子发下来，却发现正好61分。原来是他做了手脚，有些题在我看来根本与答案不一样，可他牵强地去理解，也不能说一点不着边际。结果2分的这种小题，他都一律给我打上1分，这样三凑两凑，我居然及格了。
说到这里，使我又想起毕业考试的成绩。美国考试是以A、B、C、D作为判分形式的。全校不乏得多个A者。而我却一个也没得上。因为我那干什么都不能持久的老毛病是从小就养成的。学习时间，就感到课程枯燥无味，总是跑去看电视。因为找到知音是不难的，总有几个情投意合的家伙可以合谋潜入电视机室去大饱眼福。这和在大学时期简直同出一辙。看着全是B的成绩（六门如此，另一门是毕业论文，全体学生的成绩全在C以下，也有不及格的。我也是C，是我七门中惟一不是B的例外），心里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当时又忙于收缴学习用具，帮助教务长作些事务上的收尾工作。我在最后的一天，告别了老师同学们乘车回到了位于三里河的四机部招待所，也就是我常驻过的地方。小周发现我的一道选择题全部答反，记得有一道是罗纳德·里根姓名的拼法。这一下子使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答题时觉得这道题没有不会的，信手全划了出来。可现在看来却是按规定符号全部划反了，因为那是唯一的一道选择方式的大题，所以始终没有发现。
招待所里我犹豫再三，还是拿起了电话，给位于南辛庄的学校去了电话，找到了泰勒，讲明这一具体问题，并且讲，我由于当班长，事务性工作太多，尤其是毕业时，精力受到很大影响，以致连这种愚蠢的错误都没发现。我全部成绩没有一个A，全部是B，如果这道题不是因为疏忽，也应该是B而不是B-，并且实际上我是全会的，不然也不可能全部盲目地划成相反的结果，那道不可能错的小题就是明证。如果根据这一情况予以改正，对我也是个安慰。他听完后笑了起来，又安慰了我几句，答应我先把考卷寄回给他，由他处理。这样，我就在离京前，将卷子寄回去了。不久，我在家收到了由他的秘书写就、由他本人签字的一封信，将我表扬鼓励了一番，连同卷子寄了回来。那一道题终于改了过来，也是B，使我感到无限欣慰。可是谁让我平时不用功，看那么多电视干什么？这老毛病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了吗？直骂自己没出息。
十七
在我结束这一节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另一种大的外事活动，就是说经常被借调到北京参加贸促会举办的外国展览。那种经历，不但是我第一次接触英国专家后的大型场合，而且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那一年，我和老孙被借调北京，参加南斯拉夫工业展览。有了西安红旗厂的经历，这样的场面我是应付自如的。在举行的例行汇报会上，几位塞尔维亚语的女翻译一本正经地讲述她们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深刻感受，让人对她们无限地同情。她们学的语种，注定了使用口语的机会少而又少，除了南斯拉夫，没有任何应用的场所。这又不同于日语。尽管日语的使用仅限于日本，可是中日交流很早就活跃了起来，使得我无数次地羡慕那些日语翻译有那么多的谈判和出国的机会，甚至后悔自己为什么没能学日语。这些女翻译的言谈好比大人们在听着孩子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在水果店里的新鲜见闻一样，觉得幼稚可笑。可是想当年，我连这些肤浅的经历也没有。
一天下午，我所在的展台全体外国人都去长城了，在正在举行的展览会中，弃正事于不顾而去兜风，这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又能作何解释呢？对于外国商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留下了一个老人守着摊子，而这老人又不会讲英语。他对我极其友好，一会儿领我到后边去挑出一瓶酒喝上几口，一会儿又拿出他那盖满了签证的护照，让我看他周游世界的经历。语言不通也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流。不久，我们就成了朋友。临了还送了我一盒香烟，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真是不多见的珍品。
还有一次，一个拄着拐杖的四五十岁的人走了过来，身穿一套已很旧的中山装，戴着一顶帽子，行动不便，神情紧张地找到我，说明要些展览资料。我告诉他，资料有限，不让随便送人。他左翻右翻地掏出一大堆证件，讲他是复员军人，是在战场上负的伤，这次来到这里是多么地不容易。我被他的认真所感动，挑了一大堆资料给他。他激动万分，赶紧塞到外衣里面，千恩万谢地离去。
事情并不总是风调雨顺。这些南斯拉夫人中有一个年轻人，极其活跃，又对工作不是很热心，而是热衷于外出为自己采购。一天，他对我大发脾气，说是资料为什么发得这么快，转眼之间就没有了。我可从来不吃这一套。我正色道，我是翻译，既无义务为他分发资料，更无义务为他保管什么鬼资料。说罢，扬长而去。搬把椅子坐到他们的一个展台上去了，再也不想理他。他看到关系紧张，又反过来没话找话地过来搭讪。我爱理不理地对他。后来，他拿来一本汉英词典和一大张什么中药的说明书，求我给他翻成英语，说是他的哥哥重病多年，很指望这次买些中国的草药一试。这一下，我没有办法了，救死扶伤嘛！我极不情愿地为他翻好了说明书，又仔细地向他描述了中药壶的功能与样子、用法，以及到什么地方去买、中药为什么不能用普通的金属锅去煮的道理。他又是递烟又是敬酒，气氛稍微有所缓和。与他一起的，有一位中年妇女，平时为她翻译实在费劲，因为她经常在讲英语的过程中把不会的英语词用塞尔维亚语代替，弄得我哭笑不得。她看到我与那位仁兄的紧张关系，特意送了我一大盒巧克力，被我没好气地扔到墙角里我的那些字典和零星用品堆里，口头上当然还是要表示感谢的了。她知道这一切不是冲着她的，而是给那个人看的，她又拿出本子来，让我留下地址，说是回国后，让她的儿子与我通信。
