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高考的一天终天到来了。家里仍然无动于衷。一切由我自己处置。唯一的鼓励来自哥哥。他托人捎来了他的手表和两角钱：手表让我掌握时间；钱让我热了的时候买冰棍吃。尽管东西不多，还是使我心里觉得热呼呼的。记得监考团由一个副县长带队，每个人胸前都挂着那种长条的红色名签。我所在的考场监考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们同院的一位女教师。她在一个小学里教书，是我哥哥那一届的。我由于性格内向，平时好像没和她打过招呼。此次见面，分外友好。三天考下来，她就一直对我母亲说，“你家‘二柱’一定能考上。满考场没有不知道他答得又快又好的。”妈妈闻言自然高兴万分。父亲则是每天详细问我都是什么样的题，我又是如何作答的。父亲也说，“听你这么说，看起来，也许还真有希望呢。”可是我自己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三天中，我是越考越兴趣大，自我感觉良好。邻座的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同学，名字叫做党贺龄，由于我的父亲和她的外公合伙做生意，所以很熟，不过我平时照例不太好意思和她讲话。她外公是个医生，姓孙，在县城里很有名气。我们小的时候有些小毛病都去他的诊所要点药，从不收费。她还有个弟弟，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全家从抚顺市下放到乡下去了。她在中学住宿。考试下来，她一再跟我说，“你一定能考上，答得那么快。”我的性格使我不与任何女同学来往，包括同班的女同学。我的大妹妹比我小两岁，低我两个年级。所以我同班的女同学常和我妹妹议论我如何如何。这次高考，使我在她们之中一再被谈起，尽管没有发榜，普遍认为我能考上；回到家中，把考试经过向父亲汇报了一遍。父亲听后，也觉得我能考上。可是自己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每科考完，同学们纷纷围在老师的周围，相互对题，看看自己到底答对了多少。我则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每次
从考场出来，马上躲到无人之处，准备下一场的考试，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俄语。在附近矿山雄壮的下午五点汽笛声中，我走上前去交卷。不巧被那位副县长大人看到了。他从我的手中接过卷子，大惊小怪地说道：“哎呀，这卷子答得太棒了，写的外国字简直跟印的似的！”同学们一下子围了过来，吓得我慌忙逃了出去。这下子我可真的名声大震了，好像我大学已经考上了。我自不必说，心里美滋滋的。高兴间，弟弟找来了，手里拿着一摞书，说是是在那边小树林里拣的。打开一看，本本写着我的名字，你说巧不巧！是我自己考昏了头，连书丢了都不知道。结果，很在人们意料之中，我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日语专业录取。事后得知，那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日语专业在东三省共招75名学生，所以当时只有日语专业可报。我以第一志愿录取，录取号是第14号。
（上图:大学英语九班全体，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通县仓库，1965年）
前面已经说过，家中为我考大学前作最后冲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凑出了一套行李送我去学校夜读。现在考上了北京，行李自然也就解决了。舅母也把几年来她在外地做小买卖的一个大旅行袋送给了我。行李打好后，却把一个大枕头忘在了外边，而这个大旅行袋又没有什么好装的；一小袋牙具不值得装在这么个庞然大物里提着，正好把枕头装进去。就这样，我提着个大枕头，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向北京进发。
七
我们终于在北京永定门车站下车了，来到了北京。因为是坐的慢车，所以没见到新北京站是什么样，就被学校来接站的校车直接拉到了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学校所在地。到地方一看，却是个大院，一律的平房，说是原来是一个什么亲王的王府。大院套着小院，冬天生的是炉子，吃饭是在大院对面的一个大食堂。住的宿舍却是在一座大楼的脚下，一点阳光也没有。屋子里摆着十几张上下铺，要睡一二十个同学。所有这一切真的认我大失所望。后来才知道，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在北京西郊，地点是紫竹院公园过去，一个叫车道沟的地方。因为房子不够住，才在城里的这个外贸干校借的半个院子，中间新打起来一道隔墙，将院子一分为二。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酱房大院27号--多么难听的名字！而这个大院正是1956年北京外贸学院成立时的所在地，第一任院长是后来任河北省委书记的谢学恭。
（左图：大学期间京密引水工程劳动）
