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潍坊住了一个星期，每天早晨出操跑步。跑了一两天，营长便通知两个人以后可以不参加跑步了。一个是山东医学院毕业的，是个瘸子，并且瘸得很厉害；另一个是女的，叫谢媛，是谢觉哉的女儿，当时正怀着孕。
一辆军用卡车拉着我们和行李前往农场所在地--山东省寿光县解放军济南军区炮兵农场。离海边20里地，是一片盐碱滩。每年靠外边引来的河水饮用和浇地。我们一起来的共100名学生，全是全国大学毕业分到四机部各厂的。记得有清华、北大、哈军工、安徽工学院和北京外贸学院等大学毕业的。全体叫做大学生连。这个农场住着一个团，以种水稻为主，还有一个养马场，但没几匹马，也不放出来。
男生分成三个排，另有一个女生排。连长和指导员是部队抽调来的营级干部，女生排也专门配备了两名女军医当排长。她们一老一少。我每次去连部，那年轻些的老是对我看个没完，弄得我极不好意思，又不敢正视她。不知她对每个学生都是这样还是只这样对我，我也没敢问别人。反正一去连部就打怵。（下图：农场全排合影）
刚开始，全体男生住在一个大汽车库里，墙上贴满了毛主席像。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上下一共贴了好几排。这样坐立不一都有的贴法很让人看不惯，总给人一种人踩人的感觉，又不敢说。喝的水是从水渠引来的淡水。其实那根本就不是水，而是泥浆。倒到大缸里以后才慢慢沉淀下来饮用。海边风大，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不得已，每个人都买了一双雨靴，一把手电。
刚到的时候进行传统教育和队列训练，实在不习惯。其余时间就是劳动。部队为我们特意盖起了三栋房子，可是床还没搭好，我便被分配和排长一起搭床。先是用大铁锤把木桩打入地下一段，再在上面搭上床板，是靠两边窗户的通铺。这么多人睡在一起，开始时实在不习惯。后来到连队去开会才发现，战士们睡的都是上下通铺，论条件，对我们不知有多照顾了。
再就是每日里干些平整大田、挖渠和修水库的重活。记得修水库时，每两人抬一个大筐，装满河泥后抬上高坡已经气喘吁吁了。没几天，肩膀肿得有馒头高，红肿溃烂，疼痛难忍。每天累得死去活来，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这不由得使我非常想家。我画了一个日历，逐日地划去天数，盼望这苦日子早日结束。问题是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劳动锻炼到底要干多长时间：一年？二年？还是三年？那时应该有二十四五岁了，可是每天却像小孩子一样幻想突然有一天来一个小汽车，说是来接我回家的，可那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梦想。苦难的日子啊，何时是尽头。
修水库时，有一次，我跳入了没腰深的水中捞河泥，再往前走一下子就要陷入无底深渊的样子，同学们和解放军战士极快地把我拉了出来，真是有惊无险。这使我想起就在我们盼来毕业分配之前三个月，英语七班的一个东北抚顺的同学叫温德柱，在运河里游泳时淹死了。记得当时是他姐夫来的，全体同学难过了好多天。今日自己差不点也遭此厄运，心里着实害怕了，吓得我灵魂出壳！
农场的生活走上了正轨，我被分配到管水班。尽管平时没有别人那么累，可是一到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时候，人们纷纷向宿舍逃去，我们却要披挂上阵，扛着铁锹去检查水田是否有被冲开的地方。真是好不劳累。秋收季节，每个人推着一个胶轮独轮车，装着三袋稻米在尺把宽的田埂上来回运送。开始时，不时有人连人带车栽进水田里去，弄得浑身上下泥人一般。此时众人便会开怀大笑，仿佛也挺好玩。没过多久，不论男女，都是赤着脚推着小车在田埂上奔走如飞。那田埂上长出一寸长的草根，极其锋利，把两只脚扎得血肉模糊，时间一长，两只脚长出了一层老茧，什么刺也不怕了。深夜打稻子是又一件苦差事。个个累得魂不附体。粉末状的细屑落进脖子里，进而串进全身，奇痒无比，加上满身的汗水，眼镜一个劲地往下掉，不得已，用绳子栓住。记得有一个北大的女同学，打着打着，发现眼镜片少了一片，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掉到什么地方去了。翻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休息的时候，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各个横躺竖卧地钻进草堆里，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稻谷打完，扛麻袋入库是另一件更艰难的苦活。二层楼高的米仓，我们要像码头工人那样，腰弯成九十度，背上背着大麻袋，一步三摇地踏着跳板往上攀登。要不了几趟，衣服裤子全部开花，一个个像要饭花子一般，没几个月下来，各个衣裳褴褛。我们腰间扎了条麻绳，要把我们叫作劳改队在服苦役，也不会有人怀疑。
