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活跃着一批上山过河、走村串户的身影，他们虽然会时常面对质疑、猜忌乃至谩骂，但仍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他们，就是工作在农村一线的基层干部。即便是再挑剔的人，恐怕也不会否认这个群体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13章 一切为了乡亲们的幸福指数
——记全国模范军转干部李京堂
在沂水县高庄镇，山东省文艺名家老区行文艺演出正在举行。山坡上，屋顶上，树权上，能挤上去的所有地方可谓是人头攒动，人人兴高采烈，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这是李京堂推动的“用先进文化营造幸福值数”活动之一。
一
1997年，全国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次大裁军。李京堂，42岁的正团职政委，此时必须要面对人生进行决择——是转业到部队所在地的烟台、威海，留在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滨海城市？还是转业到家乡的地级市（临沂市），接受一个相对体面的处级干部岗位？都没有，他最终选择到生他养他的沂水县，而且放弃了县委机关的工作，到高庄镇挑起镇党委书记的重担。
到任后不久，李京堂不得不在全县大会上做检讨。因为在他到任之前，高庄镇有两多：一是超计划生育的多，二是信“××功”的多。年终总结时，“责任”就必然落到了他的头上。
当头一棒，让李京堂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是愚昧造成的，愚昧是文化落后造成的，文化落后又是封闭造成的。只有加强先进文化的建设，进而占领农村工作的制高点，各方面的工作才能摆脱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由此能够提高群众的幸福值数。因为吃得好、喝得好并不等于幸福了，所以，在解决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解决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在日常工作中，李京堂得知下薛村有一名姓杨的复员军人好说快板书，经常在乡里村间演出。他觉着是这是一个突破口，因为文化建设最有效的措施是从农间发现、在民间流行进而在民间形成。
随后，李京堂找到这名复员军人，请他说了几段快板书，然后和他商讨组建农村文艺队的事。在下薛村成立村文艺队之后，李京堂将其作为一个起点，通过巡回演出，一个村一个村地引导并推动建立村文艺队。
其实，几乎每个村都有爱好文艺的村民，俗称“民间艺人”，村文艺队便是以这些民间艺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很快就实现了村村都有文艺队。同时，镇里也成立了文艺队，还修建了两处文化戏台。一时间，文艺队在高庄镇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本村演，村与村之间演，你到我村演，我到你村演，镇里调演，到邻乡义演，还到县里演。演出的节目基本是自编自演，根据当地的人和事并结合乡情民俗进行编排，赞好人好事好风气，讽坏人坏事坏风气，还融入政策、科普和法制宣传内容。
在其中活跃着一支老年人乐队，成员均是来自由各村有音乐特长的老人，二胡、板胡、京胡、琴弦、锁呐、笛子，吹拉弹唱样样有。更有意思的是，牵头组织老年乐队的是一个“老上访户”。在各村文艺队活跃起来后，他因为会拉二胡而且拉得很不错，便向镇里写了一份建议成立老年乐队的信。李京堂看到信件后，立刻登门拜访，并请他牵头把这件事搞起来。随后，不仅老年乐队成立了，成功演出了，而且那位老人再也不去上访了。
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在农村工作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心不相通，干群矛盾怎么出来的？上访告状怎么有的？基本都是因为不沟通或缺乏沟通造成的。如果干部不理群众，群众见不到干部，久而久之，有事不往好处想，矛盾自然就出来了。
在加强先进文化建设中，李京堂又创新出一种定期沟通机制，即每个月的农历初八，也就是高庄镇逢集的这一天，把全镇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领导、老乡亲等请到镇里来，一起学习中央和地方文件，传达有关精神，解读有关政策，通报镇里的工作及进展，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热点问题。同时，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问计于民。这样的会议每次都有100多人参加，不玩虚的，不玩假的，真心实意，平等交流。一开始，有人还认为这是在玩虚伪，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猜想是错的。因此，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积极。
