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可以说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转型，历经数千年的“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劳作模式被彻底打破，这一切必然会反应到作为个体的人的身体和心理上。相对于反应到身体上的疾病而言，人们对于反应到心理上的精神卫生健康问题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事实上，在中国农村地区，这一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一
这多半年，白大嫂子就像变了一个人，用白大哥的话说：“总是心烦着急，再就是不愿意出门。”
问白嫂子还有啥不适，她说：“除了心烦以外，总是觉着身上有蚂蚁在爬，还睡不着觉，老失眠。”
白大哥带她到医院检查，医生断定：“更年期综合症。”
更年期是女性从中年到老年的过渡时期，40岁以后由于卵巢功能紊乱，导致体内雌性激素下降，继而出现某些躯体不适或精神心理症状，而精神心理方面的症状多以情感障碍表现出来，如情绪烦躁、紧张担心、坐立不安、心慌气短、潮热出汗，周身不适，出现这些症状，被称之为焦虑或心境不良。情绪低落，少语少动，不愿见人，对事物没有兴趣，或体能下降，被称之为“抑郁”。但上述情况通常不为家人和周围人所理解，而误认为是脾气变坏了，人变懒了，故而引发家庭矛盾。
笔者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采访时，遇到一位因为更年期综合症而患上忧郁症的农村大嫂。她说，不仅是疾病的折磨让她痛苦，家人尤其是丈夫对她的不理解更让她痛苦。她的丈夫动不动就打她，在让笔者看脸上的伤痕时，她不禁流下伤心的泪水。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必须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山东省妇联的相关人士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有些人因为更年期综合症而导致精神卫生方面的疾病，继而导致夫妻不和、家庭不和、母子不和，有一部分家庭导致离婚，甚至有自杀事件发生。”她认为，这与农村精神卫生机构相对较少、精神卫生教育相对落后不无关系。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位专家指出，无论焦虑障碍或是抑郁障碍都是一种心理疾病，不仅需要家人的理解，还应该到专业的精神和心理卫生机构进行规范治疗。
二
笔者在医生的引导下见到张娇时，患精神分裂症近20年的她已经从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出院回到聊城农村的家。看见好多人围着自己问长问短，张娇尽管有时语无伦次，但却掩饰不住脸上的幸福和感激。
医生介绍，张娇患的是难治性常见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已经基本控制住，但思维还是有点乱，交流不太自然。医生说，有些患者虽然病情稳定且坚持服药，但是在家庭、邻里或社会上遭到歧视、排斥或者遭遇生活变故时，疾病会复发。所以，在患者回家后，家人要协助治疗，周围的人也不要歧视，防止其病情波动。
张娇的丈夫介绍说，自己的家庭原本很和睦，在1991年生了女儿后，张娇的言语举止开始出现异常，白天经常一个人出去转悠，逢人就说话，有时半夜起来乱吵乱嚷，还整天闹着要离婚。这些年来，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女儿也只好放弃学业去打工。
一位亲戚说，那时的张娇经常到乡政府胡闹，搞得人家无法上班，但政府和她的丈夫一直没有嫌弃她，乡里给她办了低保，亲戚们凑钱把她送到医院治疗，治疗效果还不错。
笔者还了解到一个让人痛心的例子。那小伙子也是聊城人，因为弟弟患白血症病去世而诱发精神病，村里人说：“光着腚在大街上跑，见谁打谁，拿着菜刀乱砍，三个大男人都弄不住他，最后动用了110才把他送进医院。经过治疗，好了一阵，去年又犯病，把他爹的胳膊都打断了，最后还是动用了110。反复犯，反复治，家里把能卖的都卖了，最后闹得媳妇离婚了，孩子带走了，病也治不起了，他爹只好用铁链子把他锁了起来。”
曾发生过精神分裂症患者杀害医生悲剧的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每年都要接诊相当数量的这类患者。据医生介绍，精神分裂症多发病于青壮年，目前约有30%以上的农村精神分裂症患者未得到治疗。其实，通过早期合理的治疗，大部分患者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而首发患者更有高达60%～80%的缓解率，并能进行日常的工作及生活。因此，医生建议，患者应尽早到正规医院治疗，同时人们也应该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家庭和社会要对他们多一些关爱，使他们能更好地回归社会。
三