这样的打扮为我们带来了不少可笑又可哭的遭遇。干到一年后，春节将至，连队规定，有对像的、结过婚的，可以先回家探亲。我当然是没资格了。可是有些人在路上因了这一身打扮就出了事。
回家的路上有很多人因为打扮古怪，衣裳破烂而遭到了无数次的盘问，有两个最惨。一个是清华毕业的女同学，长得娇小美丽。可是穿着这么一身衣服回上海探亲，不是有好衣服不穿，而是所有的衣服几乎都破成了碎片。到车行进的途中，被乘警发现形迹可疑，一加询问便掏出来了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政治部开具的身份证明，而这更加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终于把她中途押下了车。一个电话打到团部，部队做了证实，方始获释赶路。而另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庆忠。他家在广东汕头，刚下火车即被民警逮住。后来也是经过核实后才予以放行的。
初春育苗成了一大苦事。那时海风阵阵，水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赤脚下去一泡，小腿上裂出无数个小血口子，真是又痒又痛。可是 我们大学生连在塑料棚育苗工作中做出了成绩。苗儿茁壮成长。我还为上百亩地钉上了用红笔写就的号码。放眼望去，整齐划一，煞是好看。我们管水班共11人，每人各管了30亩地，各人的地分作两排，每排隔成数块高低不平的水田。每天都灌水，一个口灌水，一个口放水，从头到尾便全部灌到，每天都做着看似简单，实则十分操劳的工作。天热时，我就泡在水渠里洗个澡，倒也不错。
常到我们连队来的是团政委，知识分子出身、光头、矮个儿。他到是挺关心我们这帮知识分子的，除了聊些国内外大事，常讲的还是越南战争的事。他们的部队到越南前线去过。他们是高炮团，打美国的飞机。他讲到，美国的飞行员飞够100个架次就可以回国。讲到把美国飞机打下来，战士们如何逗弄那倒霉的飞行员；讲到越南人的生活如何困苦，每年靠树上的木棉等野果充饥；讲到中国人与当时也在越南的苏联人如何互相争强斗胜。每每讲到深夜，同学们围在他的身边，听得极其入神。受他的感染，排长也讲些他们刚出国打仗是多么害怕；架着高射机枪如何遭到美国飞机的俯冲轰炸；枪筒如何像刀削似地一折两段；讲一个高个战士战场上如何吓破胆，把炮弹箱顶在头上发抖，如何死活要回国；讲一个女军医大学毕业生如何上了火车又哭着喊着不去，被押送回原单位；讲中国的火车与汽车司机如何历尽风险，他们的寿命是十趟去前线肯定要牺牲；讲到刚入伍的十七八岁还像孩子一样的新兵如何被炮火和到处的死人吓得大声哭泣；讲他们如何在云南昆明整编；如何换上越南没有军衔的军装开赴前线。所有这些在我们眼里都是那么雄壮，那么令人敬佩。
刚去时，最不习惯的是一切军事化。看电影和开会要整队入场，自带小橙子。一声令下，全体一下子坐在橙子上。哪怕是已经看过了一百遍的电影，也要整队前往，不许不去。另一个就是“最新指示不过夜”。半夜里正睡着着的，突然号声四起，全体起床整队，宣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是今天半夜或昨天下午，毛主席又下达了新的指示，全体无数遍地高声朗读，分组连夜讨论，写心得。开始时我还不爱起来，商量明天早晨再学可不可以。回答说不行；那我躺在被窝里听行不行。说，不行，那太不严肃了，一定要正式列队坐好学习。学完了，还要敲锣打鼓地去八里以外的一个村子宣传最新指示，大造声势。可惜在旷野里大呼小叫了一阵子也没见一个人影，没人理我们。这么一折腾，天也就亮了。第二天还要照常工作学习。
再有一项重大活动说是吃忆苦饭。找来些糠、草籽之类做成的饽饽，每人吃一个。请来贫下中农的代表作报告，诉说解放前的苦难生活。我亲眼看到一个战士心情激动，一连吃下去两个。我们只是费力地吃下去一个。剩下来的大部分还是被附近的孩子们抢去吃了，因为他们现在平时吃的连这还不如。
还有意义的一次活动说是拉练，步行几十里，去参观烈士陵园。那里埋葬着满山遍野的解放战争中在此地牺牲的战士，使我们受到了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可是等到半夜走回来时，两脚已打满了水泡，双脚跟本不敢着地，疼痛难忍。女生排长则跑前跑后为我们挑泡，用热水泡脚。
