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放着团县委书记不当，不远万里跟我去山沟里，屈尊当了名厂办秘书。
农场出来的第一站，当然是沈阳。来到姨母家，一家人格外高兴。表妹也是格外激动。这一次才真地下决心娶她。几天后，我回到了家里。过完春节便是去新厂报到的时候了，此去千里之外，那个陌生的山沟里的工厂使我足足困惑了两年，整天唉声叹气。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上路了。在北京与分到同一个工厂的另外两个同校同学会齐了。一个姓陆，学校时他在英语三班，农场时他任二班班长，北京人，大个儿。另一个姓宋，学校时在英语十一班，农场时与陆在一个班，河北衡水人。火车到达西安后，我们住进了那个三线厂在西安的工作组。那是一个离西安火车站不远的二层楼旅馆。我们三人一起在西安街上逛了一天，还吃了一顿有名的羊肉泡馍。吃过那一顿后，二十年来再也没想吃，只是在集体活动中随同志们或家人吃过几次。我们住在旅馆里等待工厂的汽车。对以后要走的路的绝望，促使我查遍了西安至北京的火车班次，下定决心尽快离开那个鬼地方。人还没到地方，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逃离那里。终于，有一天，厂里来西安拉货的卡车到了，我们仨人坐在敞棚卡车上，翻山越岭地来到了工厂所在地，陕西商洛地区洛南县的一个深山沟里。那是一座四机部建的三线厂，是搞电子元件的。所谓三线厂，就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毛主席决定把大城市的一些关键性军工企业撤到深山沟里，“三线”，也就是第三条防线之内的意思。这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那几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三线厂的实在太多了。我所在的这么个一千来人的小厂，前后分来的大学生达100人之多。
入厂后便是劳动锻炼和形势教育等。由于我对前途的悲观，由于我一到厂即找到了管人事的科长，讲明要求调回东北老家的想法，我被分配到了“地材组”，负责基建时期地方材料的准备，也就是砖、瓦、灰、沙、石。陆由于活跃的性格，被分配到了政工组，宋分到了供应组。我整天与当地民工打交道，每天几十辆上百辆汽车的沙子、水泥和砖等由我们组织民工去卸，有时值班到深夜。宋当上了采购员，常年在外地出差和催货，陆则每天手里拿着个大本子，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我实在是最窝囊的一个了。
我担任的工作是组织民工装卸车。由于刚走上社会，有时就干些愚蠢的事，有些过分认真。负责卸车，每日里就要与司机们打交道。他们大部分是由部队转业回来或从北京公安局调来的，转业人员大部分是当地人，北京公安局的是当时在某农场干活，为了解决两地生活问题而调来的。因为他们的妻子是四机部北京七一八厂的职工，而我所在的工厂又是七一八包建的，所以他们就调来了。我们厂代号是八九五厂。先说部队转业的司机。其中有一个姓陆的，平时蛮横无礼，人称陆疯子。一天，他把车停在路中间就去吃饭了，后来来的汽车过不去，堵了一大串。这时，没人敢去叫他把车移开，我去。他极其无礼地予以拒绝，并且语言不恭。我说好，你可以不动车，后面的车我决定不卸了，并且那些车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他尽管嘴硬，见到我这么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也毫无办法，只有骂骂咧咧地把车开走了。此事一时传为奇闻。再说那些公安局的。其中有一个平时也是性格古怪，没人敢惹。一天，厂里开全厂大会，我在值班等车。他拉着一车沙子回来了。本来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个车停在那里，有四个民工在卸。他却不问三七二十一地把那个车的人全部叫下来先卸他的车，气得那个司机没有办法，又不愿与他废话。我当即把那些人叫住，让他们继续卸原来的那辆车。我说干什么都有个先来后到，你必须后卸。他却口中振振有词地说是厂里开大会，很重要，要去开会，所以一定要先卸。我说，好，既然你这么积极，你就先去开会，散会后车也卸完了，你照样可以在下班前把车开回车库去。他却不再理我，强令那些老百姓赶快卸他的车。那些人没办法，只好乖乖地往他车上爬。我大喝一声，都给我下来，谁今天要是先卸这个车，我不给他开票，你们拿不到钱，白卸！他们不得已，只好又跑回原来的车上去了。他气得鼓鼓地，而又毫无办法。经过这些事，我平时与这两个司机反而不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后来，他们认为我这个人不错，还张罗着为我介绍对像。尽管没成，我们的关系却比别人的密切。
