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连续失去两位亲人，让我的精神和思维一下子陷入茫然状态。尤其是陈立柱，他是我安于目前生活的唯一支柱，虽然他的这次出轨让我心中异常愤恨，但与失去他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后来听同事说，那几天我已经不知道哭、不知道吃、不知道睡，只是愣愣地坐在门口，看着人们进进出出，是陈立柱的老娘为自己的儿子操持了整个葬礼。
陈立柱的老娘是一位典型的鲁西平原农村妇女，吃苦耐劳且又倔强泼辣，尤其是早年守寡让她的泼辣又强进一层，为了陈立柱不受欺负，她可以说先后在每户村民的家门口叫骂过。不过，从我到野村寨并在她家吃派饭开始，尤其是她察觉到我和陈立柱的关系后，便逐渐变成一个谨言慎行、与人为善、完全躲在陈立柱背后的农村老妪，即便是他的儿子儿媳逐渐出人头地，甚至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她也没有流露出半点扬眉吐气、趾高气扬的样子，反而更加谨言慎行起来。陈立柱和我先后调到金郝庄工作并将家搬到乡里，曾屡次让她搬来一起住，都被她以种种理由拒绝了，甚至我们生了儿子想请她来帮忙照看，也被她拒绝了。除了阴历年，她甚至阻拦我们去看望她。
在给陈立柱办完葬礼后，她主动搬来和我一起住。夜深人静，两个总是一夜难眠的女人自然会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家常，我这才知道她看到儿子儿媳如此有出息是打心眼里高兴，她有意识地与我们隔绝关系，是因为不想因为乡邻的请托而给我们添麻烦，不来照看孙子也是这个原因。另外，因为我是教师，对孩子的教育要求高，她怕自己这个没文化的农村老婆子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办完陈立柱的葬礼之后，陈立柱的老娘步行几十里到严小红的单位大门去骂街，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人们都知道她指桑骂槐的是谁，不是严小红，而是严小红的丈夫。她甚至放下狠话说她不想活了，如果遇到不顺眼的她就跟他拼命。其实，人们都知道她的意思是——谁要敢动她孙子一根汗毛，她就跟谁拼命。当时的农村还存有这种“父债子还”的陋习，至少还存在于陈立柱的老娘头脑中，她是在以这种方式保护孙子的安全。
从那开始，陈立柱的老娘就和孙子寸步不离，甚至恢复了原本的泼辣，只要是她认为对孙子不利的事情，哪怕一点点小事，她都会不依不饶，直到对方认输赔礼道歉。我劝过她很多次，她每次都说不了，但只要我不在，她总会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直到我急了，跟她说再这样孩子会被她教坏的，她才收敛了许多。不过，她的眼神仍如刀子一般，随时扫视着孙子的周围。当然，有这样一位老娘看家，我也放心许多，因此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自从陈立柱的老娘到严小红的单位叫骂后，一是严小红知道了陈立柱的死讯；二是严小红的丈夫也知道了；三是这件事基本被挑明了。所以，人们也不再避讳，甚至在我的面前骂严小红的道德败坏，骂她丈夫的无能和无理取闹。也许他们是想以此减轻我的痛苦，不过，我也因此知道了严小红的一些消息。
据说，严小红始终缄口不说孩子的父亲是谁，即便是面对上级派来的调查组，她只是坚持要求先去向她的丈夫做调查，她的丈夫说什么，她就认什么。事实上，她的丈夫也是一个老实人，否则也不会在风言风语中与她结婚了。在这件事中，他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人们在指责妻子的水性杨花、隐隐地羡慕情夫的能力和魅力之外，会大肆嘲笑丈夫的无能。因此，严小红的丈夫爆发了。但随着来自社会的冷嘲热讽的压力不断加大，尤其是得知陈立柱已经死亡，他又选择了沉默，甚至有意愿与严小红重修旧好。调查组也不想在这种事情上纠缠不清，最终以“查无实据”做了结论。此后，严小红跟没事人似的照常上班，不仅把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甚至还会跟同事开一些小玩笑，厂里举办的文娱活动也是场场不落，而且是挺着一个大肚子。