先进文化的建设给高庄镇带来精神文明的大提升，人们在物资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享受着精神生活带来的快乐，也就是幸福值数提高了，高庄镇也因此被评为“临沂市文明乡镇”。
二
李京堂走马上任是在1999年元旦刚过，原本的“七品顶戴”干起了“八品芝麻官”。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可是，他却往低处走，“四十而不惑”的他难道“惑”了？
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去当兵的目的就是在部队好好干，如果能入党，就回来当村支书，带领老少爷们好好干。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从18岁入伍到42岁转业，这种想法不时会在脑海里浮现。”
原本想当村支书，如今干起了镇党委书记，能在更大范围带领老少爷们好好干，这对李京堂来说，应该就是“人往高处走”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他却选择“人往深处走”，也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
沂水县地处沂蒙山老区腹地，如今有了大发展，2014年6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成为山东省首个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同年7月被确定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然而，当年仅一个“穷”字就可以给其冠名了。李京堂就职的高庄镇地处沂水县的最西部，距离县城40多公里，全镇25个行政村196个自然村，一个行政村还有好几个自然村，分布在好几个山头，山崮一座接一座，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都是沂水县最差的。
究竟差到什么程度？当时，镇里只有一辆破吉普车，别说车况不好，就是好也没法乘车去，因为大部分的村没有能跑汽车的路。于是，他上任后的第二天就骑上自行车深入了第一线，一去就是一个月。骑着自行车走山路，上山的时候蹬不动了就推着，下山的时候坡大了也得推着。有的村在山顶上，他就把自行车放在山下爬上去，而且自带干粮，赶到村里就在村里吃，赶不到就在路边啃干粮，渴了就喝军用水壶中的水，喝干了就喝山沟的水。脚痛、腿痛、腰痛，车座把臀部磨出水泡，只能咬着牙坚持。问他苦不苦，他“呵呵”笑着说：“和部队野营差不多。”一个月下来，人消瘦了十几斤。
“刘家台子是个自然村，坐落在山头上，真是太穷了，常年靠吃雨水，房顶都是带槽的，雨水顺着水槽流到水窑里。卖猪需要人们往下抬，有一回不小心摔倒了，愣是把猪摔死了。全村40多户人家，140多口人，家家一贫如洗。我上去一看，当时就掉了泪。”那一刻，李京堂感到了一名镇党委书记的责任。
俗话说：上任三把火。在调查结束后，李京堂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推行“一线工作法”。他带领镇党委全体成员奔赴刘家台子，进村后先是分别走访农家，然后开现场办公会，制定工作计划。李京堂在会上感慨道：“据我了解，近些年几乎没有干部上来过，连村支书都没上来过，有一位聋哑人见到村支书竟然跪下了，他认为终于看到青天大老爷了。群众叫我们“父母官”，我认为群众才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干工作要对得起‘父母’！”
那天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把这个自然村从山上搬下来。说了就干，定了就办，随即给县政府和扶贫办打报告，当年立项，当年搬迁，成为全县第一个实现搬迁的山顶村，随后是石井村的一个自然村……李京堂在高庄镇干了3年，这样的攻艰战打了好几个。
推行“一线工作法”的关键是班子和队伍建设，也就是镇委班子和镇直队伍要能跟得上。可是，李京堂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镇财政没钱，靠财政发工资的工作人员包括教师已经4个月没领到薪水了，又临近春节，三四百名工作人员怎么过年都成了大问题，如何才能调动起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这没难倒李京堂，他找人借了10万元钱，补发了工作人员的全部工资。
借着一股热劲，他从改革人事制度入手，开始建设精干高效的干部队伍，能者上、庸者下，对全镇的正式和非正式人员进行重新组合，并实行“政绩挂钩、未位淘汰，竞争上岗”。第一轮有11人没竞争上岗位，2人离岗，另外清退了22名临时工。可想而知，这样做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
那天晚上，开完党委会已近零时，李京堂摸黑走回镇政府大院后面的宿舍，掏钥匙去开锁，手一抓锁，抓了一把屎。他立刻意识到是有人在以此发泄不满或警告，同时联想到有人在背后说的怪话和狠话，他的心里一下子涌出委屈，也感到巨大的压力。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依然有颇多委屈地说：“我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成见，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干好，结果落了个不受欢迎。”那一夜，他彻夜未眠，也下定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有多苦，一定把事业干下去！