小龙是鲁西北农村的一个普通青少年，今年16岁。在村里人看来，小龙是一个少言寡语的孩子，还说他变成这样是被他爸“逼”的。
小龙的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十分勤劳，但就是没有文化，脾气还很大，爱喝酒。在家里，总是说自己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挣不了大钱，要小龙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要考上大学，走出农村到城里去挣大钱。
小龙的学习成绩不错，每次在班里都能排在前五名，可父亲要求每次考试必须是全班第一。所以，小龙考试后总是不敢回家。父亲每次听了小龙的成绩，就喝酒，喝完了就揍小龙，小龙身上的伤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少言寡语。在村里根本见不到小龙和伙伴玩耍的身影，他总是一个人低头走路，从来不抬头……
小丽是聊城农村的一名留守女孩，刚刚12岁的她很是腼腆，见了笔者连话都不敢说，而且双眼中透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少有的孤独。
小丽的爸妈在两年前到外地打工，把小丽托付给了大伯。爸妈只在过年的时候回来，年后又早早地走了。小丽说着说着眼圈红了。
“大伯家对你好吗？”
“好。”
“那为什么哭呢？”
“想爸爸妈妈。”
“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
“爸爸妈妈快点回来！”
说到这里，小丽已经泣不成声……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研究所主任刘金同说，对于小龙这一事例而言，其实父母关注孩子的未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要求孩子必须达到某种目标而不顾孩子的能力和感受，则会对孩子的自信心、人格形成和未来规划等造成极大的伤害。从小丽这一事例来看，留守儿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缺少父母的关爱、引导和教育的情况下长大，往往会有更多的焦虑、抑郁和恐惧等负性情绪，会更多出现说谎、逃学、孤僻等行为问题，人格的发育和价值观的形成等也会受到一定影响。这些问题的产生和与父母长时间分离有着密切关联。因此，父母应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多与孩子沟通，如电话、视频聊天、定期回家探亲等，以便拉近与孩子的心理距离，并预防孩子的心理问题。当然，家庭其他成员、学校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四
宁津县的刘奶奶以前是一个十分开朗、爱凑热闹的人，还是村里秧歌队的队长。但现在的刘奶奶几天不出家门，与人见面也不打招呼，人也消瘦了许多。
采访时，刘奶奶总是唉声叹气。她说，老伴死得早，自己就一个儿子，三年前儿子带着媳妇出去打工，没回来过几次，虽说每年都给家里带回钱来，但刘奶奶心里总是像少点什么东西似的。几个月前，听说儿媳妇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刘奶奶想进城去看看他们，但儿子觉得城里车多人杂，怕刘奶奶出个什么意外，而且自己的吃住条件又不好，怕刘奶奶受不了。现在刘奶奶只有在儿子一家回来或打来电话时能高兴一下，其他时候总是在想念和担心。
与刘奶奶相比，张大爷有个通情达理的老伴，有两个已经成家的儿子，而且都过得比较宽裕，膝下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一大家子从来没有发生过婆媳、兄弟、妯娌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家庭在村里看来羡慕死了。按道理说，张大爷应该高高兴兴地安享晚年了，但他最近总是怀疑儿子和儿媳有私心，不孝敬自己。
笔者问起张大爷时，他压低声音十分小心地说，两个儿子想争他的房子，想偷他的钱，想害死他免得被拖累……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可是，笔者从张大爷的老伴那里获知，两个儿子过得都很好，根本没打算要父母的什么东西，想害二老就更不可能了。
上述两个事例在笔者所到的农村地区并非个别现象，刘奶奶和张大爷出现的这种心理问题，其实已经达到精神疾病的程度。但是，人们往往对此不能正确认识，甚至根本就没有常识性的认识，因此，就不能及时解除这些农村老人的精神痛苦。
五
高大爷为什么会跳河呢？
半年多来，这个问题成为了地处黄河边的阳谷县高村人的热点话题。该村的陈春来说：“我和老高是一起长大的，他平时生活很有秩序，说话也很有调理，怎么会走了这条绝路？真让人不好琢磨。”
高大爷名叫高山岭，已是80岁高龄，老伴在三年前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女儿，还曾为城里的一个干部代养过一个男孩，算是没有办理正式手续的“养子”。老伴去世后，高大爷曾在城里的养子家住过一段时间，可是总觉得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不能心安理得地长期住下去，所以不管养子怎么挽留，他还是回到村里。他曾想住进养老院，可是又怕人家笑话，最终就没去。
