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学生活
课堂上，我突然冲出教室，嚎啕大哭。
我读书的地方，位于北京西城区鼓楼的后身，叫做后马场的一个深巷子里。大门向前，过去一个胡同，叫做小石桥，我们老师的家属院。我们每天到那里洗澡，上体育课也在那个院子里，因为这里比教学区的院子大一些。有个篮球场。据说康生的家就在附近，日夜有解放军巡逻。有一次我班的杨海栋饭后遛弯，遇到了巡逻的一个战士，是他辽宁海城老乡，聊起天来才知道果然是康生的家。文化大革命中有文章提到这个康生黑窝“小石桥”。出门向左，过条马路，叫作鼓楼西大街，再进个胡同，出去便是有名的后海。隔海远望，有个白楼，说是宋庆玲的家。这岸前去便是卫生部。
每天早晨起床，全体整队沿海边跑步，无故不得缺席。北京的冬天，清晨风大，寒冷异常。刚开始时真有些受不了，可是几年下来却受益匪浅。跑完步就是读书，学习的功课还要由不断的高声朗读来巩固。后海说是“海”，实际上是个人工湖。有时上体育课还在上面划船。十个人一船，各摇一柄大桨，桨柄成圆形，稍下去一点就是方形的，据说里面灌有铅，这样可以加大力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划船，出生在北方是没有机会见到船的。这样的大学生活，回忆起来真是美滋滋的。校园内古树参天，满院和屋内都铺的大块方砖。教室是个长方形的平房。青瓦，红柱，红门窗，水磨砖墙。室内还有两排柱子。所有的墙、顶棚、柱子，都用雪白的纸糊好，非常明亮。教室内前方有两个台阶的讲台，一块大玻璃黑板。黑板的上方挂着一个有线广播喇叭。几年来，就是这个喇叭在我们的学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每天一次，从那里听取老师从广播室里读的一段文章。写下来。几年下来，听力极好。
从后马场胡同出来，便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叫做鼓楼大街。街头是雄伟而又破旧的鼓楼。鼓楼正是鼓楼大街的起点。下去不远的右手，是邮电局，平时从那里往家里发信。再远走，过一个与街面几乎一样平的石桥左手，有一个新华书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其他就是些大大小小的商店，好不热闹。我的大学的主要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对那里的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商店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亲切，以至后来在外地工作后，出差来京总要特意去那里旧地重游。
到京不久，使我感受最奇特的一点是人们在大街上吃东西。无论是清晨行色匆匆的人们手里提着个用草棍串着的油饼边走边吃，还是星期天大人小孩边走边咬着冰糖葫芦，都让我觉得实在不习惯。因为从小父母教育的重要一条便是：吃饭时不得含着饭说话；大街上不能边走边吃东西，因为那样太失文雅。这种教育，根深蒂固，以至于我被同化的数十年后的今天，每每与爱人上街买东西边走边吃，她还是不习惯，总觉得我没教养。因为她和我一样，也是东北长大的，也受到过同样的教育。
另一个让我不习惯的事是课堂上，老师同学之间互称先生、小张、小李。既不叫老师，对学生也不喊名字。被叫到黑板上写字，完毕也不用向老师敬礼，而每次总是老师说一声“Thank you!（谢谢）”真是奇而又奇。
每人一对桌椅，摆成四排，两两侧面相对，中间有过道。刚入学不久，我又“恶习不改”，犯了一个大的过错。被辅导员叫去训斥了一通。起因是我的同桌，叫陈运忠，四川资中人，平时生活俭朴，学习刻苦，被选为学习委员。他的刻苦，他的求进步，本来无可非议，可是有些作法实在使我看不惯，所以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比如，他在靠我这边的书桌的右上角贴了一张自己编的作息时间表。除上课外，每天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洗衣，读书，读毛选，--读报纸 --读书。连一分钟玩的时间也没留。事实证明，他的确是这么干的，而当时在我眼里实在是贴给别人看的，表示自己“突出政治，要求进步”。贴在别的地方到也罢了，偏偏那张可恶的小纸条贴在我的眼皮底下，“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也照此办理，在我这边桌子的左上角相对那张纸条也贴了一张大小、格式完全一样的纸条，名称也是作息时间表，内容是--洗衣服，读书--玩--读报纸--玩。就是在他那突出政治的“学毛选”的位置上全写成了玩。不久，不知是他告发，还是同学告状，我被辅导员训斥了一顿。我们每五个班配置一个政治辅导员，负责我们的是个女老师，叫刘纪文。她的名字极其好记，因为蒋介石的老婆的前任男友，当时的上海市长正好和她同名。她有耐心，除负责我们的政治进步外，还负责一切学习、生活上的照料。无论是谁，家中出现了何种问题，无论谁思想上有何波动，是要求进步、靠近组织，还是有何解不开的思想压力，谁与谁发生了矛盾，谁与谁打了起来，谁家发生了困难，无一不由她来解决。她实际上是这五个班的班主任，除了外语学习她不管，其它一切全管；而前面提到的那些班主任，都是负责教我们外语的老师。发生了这小小的不愉快之后，我再也没惹过什么大的麻烦。全班21个人，7名女生。其中有一名对我影响较深的是班长。我们在下到北京郊区某工艺品仓库劳动中，我生了胃病，肚子痛，吃不成东西，干不成重活。她便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她短发，戴副眼镜，方脸，一脸文气的样子，而又宽厚实在。说是个高干子弟，战争时期父母把她留在某地长大，后来接回城。刚开学时，她没来报到，说是去外地探亲去了。事实上，她只是关心我，就像一般的班干部关心其他人一样。回校后，我在发音上有困难，她也不时地帮助我。这使我这个一直不善于与女同学打交道的人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进而产生了好感。记得为了感谢她，我还特意买了几本毛主席文章的小册子送她。被她警告，以后不许这样。而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是崇高的。她也不时地在关心着我。这也许是因为我是全班自立能力较弱的一个，生活上自理能力又极差，对她可能产生了依赖心理。对于她而言，这可能算不了什么，而对我却极其重要。