幼稚的行为还不止这些。有一次，民工从60里开外的洛南县城用架子车往厂里运石块，以量方计价。我无意中发现其中有人作弊，用大石块砌成空心，在外面伪装成石堆，以骗取运费。我当即把他押送厂部，那时还叫革委会。把人带去后，却无人爱管，弄得当时非常尴尬。我突然发火道，你们管不管？不管，以后我也不干这差事了，这难道不是诈骗行为吗？国家的钱被他们骗走，你们就不心疼吗？见到我发怒，一个副厂长才出面，假模假样地把那人训斥了一顿，气得我拂袖而去。
以后，这样的事太多了，我也懒得再去管闲事，反正组里还有组长，我何必操那份心。可是还是出事了。我们组里有个转业兵，姓杜，与我住在一个宿舍。他住在外屋，我住在里屋。在什么情况下他搞的名堂，我不知道，反正有一天，全厂大会，处理违法乱纪者。他是其中之一。他与运沙子的老乡串通一气，开假条子冒领运费，被发现。记得是三十多方沙子。尽管一粒没运来，厂里却为此支付了几百元钱，他与那人私分了。记得给他的处分是候补党员延期转正。这使我非常震惊。在我走上社会没有几天的时候，碰上这样令人不敢相信的事。人们怎么会那么大胆，那么贪婪？他们这样做为了他们的家？为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可到头来不正是害了他们吗？难道这简单的道理他们都不懂？现在，我已经工作了近三十年，至今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也许，我没有遇到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机会，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有一点是我们古人早有明训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听说我在学生时代的一位女同学，记得是一位很漂亮的天津人，几年前因为当上了一个什么公司的副总经理，贪污受贿二百万人民币，被枪毙了。我们尽管已经过了青春年华，但是，我们这些同命运的人，在历尽了艰辛之后，才刚刚安顿下来，刚刚摆脱了几十年的苦难，我们为什么不去珍惜这一切？
刚刚来不久，我因为与表妹通信中断了好长时间，写了好几封信也不见她回信。我顿时慌了手脚，每天盼着她的信，可是就是不见她回信。同志们一再安慰我，说是她是不是工作太忙，或者是到外地出差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些宽心话。我先后写给与我农场同班的分到沈阳工作的黄克俭和我的姐夫写信，请他们帮我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能作到的也只是安慰我一下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信给父亲，说明情况，并且要求父亲在收到信后立即打个电报来，就说母亲病了，让我回家看看。否则我不请假，哪怕是旷工，我也要回东北去。就在收到电报的前一天，表妹的信终于到了。原来她是去营口实习了好长一段时间，厂里根本不可能把我的几封信转给她，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经此一段折磨，我还是请假回东北去。临上车打了个电报给表妹。车到沈阳，她已经在门口等着我呢。到了姨妈家，姨妈埋怨我不该这么远请假回来，花了不少路费。表妹夜班，白天陪我上街，我们还一起照了相，还互相交换了手表，还领她到黄克俭那里去玩了一趟。一颗心就这样地落了地。
回厂后，一切正常，通信不断。可是有几次表妹信中谈到父亲生病了，弟弟妹妹们又小，使她很是着急。言语中并没有一点儿埋怨或不想来往的意思。经过了前一段的风波，现在见到她如此诉苦，我顿时火冒三丈。回信说了些不高兴的话，记得还说过你父亲弟弟妹妹如何，与我毫无关系，我并没有照料他们的义务。这句话肯定刺激了她，回信表示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不会连累我。这样，我又发了一阵疯，又是道歉又是劝说，可是她再也没理我。好不容易挨到春节回家休探亲假，临上车时又给她打了一封电报，可是下车时没见她的身影，心里一下子凉了下来。到她家，姨妈还是照样对待我，说是我们的事她不管了。