到了冬天，天寒地滑，高大爷不小心摔了跤，虽然没有骨折，可还是瘸了好长时间。养子听说后特意来接他进城，他说什么也不去。在乡完小教书的女儿也来了，他一场痛哭，然后去了女儿家，因为他认为女儿是自己亲生的，住在她那儿会更随意些。
女儿住在学校的两间宿舍里，给高大爷在外屋安了一张床。女婿在县城打工，每个星期回来一趟。女婿不回来时，高大爷住得还挺好；女婿回来后，高大爷就觉得不大方便了。最后，他还是下决心离开女儿家，又回到了老窝。
回家以后，高大爷就像变成了一个人似的，原来爱听的收音机也不听了，原本和其他老人一起晒太阳也不晒了。有一天，一个消息就在村里炸响了：高大爷跳河淹死了！
陈春来说，高大爷他娘就是跳河淹死的。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吴宏新听了笔者的讲述，很肯定地说：“这就是老年抑郁症呀。”他分析说，高大爷缺乏自信，又对自己过分强求，这类人格特征可视为本病的温床。尽管不能说具有上述人格特点就必然会发展为抑郁症，但临床所见一般都具有上述特征。从心理社会因素上说，不愉快的境遇，也就是“失落感”常常是促发因素。不过，约30%的患者在病发前6个月可查到明显诱因。因此，要早发现、早治疗。
六
在得知张大爷患了肾病后，张大娘变得精神失常了。
那天，老两口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当天半夜，张大娘跑到村里的大夫家里叫闹着要看病，非说自己肚子里的肠子断了。大夫给她吃了一些止疼药，又抓了几服中药，最后还打了一针止痛剂，才连哄带劝把老太太送回家。
中药吃完了，张大娘又去找大夫，非说自己的肠子绞在一起了。随后的日子里，她经常地去大夫家，不是这儿病了，就是那儿病了，开始大多在白天，后来就不分昼夜了。大夫被缠得实在受不了，听到张大娘的声音就赶快关大门。
村里的大夫不给看病了，她就跑到5里地以外的乡诊所，而且去了就不回来，打吊针、做B超……诊所里有啥检查她都要求做。大夫给她全身检查了一遍，说没病，她就在地上打滚，最后闹得诊所叫来她的儿子。儿子住在聊城市，把她接到聊城后在人民医院又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查出有什么病，可她哭着闹着非要住院……
在生活中，张大娘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伺候患了肾病的老伴，不做饭、不洗衣，甚至不洗脸、不梳头。到了晚上，只要老伴一闭眼，她就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没过多久，就把张大爷折腾得筋疲力尽。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副主任赵玉萍听了笔者的讲诉后，催促道：“你赶快通知她儿子马上把她送过来，这是典型的老年疑病症，属于精神卫生类的疾病，综合性医院很难诊治这种病。根据你介绍的情况来看，一般就医半个月就能控制住病情。”
随后，赵玉萍带着笔者来到病房，见到12名老年人患者，五男七女，最小的58岁，最大的81岁，其中11名是农村的留守老人。赵玉萍说，近几年来，老人尤其是农村留守老人患抑郁症(老年疑病症是其中一种)的越来越多。
山东省行政学院“三农”专家高焕喜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留守老人的精神卫生问题在农村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是很多人包括村“两委”对此不认识更不重视，其次是儿女对老人关心不够。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整个社会对精神卫生问题不重视，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很多人甚至连基本的科普知识都不懂，一旦出现症状并不认为是病，拖来拖去最终拖出了悲剧。其实，解决这类问题并不难，比如在乡村医疗机构中加强精神卫生医护人员的配置，村里定期对老人走访，组织老人开展一些活动，特别是儿女要多关心老人。总之，社会各界要对此要引起高度重视，并积极落实有效措施。
事实上，对于国人来说，“老龄化”已经不是一个陌生词汇，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在媒体上乃至政府文件中频繁出现的热词。然而，却又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村老人，似乎感受不到这一热度，尤其是那些子女外出打工的留守老人。据专家预测，到2040年，全国的老年人口总数将增至3.74亿人，而农村老年人占据其中很大一部分。同时，相对于“脱贫致富”以及“老人经济”而言，农村老人的精神卫生健康问题似乎被社会完全忽视了。
因此，亟需全社会对这一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并拿出有效措施予以积极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