问题在一线解决，难点在一线突破，作风在一线铸就，实情在一线了解，政绩在一线体现——他创新并力推的“一线工作法”有声有色地实施起来。会议到村里开、山上开、一线开；信息往下送，人员往下去，把所有的机关人员按工作分工落实到村里去。同时，在全镇设了8个片区，每个片区均配管区书记，吃住在片区，由“群众上来”变为“干部下去”。每个片区都有制度，都有考核，除每周一到镇里学习研究工作外，其他时间一律在一线。
“一线工作法”很快引起上级和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先后进行了报道，称为：干部下一线，机关冷清清；群众心里暖，工作热情高。
在村级班子建设方面，李京堂的措施是：区别对待，分类帮抓。进而，创造了“三个一把”工作法。
其一是对工作比较好的上游村庄实行“推一把”，让其再上新台阶，成为榜样，树为典型，起到引领作用。上峪村有8个自然村共2912人口，是一个超级大村，而且靠近经济较发达的沂南。为了让这个村再上新台阶，李京堂带领工作组驻村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将村支书挂职为镇科技副镇长，并力促该村党支部成为先进党支部，村支书先后被选为县人大常委、市人大代表、省党代会代表。一个典型树起来并推出去，全镇就会“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起到了引领作用。
其二是对“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中间游”的村庄实行“促一把”。怎么促？李京堂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后，认为“中间游”是多数，而且各自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部分是传统观念阻碍了发展，另一部分是班子老化阻碍了发展。对此，李京堂在力求稳定的前提下，予以分批解决，促其一部分进入上游，另一批保住不再滑坡，然后励精图治，后发赶超。
其三是对后进班子“拉一把”。当时，高庄镇有8个落后村，其中3个村没有班子，这在农村是最让人头痛的事。比如，门庄村虽然有班子，但工作基本停滞了，计划生育超生的多，民情也乱，没有敢当村官，当了也不敢管事。对这样的村怎么拉一把？李京堂首先想到了转业军人，这样的攻艰战转业军人最能干，他随即选派镇农技站站长、转业军人孙培安去当村支书。从镇直机关选派干部下村任职也是李京堂的创新。一招好棋，满盘皆活，孙培安到任两年就改变了门庄村的落后局面，而且还培养起一名打工返乡的青年，之后接任了村支书工作。
三
解决了班子和队伍建设问题，接下来最难的还是新农村的基础建设，也就是如何带领乡亲们走上富裕小康路的问题。
上文提到的门庄村，如今已经竖起一座座小康楼，一处处科技大棚，到处一派兴盛景象，整个高庄镇亦是如此。可是，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是万事开头难，李京堂必须直接面对这个“开头”。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李京堂发现制约高庄镇发展的因素有三：一是山区交通不便形成的相对封闭，走不出的人会像井底之蛙，看到的天地有限，没有眼界就不会有思想，没有思想怎么致富？二是长期沉淀下来的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有些根深蒂固，束缚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解放；三是不清楚如何致富，找不到突破口，甚至守着优势看不见，年复一年地在落后的道路上徘徊。
问题怎么解决？曾在部队农场任职的李京堂确定了4个主攻方向：修道路、盖大棚、种林果、养畜牧。
确保主攻方向能够取胜的有效武器就是解放思想。为了解放思想，李京堂首先选择了“开颅术”——他带着全镇的村两委干部出去看“风景”，他要用一把看不见的手术刀打开每个人的头脑。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90多名村两委干部看了昌邑的西瓜，看了安丘、寿光的蔬菜大棚，看了胶洲的兔业博览园……一路上，一边看一边学一边讨论一边研究。返回高庄镇后，李京堂不失时机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发动攻艰战，从此各个战役交错展开。
修道路：高庄镇是一个狭长的乡镇，东西宽3.85公里，南北却长达40公里，犹如一根长长的链条，上面布局着全镇80%的村庄、4万人口。李京堂骑着自行车碾转在这根“链条”上，带领全镇干部群众打响了修路攻艰战。
经过科学规划，在短期内，连接高庄镇北部各村庄、起到南北动脉作用的南坦路就开工了，当年整修路基，次年摊铺油面建成通车。那真叫高速度，回想当时的情景，李京堂感慨地说：“当群众发动起来时，迸发出的力量就像是火山。通车的那天，父老乡亲们的高兴劲就甭提了。那一刻，所有吃过的苦都不算啥了。”