不知几个夜晚，我与她相对无言，无论如何她也不再理我了。我该走了。一天清早，我走了，我们又把手表各自换了回来。她送我到汽车站，我没有上车，她陪我走了一站，又劝我上车，我说你回去吧，我想多走走。她犹豫了一下，让我路上当心，就默默地回去了。我离开了沈阳，再也没有回去过。好多年，我心里总觉得我对不起她的一片诚心。从一开始，我自卑的心理极强，不忍心拖累她离开沈阳这个大城市，离开父母弟弟妹妹到千里之外的山沟里去，可是她一直很想得开，向我讲述她的伙伴们的情况，有时夜班还领我到她厂里去，陪着她们几个姐妹们值夜班。这一切是多么美好。不是有句话说，当你拥有时，你毫无感觉，当你失去时，方知你原来的拥有是多么宝贵。由于我的内疚，多少年来我一直没好意思再去姨母家。尽管我的姐姐、弟弟和妹妹们还一直与她们有来往，我却永远失去了再见到她的勇气。后来听说她的父亲去世了，后来又听说她与一个工人结婚了，又听说她的丈夫工作中摔断了腿，听说她的三妹犯病时喝错了药，死了。听说姨母又找了一个老伴。这一切是从兄弟姐妹的口中听到的。他们就像谈论自己家里的事一样地在谈论这些，而我却是他们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资格谈论她们的人。
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我似乎平静了下来。由于厂里基建接近尾声，我调到了情报室。由于情报室是属于检验科的一个部门，使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进而又改变了我的精神面貌。在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一个姑娘，并与她产生了好感，有了来往。那是我年轻的心中第一次出现的黎明的曙光，使我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检验科以女工居多，其中有一些刚招进厂不久的徒工。我当时刚毕业，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在徒工中有一个年龄较他人大些的本厂子弟，当时知道她小我六岁。她年轻、漂亮，是南方人。由于宿舍住对门，用的是我们门前的自来水龙头，我们有了来往。她善解人意，不时地帮我做这做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自己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活泼可爱，是文艺积极分子。我想，除了我是大学毕业，又是学的外语之外，我写得一手好字，能画些黑板报之类的也是引起她注意的原因。她平时叫我“翻译官儿”，而不是刚认识时的“师傅”。星期天无事可干，我也找借口去她们车间闲聊些家常，晚上也常去车间坐在一起谈话。我们相互间已经了解得很多，每每见面总是极不自然，不好意思的感觉。我已经说过，我一直很自卑，对女孩子没有奢望。加上工资低微，不注意穿着仪表，长相也肯定属于难看的那一类，所以遇到了她，而她又对我那样好，真使我既意外又高兴，当然更怕失去她，一起的同志们发现了这秘密，时不时地说，怎么样，需不需要帮忙的玩笑话。幸福的时刻总是去得快，有道是“好景不长”。一次无意的事件，使我最后还是下决心离开了她，尽管很痛苦，尽管使她大出意外。
一天，全厂开大会，我排在队伍里，坐在小櫈子上无精打采地听着主席台上不知什么人在讲着什么。军代表杨队长开始讲话。那发言也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内容。可是，突然间传进耳朵里这么一句：“现在发现，有的人与徒工谈对像，这是不允许的。今后发现谁与徒工搞对像，一定要严肃处理。”听到这里，浑身一下子冷汗直冒。我知道他不是在说我，可是我现在不正是这么做的吗？想到这后果，心里真的直发抖。几天来思想反复斗争，使我下定了决心，逐渐地疏远了她，一下子，心目中那种神秘、幸福、激动的感觉全部消失了。整个这过程，我是有那么纯真和珍惜的感情。可是她呢？也许对我像对待无数个她所认识的人中的一个？是年幼无知，与人为善的心态？那么是我一厢情愿？我心里越想越冷，真是万念俱灰。这事儿来得那么自然，那么缓慢，去得又是这样突然，这样难过。那是我一生中受到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是一段纯洁的美好回忆。