陈立柱去世半年后的一天，他的一个同事也是把兄弟突然找到我，说是有事要商量，吞吞吐吐半天才讲清楚，原来是杨小红临产住院了，因为检查出血小板太低有大出血的可能，所以需要亲属签字。可是，她的丈夫躲了，她的娘家人也躲了，她就想到了我，便请朋友找到陈立柱的把兄弟来问我，是不是可以作为亲属给她签字。我还没有回答，在一旁的陈立柱的老娘先开骂了，而且连声说不去不去就是不去！
我还是去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况且，她能主动找到我，一是表明她真正遇到了困难；二是表明她对我真正的信任。虽然严小红当着医生的面拜我为干姐姐，但医院仍然按照规定不承认我这个“亲属”，不过他们也不能见死不救，最终生产很顺利，母子平安，是个女娃。
严小红没有跟我提一句陈立柱，只是把我当成亲姐姐似的诉苦说家里人和厂子里都很忙，所以没人能来照料。其实，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明白，那是因为没人愿意来，即便是有人愿意帮忙也不会出现在医院里，这就是所谓的“人言可畏”。
看到严小红的那副可怜样，尤其是那个女娃的可爱样，我又于心不忍起来。当时正值国庆节放假，索性留下来一直照料到她们母子出院，并且送到她在单位的宿舍。一路上，她不论是遇到熟人，还是同事，总会主动把我介绍为她的姐姐、她孩子的干妈。这让我很尴尬，把她送进宿舍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那个女娃出现在我家门口，是陈立柱的老娘听到敲门声出去发现的，襁褓中有一张纸条，落款是“严小红”，主要内容是拜托我收留这个女娃。我猛然意识到严小红是要轻生，连忙追出去，一直追到她的单位，她的单位随即组织人员四下寻找，找了一天一夜也没音信，最终还是陈立柱的那位把兄弟在河边发现了一串脚印，又顺着河的下游找出去十几里，才发现严小红，已经没有了气息。
后来，陈立柱的把兄弟向我坦陈：严小红投河的地点，就是她和陈立柱曾经常去的地方。再后来，有传言说我是个笑里藏刀的人，假仁假义地去照料严小红母子，就是要让严小红更加羞愧难当，所以最终选择了自杀。
其实，严小红留在襁褓中的那张小纸条写得非常明白，她早就打定主意要追随“那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只因为孩子是无辜的，所以才会苟且偷生一些时日；又因为她知道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打定主意要把孩子托付给我……其实，我只要把这张纸条出示给人们，就能堵住那些人的嘴，还能维护我的个人形象。不过，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无论做何种解释，只会将那些喜欢传播流言的人刺激得更加亢奋，又会衍生出更多的流言。我选择用沉默的方式尽快结束这件事的发酵，以便让我和两个孩子尽快恢复到平静的生活。因为，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
陈立柱的老娘却不这样想，可是又没有一个特定的人去指责和发泄，所以，她把自己儿子的去世，以及一腔的怨恨都归结到那个女娃身上，她一度坚持要把那个女娃送回去，不论是给严小红的丈夫、娘家人，还是福利院，总归一定要送走。在我决定自己收养，她才勉强接受了。
严小红没有给女娃留下名字，我就给她起名叫筠瑶，陈筠瑶。
十
在随后的日子里，陈立柱的老娘明显偏向孙子，不论是玩具、衣服、吃食，还是孩子之间发生小矛盾，她总是会偏向孙子。我劝过她很多次，她每次都说不了，但只要我不在，她总会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直到我急了，跟她说再这样孩子会被她惯坏的，她才收敛了许多。
其实，筠瑶也是她的亲孙女，她怎么能不喜爱，只是心中的那个疙瘩总是解不开。后来，筠瑶大学毕业去深圳发展，并且在那里出嫁生子，还屡屡让我和奶奶一起搬过去。可是，陈立柱的老娘不仅自己拒绝去，而且以各种理由阻止我去，甚至筠瑶生孩子想让我去伺候月子，她竟然发起小孩脾气，莫名其妙地就生病住院了，我只能留下来陪她。不过，当听说她在美国留学的孙子要回国，而且想回野村寨开发现代农业，她的病又离奇地好了，而且念叨着要搬回野村寨。我问为什么，她说她的孙子不是出生在野村寨，她怕乡邻们把他当外人欺负。