英语开课，采用的是许国璋第一册，先学发音。学习过英语的人都知道，英语难入门，难就难在发音上。那些模棱两可的发音真是让你吃不下，睡不着。多少年来，有多少单位举办过成千上万个英语学习班，无一不是开头轰轰烈烈，教室爆满，不久便以所剩无几而告终。那关键就在于过不了语音这一关。我更不能例外了。
因为中学时期学的俄语先入为主，总觉得英语是学不好了。有一次，张老师纠正我的发音，说我这个东北人，双元音口形总是张不开，一再娇正也发不好。老师说着说着，我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冲出了教室，跑回宿舍，蒙上被子大哭一场。一下课，老师同学们全赶来看我，这个安慰我，那个开导我，直到我停止了哭泣为止。事后人们一提起此事，无不捧腹。口语没有教材，每天学三两句话，不停地练句型，熟习后才发讲义。说是听说领先，只是越学越乏味。
令人着急的还不止这些。全班21个人，有七个中学时期学过英语，大部分是广东、上海和北京等地的学生。我们正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啃那些可恶的字母和音素，班上却大有其人，在课堂上唧哩呱啦地和老师用英语对起话来了。我们像一只只呆头呆脑的傻瓜似的，只有看的份了，因为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们急得发疯，老师就一再解释，他们以前学过英语的尽管有些基础，是个好事，但大部分语音不标准，多少年来发音养成的习惯很难一下子改过来。再加上中学不注重口语，能力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强。老师一再给我们打气，争取早日赶上去。我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同班的范庆忠在图书馆里指着北京周报英文版的一篇讲话，一句后面印着感叹号的话念道：“Long liv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我当时惊呀不已，他连这么长的句子都认得，我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啊！
让人着急的何止这些。同时一起入学的学日语专业的好像一夜之间就学会了口语。无论是在操场，饭厅，还是图书馆、洗澡间，无处不充满熟练的日语会话声。而我们英法专业的学生一个个像个哑巴。全校在大张旗鼓地提倡讲外语，由于开头那么难，反而使得日常汉语都懒得讲了，说是个聋哑学校一点也不过分。此时才是万分地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争取学日语呢？
如此艰难的起步，对于我这个性格内向的人来说怎么能不是个极大的压力。我总是在想，英语真的能学会吗？真的能像日语班的同学那样整日里嘴不停地去练习吗？偶尔练会了几句简单句子，说出来竟然还怀疑那是否是英语。
英语发音这一关总算是过了。当时教学条件没有现在的好，全班用一个特大的录音机，录音带是大盘的，足有菜盘子那样大；每人买了一个耳机，各自座位上都装有插座，整日里不让耳朵闲着。小组活动又在不断地编造些可笑的故事去对话，常年累月下来，终也能像日语同学那样活跃起来了。随着程度的提高，原来学过英语的人有些却成了落后分子了。兰金杏便是个典型例子。他汉语没人能所得懂，英语更难。他思想负担很大，又性格古怪，真是够他受的。说他英语不好懂，语音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因为他中学已学过多年，他说话的内容当然不会像我们平时用的那样简单，这就更加使人不懂了。
学习，就算走上了正轨，北京的住宿生活也逐渐地习惯了。苦于没钱，星期天同学们大多是徒步去天安门，北海，王府井之类的地方玩，往往为了省一两角钱，要走半天的路，饿半天饭。再晚，也要赶回去吃那顿由在家的同学打回来的已凉透了的饭菜。
参加社会活动，对于我这个山区小镇子来的孩子来说可是个极重要的事情。这方面在家信中没少提及。重大的活动，一是“五·一”、“十·一”；一是参加全市的游行、夜晚狂欢等。那景象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例如，国庆节游行：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尽管我们在城里，因为全市参加游行的队伍数十万，要远离天安门广场就下车，整队步行。每人发些香肠、鸡蛋和面包之类的食品，算作午饭。赶到集合地点还要等很久。印象极深的是东西长安街两侧搭起了无数的公共厕所。平时是马路两侧人行道旁一块块长方形的铁板盖着的地沟；过节时，盖子掀开，再围上很正规的帆布围栏，很是方便。上午十点整，庆祝大会开始。由北京市市长彭真讲话，然后，游行开始。军乐队奏起不间断的乐曲。无数面彩旗迎风招展，无数辆彩车缓缓向前，载着工农业各界一年来的丰硕成果，载着做着各种造型的表演者一队接着一队地从东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向西开进，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当时，那孩子般纯真的心灵，在这狂热的人的海洋里，你会被鼓动得激动万分，用任何语言都是形容不出来的。