不久，大妹妹见我总是无精打采的样子，来信介绍了与她共事的一个姑娘，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妹妹当时在县里的一个公社插队，被抽调公社当代课老师。与她在一起住的那个姑娘是公社中心校的教导主任，在小学时是我的下一个年级。她弟弟则与我妹妹同班。哥哥也来信讲，他认识那个人，很不错。这样，我们便开始了通信，后来应我的要求，妹妹还寄来了照片。通信中我叙述了自己的悲观厌世的心态，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她则在信中开导我，认为现在国家正处在非常时期，将来一切会走上正轨的，大学生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话题还涉及到文学和对时世的看法。我觉得她的层次当然与众不同，因为她当时是党员，又当着干部。这样通了不少信，有些对现实的观点与我一样。
又到了探亲的时候了，我回到了家，她也从公社调到了县委，任青年组组长，负责筹建团县委，相当于后来的团县委书记，而县委会离我家也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一天，她在同伴们的陪同下，来到了我家，我们谈了几句话，她就走了。后来，来往逐渐多了起来。她常在我几个妹妹的催促下来到我家，有时母亲见我心烦意乱的，又派一个妹妹去找她。我有时在晚上到她的办公室去，陪她洗衣服，与她在一起，心情豁然开朗，总觉得自己是个最幸福的人。所不同的是，与我表妹或那个对像相处时，我总是居高临下，总觉得她们是个比我小得多的小妹妹，既可爱又天真无知，而与她在一起，却总有一种终于找到了依托，有了靠山的感觉。从第一天起，在精神上我便是依附于她，一种天然的自觉地跟在她后面走的感觉。不久，她要回家探亲。她家是个离大连不远的一个矿区。我坚持要随她去，她犹豫了半天，还是答应了。到了她弟弟家里（因为他们的父母早已去世，全家只有他们姐弟俩，而且弟弟早已结婚，还有一个满处乱爬的孩子），弟弟对于我很热情，尽管不太爱说话，但却非常实在，对我很好。刚到不久，我坐在炕里，她在地上洗脸，我突然发现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这是我从认识她以来一直没有注意到的。突然间，一股自卑感油然而生。心想，我这么个碌碌无为的人能配上她吗？她真的能嫁给我吗？就这样，我无端地苦恼了几天。（下图：于文梅（作者夫人）退休前）
每次春节，我又该回厂时。家人和她照例都说些关怀的话。可是我夜不能寐，总觉得要离开她就一定会失去她。可是现在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卑，那样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一定要抓住她。
这决心促使我对自己的过去作了一番总结，自己不缺鼻子不少眼，为什么在处理个人问题上总是那样自卑，总怀疑自己配不上人家。大学毕业的身份之所以鼓不起我的勇气，是因为大学毕业后灾难性的分配，以为进了山沟，就等于被社会判处了死刑，永无翻身之日。如此胡思乱想，搅得自己每日里才这样魂不附体，对前途永远失去了信心。
通过与她的交往，是她那敏锐的头脑、大度的处事心态一下子感染了我，使我如梦方醒。这样，我们便顺理成章地结了婚。父母兄妹自然高兴得不行。他们终于为我这个老大难解决了终身大事。而她的出名并不在于她在社会上事业有成的现状，而是她远近闻名的人品以及她在年轻姑娘们心目中的高尚地位。因为她姓于，便有了“鱼（于）美人”的别名，是那些姑娘们对她的戏称。 看到这一切，我实在太满足了。我的满足不仅仅在于终于找到了能够伴我一生的人，而且还在于她能在我迷失方向时给我以指点，使我无论在如何困难的环境下都能够对前途充满信心。我之所以无数次提到爱人和朋友的无比重要，正在于此。
为了尽快把她调去，在我们结婚后第十八天上，我匆匆登上了西去的列车。那是1972年3月份。回厂后，向厂里提出申请将爱人调来。厂里立即发函联系。这样在当年8月份，手续已经办好。我又一次登上了厂里要去北京修理的黄河卡车，前往北京，为的是省几个钱。途经郑州，我给家又拍了一封电报：“现在途中，即刻到京。”爱人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一到北京，即发电让她来京。这样，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游玩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坐火车直奔西安。厂里那时还没有大轿车，我们是坐在大卡车的上面，与人们挤在一起进山的。所有的家当就是她通过同学买的一对衣箱和一个装些锅碗瓢盆的木头箱子。