临结束时，我还与他们的经理在北京展览馆门前合影留念，可是从来没收到那张照片。因为那么大的一个展览，闭馆时听说除了几十份意向书外，只签了一份合同，好像还是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分手时，他们还送了我一瓶酒和几本小册子。
此外我还被省电子局和外贸局借去过几次。其中有一次陪同身份最大的外宾是美国某电子仪表公司的总裁，当过尼克松任上的副国防部长。那次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国人，对他的发音实在不习惯。可是他的夫人是个极友好的老太太，为我还照了不少相。从业务谈判到观光旅游，观看文艺节目，几天下来还真累得够受。不过每次人们都十分满意，除了表示感谢外，还再三吩咐，下次一定还要指名借我为他们帮忙。结束工作后又执意用小车把我送到驻地。经过这么多次的外事活动，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加上刻苦钻研，工作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记得大学一年级时，一次与同学们去颐和园玩。上山的途中遇到一个中年翻译，胳膊上搭着外衣，肩上挎着一个照相机，陪同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国人走过。我心里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那样神气地当上个翻译，和外国人说话就像和中国人讲汉语那样地运用自如，可是从来也不敢想象自己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实现这种梦想。那一段的美好时光，使我忘记了我内心固有的自卑，觉得我是那么幸福。每当我戴着校徽从人们身旁走过，人们投过来羡慕的眼光时，我又是多么骄傲与自豪。这是我从孩提时起就一直做的一场梦。我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了一个外贸学院的学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学习搞好，以不辜负对我寄以无限希望的父母和兄妹，更是要把自己的无限希望寄托在这所学校之中。
大学二年级时，我们常在后海岸边锻炼身体，朗诵外语。那期间常遇到一个扛着鱼杆的老年知识分子。我常与他用英语交谈。他也常常谈起他年轻时的经历，在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见闻。过路的人们常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一老一少怎么能用英语这样热闹地谈天说地。自己每每内心充满得意之情。也正是在那段时期，有一个刚从外语学院毕业没几年，在三机部一个研究所里工作的年轻人，见我在岸边高声朗诵英语便和我攀谈起来。他向我讲述了他在大学乃至走上社会后的经历。他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认识到收听外语广播的重要性，尤其是收听英国BBC广播对提高自己听力的重大意义。他这些当然是经验之谈，也正是我几年后所走的道路。不是有一种“名人指点”的说法吗？正是这些不知不觉的经历，使我养成了爱说，刻苦的好习惯。并且，以上这些活动当然也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只是那一定是很浅的英语。没有校园外的这些活动，也不会使我后来思想一直那么活跃，惹得我们班主任也常在同学们中间夸奖我的机灵。
参加了那么多的外国展览会和外单位的借用，使我也想起了1977年在北京外语干部训练班时，一个女同学大谈她在某年参加展览会的感受。当然她说的都是些外语之外的经历。她讲到宴会的情形，那些从来没见过更没吃过的菜肴食品；那些富丽堂皇的场面；那些令人敬畏的高级领导人以及衣装华丽的外国客人。我当时像听天书一样地竖着耳朵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碰巧她又是一个极富演讲天才的人，使我听得心潮起伏，怨恨自己毕业后为什么没有遇到这种机会；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她和她那位当日语翻译的丈夫一样活跃，在部里认识那么多人，所以才有那么多机会参加外事活动，使自己的口语早日锻炼出来。
这样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而在实现了这一切之后，自己觉得是那样自然，那样平常。随着多年的实践，我的外语水平，尤其是口语，终于达到了“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水平，为我不久踏上出国之途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