另外一种活动是欢迎外宾。常在某日，被校车拉到某地的马路两旁，手举无数面大小旗帜和鲜花，迎接远道而来的外国元首。时间一到，车队开了过来，两排摩托车开道，接下来是摄影记者的敞篷车，再下来一两辆就是坐着国家元首的车了。后面跟着上百辆各式小轿车。常见的国家领导人有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一般是坐在敞蓬车上，不断地向夹道欢迎的人们招手致意。记忆深刻的外国元首的名字有马桑巴·代巴和卡瓦瓦等。
再有一种活动是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什么“声援某国人民正义斗争”之类的会议。人们只知道北京有个人民大会堂，只知道那是个开会的地方，而我们能多次去那里开会，一楼到三楼都坐过，每每想起真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自己则在一次每班只选一个人去罗马尼亚大使馆吊唁，是当时的总统乔治·乌·德治逝世。为什么选我去，我至今也不知道原因。也许那只是一次随机行为而已。不过那次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走进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我偷偷地环视了一下外国大使馆的楼内楼外、大小官员和各色男女的样子。
以上这些社会活动使我大开了眼界，使我知道了，世上还有这么多美妙的事情，还有这么多壮观的场面，还能够在金水桥边亲眼看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当时激动的心情，现在无论用什么语言也是表达不出来的；对于今天的孩子们，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来说，这一切简直都算不了什么。
与这些偶尔到来的机会相反，电视却是使我大开眼界的东西。我已经说过，从小时候起，我就像长在电影院里一样，千方百计地弄张电影票去看电影。那么多的苏联电影，使得我一直以为，像苏联那些外国，简直就是存在在另一个星球上的国度。这说明电影可以让无论如何遥远、偏僻、落后和贫穷的人们都能看到、多少知道些大都市甚至国外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能亲眼目睹，亲临其境地去体验那种美妙的生活，去看一看那么一帮与自己一样的同类过着那么极不相同的生活。用“天堂般的”词是无法形象地刻画出那令人神往的境地。电影的魔力就在这里。而电视则是电影的进步，它能够让几乎每个人每日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去欣赏外面的世界。所不同的是，电影多半是有人用纸笔编造出一些假的故事，再由一帮演戏的人装扮成各色人等，把那纸上的东西变成我们身边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而电视则更真实，更具体。它不但侵占了电影涉猎的一切阵地，更多地还使人们的双眼不时地看到整个地球，乃至外星上的昨天，甚至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所以，电视的魅力实在是无限的。
上了大学，我不幸被这魅力所征服，使得我屡屡违犯校规去偷看。六十年代初，全国尚无什么电视广播。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的电视也只是刚刚在试播。那时，每周只播放两三个晚上，每晚才三五个小时。并且，全部是黑白的。我们学校开始时当然看不到电视，而隔壁的外贸干校有一台。他们都是成年人，不受晚自习时间的限制。只要有广播，他们一定打开电视机收看。时间长了，我们也就摸出了规律。最常在晚自习偷偷和我一起溜出来的便是姚寿国--我那个学习结成的对子。
后来，学校本部也为我们送来了一台电视机，是苏联出的二十多英寸的黑白机。我当然不是惟一喜欢看电视的人。每当周末或星期天，为了在前面看，不得不老早就去占座。这种兴趣是久盛不衰的，一直到近几年，才有所减弱。
头一学年第一学期就这样结束了。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往家里赶。当时北京至吉林有一趟直达慢车。我家在沈吉线上的一个靠近吉林省的小县城里。那小站又是辽宁和吉林铁路的交接点。半年来，我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当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告别父老乡亲，和同学们结伴而行，前往北京报到。一路上目不暇接，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奇妙。记得在考完大学之后，自知上学无望，这一辈子就要交待在这小小的山镇里，甚至更遥远的乡下，像我哥哥那样当一辈子不见天日的小学教师。当时姐姐在抚顺市住院，家中要派人去送生活用品。我便再三要求让我去，这一辈子从来没正经上大城市玩过，这次让我去吧，看看大城市什么样，我这一辈子也就死心了。父亲给了我五元钱，千叮咛万嘱咐地把我送上了西去的火车。