车子行进在秦岭山区，望着头上顶着衣服遮着阳光的妻子，我的自卑感突然间又冒了出来。她放着团县委书记不当，不远万里跟我去山沟里，这到底为什么？我真的就那么好？我下决心一辈子对她好，一辈子也不让她离开我。车到厂时，我们住进了自己的家，一生中第一个自己建立起来的家。
她分到厂办当秘书，我还在情报室当翻译。幸福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年八月底，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取名苏南，取洛南所生之意。那孩子实在令人喜欢，人人见了都想抱上一抱。由于我从小长大一不会洗衣服，二不会做饭。所以爱人负责洗衣做饭，干家务，我则整天带着南南。生活尽管清苦，但也觉得幸福。我平日里生活上的无知，甚至连自己也料理不好，常惹得妻子哭个不停，想不到我竟然什么都不会干。我则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大喊大叫一通，惹得她好不伤心。有一次我过于鲁莽，一拳将正在抱着孩子的她连人带孩子打倒到缝纫机底下，半天爬不出来。顿时孩子哭，老婆叫，使我良心发现，也哭了起来。从此，我下决心改变态度。无论吵嘴吵得多么凶，哪怕她过于激动时拉我推我，我坚决不还手，永远没有还过手。
转过年的年底，第二个孩子诞生，又是个女孩，使我大失所望，取名苏菲。草字头从苏的草字头，非者，非所欲也。本指望生个男孩，却又是个女孩，使我感到绝望，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儿子了。我多么羡慕那些手牵着儿子到处走走的人们，那儿子就是他自己的化身，是未来的希望。不久，爱人见我不太爱管这孩子，与我大大地发了一次脾气，我终于醒悟过来，从此把两个孩子视若掌上明珠。那第二个姑娘天生活泼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在托儿所是孩子王，常被所长找去训话，这不活生生是我在小学时期的翻版吗？从此，爱人料理家务，我则与两个女儿形影不离，推个小车到处乱逛。山沟里的生活是贫乏的，有一点大米、肉类，一般都给孩子们吃了，可是，我们的心里是幸福的。生活中不时充满乐趣。一天晚上，我对着镜子满脸打上肥皂，刮胡子。胡子还没刮完，无意中低头一看，只见大女儿也抹了满脸肥皂，那样子真是滑稽极了，逗得我们笑个不停。二姑娘的笑话就更多了。她两只小手举着一本连环画，逐页地给我讲故事。我却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她就大声地喊，爸爸，爸爸，醒醒，醒醒，还有两页就讲完了。每次出差北京，我都要为她们买件漂亮的小衣服，有红的，有绿的，样子也极别致。两个孩子一般高，穿着一样的衣服，走到哪里都有人问，这衣服在哪儿买的，真漂亮，这孩子是双胞胎吧？所以全厂认识我们孩子的人比认识我的人还多。记得有一年带刚满三岁的大女儿回东北，一路上汽车火车，西安北京，走到哪里都会招到路人的喜欢与赞赏，我这当爸爸的心里好不高兴。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了，而我的心又不断地翻腾起来。我的前途在哪里？难道一辈子就这样在山沟里白白地荒废掉？从小立下的当一个翻译的志向真地永远也实现不了了吗？念了那么多年的对外贸易学院，却窝在这么个深山沟里，出不去，一辈子算是没有指望了。可是孩子们怎么办？她们的一辈子也要像我们一样在这深山沟里度过吗？我那苦命的妻子也要随我在这里永不见天日吗？每每想到这里，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难过，那是一种绝望的感觉，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感觉。
多少年来，我自己在想，长这么大，为什么苦闷多于欢乐，总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要说是环境所致，那么别人同样生活在与我一样的环境之中，同样偶尔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可他们为什么犯愁的时候少，高兴的时候多。我是不是有病，一种心理上的病？我是否受到了贫困家庭中永远存在的沉闷气氛的感染？永远也高兴不起来？
不久，发生了一件关系自己前途命运的大事，使我又振作起精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