另一个最大的负担，一是清晨起来出操。顶着寒风在黑暗的旷野上折腾到天亮；再一个就是半夜值班站岗。每班两个人，真是苦不堪言。后来还是团部决定，大学生半夜不用站岗了，由别的连队站岗的顺便巡逻我们的营房。
不久，这一切重活也都习惯了，心想，在这干几年能挺过来，一生中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六九年夏季，灾难降临在我们的头上。那次可以说死里逃生，因为全国各地在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们遭了殃。先听说安徽丹阳湖农场闹鼠疫，死者无数。遇难的大学生及战士数不胜数。有的人正说着话，突然不对劲，就被人抬了下去。先以为是感冒，发烧不退，进而病情恶化。那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能够活着出来已属不易。接着传来了广东围海造田，引发洪水和海啸。一般农场在海边，与我们这里一样，等到洪水来到，已经撤不出来了。我后来参加工作，一个从武汉来的英语翻译因为是女的，先被撤了出来，才逃得一命。只剩下一件军队发的旧棉上衣和一套被褥，其它一切都被水冲走了。男生很少有人逃出来。记得当时报纸也报道了大学生与解放军如何英勇战胜洪水、解放军战士如何舍命救学生的英雄事迹。这当然是后来听说的。与此同时，灾难也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
打开地图便可以发现，我所在的地方是离山东济南不远的“羊角沟”，离黄河口不远。这一段时间报纸上不断地报道沿海地区这里那里发生海啸，冲毁良田和房屋遭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从这种情况判断，我们这里也有恶化的趋势。连日来大雨如注，狂风怒号，在外边根本就站不住人。我们是管水班，又要不断地出动查看水情，补堵漏洞。一次电闪雷鸣，十分恐怖。我惊慌中，左脚踩到一块碎玻璃，顿时血流不止。可是又顾不得这些。东奔西走地在田头上忙碌。终于被人叫回营地。这时已混身湿透，左脚脚后根钻心地疼痛。女生排长赶快又贴药膏又让我吃消炎药，好歹没有发炎。几天不下水，脚也好了。可是天气却越来越坏。这一天晚上，狂风大作，海水铺天盖地地向团部方向扑来。前方距团部一里地的高射炮营来电话报告，宿舍床板已被水漂了起来，满屋没腰深的水，形势非常紧急。连部当即决定，将全连分成几个队：女生排为首先疏散，接下来是其它排。我们一排是抢险队，负责堵漏和照料其他人撤离。大家围坐在毛主席像周围，简短地回忆一下自己的一生。这一夜，九死一生，不可能指望能够逃出去。就在要撤离的人们起程出发时，满脸愁容的营长进来告诉大家，风向变了，洪水改变了方向，盐场十几层楼房高的盐堆救了我们。盐堆被洪水冲垮了，四周积满了海边冲来的生产工具，如小车、筐和铁锹等天然地筑起了一道屏障。我们终于得救了。大家满含泪水，庆幸老天有眼，没有吞食了我们。可是外界的人们并不知道这里的一切。远在东北家中教书的哥哥从报纸上看到了我所在的一带海岸遭受暴雨袭击，当地军民损失惨重的报道。他吓得泪流满面，匆匆发来一封信。信封背面写道：请速转本人；若不能面交，请收到信的单位从速与他联系。后面还划了无数个惊叹号。我赶紧回信，报告劫后余生的喜悦。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海边的情形却不太妙。只见天上飞机不断地往返于内地和海岸之间，空投救援物资。我们炮兵团也派了不少战士，其中也有我们学生连选出来的几个壮汉，参加了送水，送食品的行列。公路上大小车辆络绎不绝，这样一连持续了两个星期才算结束。
心平静了下来，使我有机会仔细观察自己所置身于其间的这个部队农场的全貌。它位于一片荒漠的海滩上。前后十几排平房构成了整个农场。最靠前方的是团部，下来是几个营；各营又分成连、排和班。平房中间有一个露天土台子，这就是我们的舞台。有演出时，四周围上蓝布，挂上灯光，在寒冷的北风中我们裹着棉衣，排队坐在小橙子上，观看附近贫下中农主动上演的那些根本谈不上艺术的革命样板戏。舞台的后面是一条从远处引来的水渠。我们用它灌溉水田，用它洗东西，做饭和饮用。广场的前排房有一个洗澡堂，房前有一口井，井口上有用人力推动的水车；每当洗澡时，我们便轮流推动那水车，把水井的水引到澡堂去烧。烧洗澡水没有锅炉，而是屋里平行地安放着两口巨大的铁锅。我们从清晨开始就用大块煤去烧那两口大锅，锅里的水再流进澡堂里的两个大池子里，试想那么两口大锅那么两大池子水，不用一整天的时间是绝对烧不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