我笑她还是那么偏向孙子，她说那段孽债已经还完了，也就没什么偏心不偏心了。我知道，她说的是把筠瑶培养长大成人，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随后，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这些年他们陈家把我拖累了，并且历数那些向我求婚的人，还说那个人挺好的，那个人也不错，如果我改嫁过去肯定比现在好。我笑着说你当年不是也没改嫁吗，她说给她提亲的也不是没有，只是她怕陈立柱跟过去会受苦。我没有再说话。
就像是陈立柱的老娘说的那样，我不是没有改嫁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再嫁的想法，只是怕带着一双儿女和一位农村婆婆过去会拖累人家，虽然他说不在乎。
他在省城工作，还是一位作家，明年就要退休了。二十五年前，他曾到我们县挂职锻炼，当时他的妻子在美国留学后办了绿卡，所以，他不像其他的挂职干部那样总是找机会回省城，而且一心扑在分管的文教卫生工作上。正是在工作接触中，我们彼此产生了好感，尤其是在知道我的经历后，他更是对我表现出同情和善意。
一年后，他调回省城，被重新分配到文联工作。虽然我们已经没有了直接的工作关系，不过仍保持着通讯联系。当他得知我会定期回省城看望父亲后，便会相约在一起坐坐，有时是小饭馆，有时是咖啡屋。有时我到省城出差开会，也会告知他。
直到两年后，他给我看了离婚证，我们才正式走到了一起。他想让我调到省城然后结婚，我则想等孩子再长大一些。况且，我还有那么多学生要教、要照料，至少要等送走这批学生之后；还有陈立柱的老娘，我曾半真半假地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到省城生活，被她当下拒绝了。后来，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在一次因为生活琐事的拌嘴中，我流下委屈的眼泪，她反而说你走吧，回省城吧，我自己照看两个孩子。
我怎么能走呢？这几年，陈立柱的老娘就犹如这个家的避风伞，当我由于身份和性格的原因不宜出头露面时，她总会挺身而出，我们已经形成相依为命的关系，我一定要把她养老送终。
谁承想，陈立柱的老娘越活越硬朗，如今快90岁了，依然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当听说孙子要到野村寨开发现代农业，而她要回去的想法又被我拒绝后，竟然拄着拐杖步行二十多里到野村寨为孙子“铺路”。当我得知消息开车把她接回来时，她却心满意足地说，等孙子有了出息我就可以走了，就不拖累你们了。这句话让我流了一路的眼泪。其实，我早已和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纠缠不清了，陈立柱的老娘生在这里就不走了，我的儿子走了又回来了，我来了怎么能走呢？
就这样，我再婚的事一拖再拖，他也一等再等，一直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到他快退休了。他说，等他退休后就搬到我这里，和我一起办幼儿园。
这所幼儿园是4年前我退休后开办的。当时，原单位有意愿返聘我，一些辅导班也在发出邀请。不过，我看到许多更小的孩子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变成留守儿童，就想办一所寄宿制幼儿园。我的想法得到了几名学生的支持，他们有的刚大学毕业，有的已经找到工作并且干得还不错，但相约回来和我一起创办幼儿园。
这些年轻人敢想敢干也能干，他们正在计划把幼儿园升级为“集团”，进而辐射到全乡、全县的每一个村庄，当然也包括野村寨。到那时，儿子在野村寨开发现代农业，陈立柱的老娘肯定要搬回去住，我会主动把集团让贤给年轻人，而专心开办野村寨幼儿园，他退休后也会从省城搬过来。
一家人相互依靠、和和睦睦地在一起，是我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唯一精神支柱，如今终于能够实现了！
说实话，我早就离不开这片土地了，而且早就注定要做一名新农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