南坦路通车的一个月后，高界路、高桃路也开工了，一年后正式通车，紧接着又完成兖石路的拓宽改造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形成了以兖石路、南坦路为十字核心，高界路、高桃路和部分乡村公路为辅的四通八达交通网。路通、人通、经济通，高庄人也由此走上小康路。
如今，笔者和李京堂驱车飞驰在这些公路上，他的脸上一直浮现着笑容，感慨道：“那几年真是没白活，修下去的是路，立起来的是人，没有比为乡亲们做点实事更值得自豪和欣慰的事情了。”
盖大棚：在实地采访时，一位当年的村主任指着自家的大棚说，当时李书记带着我们去参观人家的大棚，听说一个大棚一年能赚万把块，俺真是羡慕。回来后，李书记让俺在村里带个头，还请来技术人员帮助俺。就这样，盖了3个大棚，每个有一亩半左右，谁知道冬天下大雪把棚压垮了，心痛得俺俩口子直哭，李书记来了劝俺不要灰心，帮助俺重新把大棚搞起来。现在了不得了，樱桃结得多，一年能挣好多钱。
李京堂回忆当时带领群众盖大棚有三条经验：第一条是结合当地种植传统因势利导，比如有几个村靠着沂河有种菜的传统，去寿光等地参观回来后，一动员就能上。寿光人种菜能用大棚，我们怎么就不能呢？做农村工作要找好突破点，这几个村就是突破点。第二条是结合当地的特点因地制宜，能上什么就上什么，不搞一刀切。之前去参观人家的大棚是成方成片的，看着有规模，也好看。可是，高庄镇南北跨越40公里，种植品种和习惯不一样，而且有山区，也有平原，地势不一样，建什么样的大棚也就会各有差别。在班子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盖大棚不是搞面子工程，要因地制宜，根据地势和基础条件能盖成什么样就盖成什么样。第三条是结合农民互相学的特点抓点带面，渐进形成规模。现在看高庄镇的大棚很有规模，那都是星星之火燎原出来的。抓农村工作不能急，关键要让群众先有认识，只要群众认识到了，三头牛都拉不回来。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全镇蔬菜大棚建设面积达到了9000亩。
种林果：李京堂在高庄镇当了3年书记，当地的果林面积发展到32000亩，沿着弯曲的山道一路走来，春天绿了山岗，各种果树争奇斗艳。上薜庄村的村民庄其德承包了60亩荒山，栽植了优良桃树，如今已进入盛果期。前一年的优质甜桃吸引来江苏、广州等外地客户，为他带来20多万元的可观收入。当时，李京堂组织农民走出去参观，并将林果专家请进来办培训班，手把手地教农民，实际解决科技推广中的难点问题，实现了与科技专家的零距离对接。因此，被山东省评为“科普先进乡镇”。
养畜牧：当年，李京堂在走家串户时发现一个让人心跳的富矿，可是，村民们只是把它当作解决油盐之急的副业，即畜牧养殖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是人人都有市场意识。
当时，一些农户在地窑或院子里饲养长毛兔。李京堂看到农家妇女剪兔毛时的不以为然，接着听到有农户因为经济效益不好而开始杀掉长毛兔，又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意识到当地的养殖业面临着两大危险，同时也蕴含着巨大商机，一大危机是传统的养殖技术和品种已经不能适应市场，所以经济效益不尽人意；进而，带来第二个危机——杀掉。如此一来，巨大的商机也会因此丧失掉。
于是，李京堂打响了大力发展长毛兔产业的攻艰战，一是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改良长毛兔品种及养殖技术，并成立了科技良种推广中心，搞试点、抓典型、树榜样、请专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组织举办了长毛兔业博览会，而且是全国性的规模，各地的各种兔子聚集高庄镇，那叫一个壮观和大开眼界。在博览会上，举办了长毛兔比赛，冠军奖是一台拖拉机。2001年，良疃村的一家农户获得单体和团体两个冠军，一次开回家两台拖拉机，村里还为他开了庆功会。
长毛兔成为了高庄镇发家致富的主业项目，原本一只兔子只剪3两毛，而且兔毛的质量一般；后来一只能剪到半斤八两，且质量上成。镇里还成立了长毛兔科技研究所，把国内优质兔引进来，高庄镇也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长毛兔之乡”。
不仅如此，高庄镇还是全国著名的“香椿之乡”、“麻椒之乡”。镇里的各项工作跃进全县前列，先后被省、市授予“山东省科普先进乡镇”、“山东省土地管理模范乡镇”、“临沂市文明乡镇”、“临沂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乡镇”。至于李京堂，连续被省军区和临沂市评为“双拥工作先进个人”、“全市模范军转干部”，并荣立了二等功。在之后的2009年6月2日，他被授予“全国模范军转干部”称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2年4月10日，受到军委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听取其先进事迹报告。
三年攻艰，艰苦卓绝，李京堂创造了“神话”，其中吃了多少苦，遇了多少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如今，看到高庄镇变样了，乡亲们富裕起来了。李京堂最大的感受是：“那苦吃的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