抚顺是个中等城市，也是个山城。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我，左打听右打听，才赶到了姐姐住的医院。玩了几个小时后，又往回赶。在车站广场上，我坐在台阶上，望着那些汽车飞奔着从面前闪过，看到那么多的人行走在大街上，还有那一群群在楼前打球的孩子们。我心里在想，这就是大城市的人们，他们过的日子是多么无忧无虑呀，他们这种人一生中怎么会有烦恼，怎么会有不幸？不幸的是我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穷人的家里，生活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山区小镇上。我那从未打开过的心扉今后将永远关闭着，让自己刚刚开始的人生道路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吧！
而今，我又坐着火车回来了，不是从那神秘的抚顺市，而是从那遥远的首都北京--老一辈人心目中的“关里”大城市--回来了。火车是上午十一点钟到站。出得站来，哥哥和二妹早已等在出站口。哥哥接过我背上的行李，二妹接过我手中的提包。哥哥说，他们俩早晨八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了。而家离火车站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这不禁使我回想起小时候到车站来玩，看到人们从火车上走了下来，被亲友们簇拥着回家。那壮观的场面多么令人神往。想不到如今我也是这行列中的一员。回到家里，母亲不知有多么高兴。娘俩有说不完的话。哥哥却对我敬若上宾。去人家串门，他总是把我让在前面，不管你怎么推让，他还是永远靠在后面，脸上堆着慈祥的微笑。就仿佛现在我变成了见过大世面的哥哥，他倒成了不太见世面的小弟弟了。
由于教学上的听说领先，到了二年级上学期放假回家，在火车上我们一路不停地说着外语，满车厢的人都大感惊奇。回来家中，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河堤上散步，不时有人找上来自我介绍一番。他们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和我攀谈起来。其中我算作个最活跃的了。回想起几年前，也是在这十里长堤上，自己不知多少次面对涓涓的流水和远方的山林，神经病般地说着连自己都听不懂的“外国话”，向往着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能说外国话的大学生。今天，这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自己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激动与骄傲。人哪，只要自己努力，是没有实现不了的愿望的。人生是多么美好啊！
一天，正在家吃午饭。收音机照例永远被我调在短波上，收听英语广播。不过当年俄语广播始终连一句话都听不懂，而今，收听的却是英语。尽管刚学完一年级，并且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学习发音上，加上听说领先，所能听懂的还是支言片语而已。但是那一天中午，还真的听出来了一个什么叫做李宗仁的人回到北京，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我边听边把那大概意思说给父亲听。他说，李宗仁可是个大人物，是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后的代总统。他怎么回大陆来了？这可是件大事。你如果说的是真的话，那你的外语可真没白学啊！（下图：大学毕业）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不知不觉中，视作畏途的英语已经真的有点入门了。今天能听懂这一点，明天不就可以听懂的更多了吗？要不了几年，就凭我对外语的无限热情，为什么怕学不好呢？有了这次偶然的事件的促动，后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下乡劳动的时候，只要有空，我就会边想边说些小故事，惹得付殿绵--那个一向看重我的首届班长赞不绝口。直到这时，沉闷悲观的性格才算有了改变。我已经成为班级的活跃分子，除了被选为学院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集体宿舍的舍长外，还参加了学校的军乐队，吹起了大号和圆号。在参加“五·一”和“十·一”的庆祝活动中，高奏一首首乐曲，把那个姚寿国羡慕得不得了，常在我排练时跟前跑后地看着，就像当年儿时的我在县城街上尾随着由一些教师组成的乐队一样。那孩童时代不灭的狂热一直印在他那宽大的脸上。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多好，我要不是得了肺病，一定要求参加乐队！乐队常请人来做指导，常来的一位是解放军军乐团的分指挥。他指导我们如何识谱，如何拆卸和擦拭乐器。
可惜，好景不长，正当我适应了环境，在学习和学校生活上都乐在其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至毕业，再也没有真正上过一天课。
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无数个混乱岁月，逍遥了那么多时日，终于盼来了毕业分配。那是1968年6月的一天，会上宣读了中央文件，为动乱的学校生活画上了休止符。同学们转眼间各奔东西，从此再也不得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