院内外彩旗招展，人声鼎沸。可是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唯一的安慰是，当初录取的是日语专业，来到后，又根据高中毕业和高考的外语成绩，重新分配专业。表中有一项是自己想学日、英、法三种专业中的哪一种。按我多年的本愿，当然愿意学英语，但是我们一起考来的另外三位同学都一致主张还报日语，我碍于面子，只好顺他们也报了日语。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录取成绩远在我之后，希望选相对容易的日语。我的分数远远高于他们，连发的行李票都不一样。我一方面自觉清高，瞧不起他们，又无话可说。在高中时，他们三人中有两个是住宿生，也就是说，是从农村来的，另一个是县城的走读生。几十年后，其中一个已经当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去的那个外贸公司的总经理，另一个是一个外贸公司的人事处长，第三个还当过驻外使馆的一等秘书。哪一个都比我强，我永远是个白丁，真所谓“人不可貌相”。他们三人中，一个被分配到日语，一个法语，一个和我一样，英语。我分在英语九班。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学习外语本来就难，再加上这么个心情，从小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门，甚至从来没穿过衬衣、衬裤，没有一个人单独享受过合适的被褥，没有认真买牙膏刷过牙，没有正经梳过头，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衣服。过不了几天就开始想家了。夜里还为此不知哭过多少场。
分班前，同宿舍的同学来自不同地方，有的来自湖南、湖北，有的来自河南、河北有的来自四川、广东，也有的来自上海、北京，再就是来自东北的了。每晚那个热闹劲就甭提了。我挑了个上铺，安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河北大个儿，名字叫房祥瑞，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天不停地写。更可笑的是，他把刚入学发的布票寄到国务院，送给周总理，说是是总理的干儿子。这当然惹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房被叫到辅导员那儿去训了一顿话。使我大惑不解的是天下竟然有这等事。分班后，他分在英语13班。我对他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一直是陪绑的。无论批斗哪一个老师或者同学，他都理所当然地被勒令站在那里陪斗。
我们班共有21人，大部分是四川、东北、北京、上海和广东的。班长是个东北辽阳的，叫做付殿绵。我把他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被定为班长，入学后看到过我的高考成绩，说我的分不低，对我极为赏识。从入学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一直对我很好。
（右图：大学期间京密引水工程劳动）
班主任有两人，一名年轻的上海人叫张芳明，一名广东老人叫欧阳颐。另外有
两名女老师进行辅导，一位叫段俊泰，另一位是位姓郑的广东老太太。后来又调来一名男老师，叫廖增益。据说张老师是清华毕业，纯正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永远衣冠整洁，头发一尘不染，文质彬彬的令人畏然起敬。他对同学们很是体贴，尤其是对农村来的。我不土不洋，不爱说话，也没少得到他的关心。欧阳是位老外贸商人，听说在抗美援朝时捐献过一轮船的战争用品，可惜在海上被飞机炸沉了。段老师没听她说过口语。她的丈夫是解放初期架机起义的飞行员。他们驾驶12架飞机一起飞回大陆。后来这批人大部分都分配到天津当飞行教官，这次又调来当英语老师，他任12班的班主任。他的长相有点儿像电影演员崔巍的味道，看起来很是令人敬畏。廖老师深度近视，负责辅导。郑老师对我极好，后来调去图书馆工作。我平时爱面子，不好意思与人对话，常在图书馆和她用英语聊天。她对我极耐心，对我口语的进步起到很大作用。她的特点是冬天总戴着个皮帽子，外语有广东口音。这些老师几年里与我们全班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使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同学中学习与我结成对子的是个上海大个儿，大脸盘，叫姚寿国。练习口语时，常是我们俩人在一起。我俩平时值日，他总是抢着倒痰盂，扫地等。我有病时也是他忙前忙后地护理我。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广东瘦个儿：兰金杏。说话没人能听懂。性格古怪，和我却挺合得来。不久，我就成了他的翻译。开学上课前，他教了我几个英语单词，简直是连一个都听不懂。被老师说成是广东英语，发音极不标准。从这一点上来看，还不如像我一样根本就没学过的好。
入学半年，我还忘不了我的俄语，记得买了些俄语小册子，全能看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