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陈立柱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清一中当高中语文教师，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平时又好舞文弄墨，不到一年就被调入金郝庄公社工作。
当时，教师也属于国家干部，而且调动工作是以工作表现和工作需要为主，我有多次被调到公社乃至县里工作的机会，但都主动拒绝了。陈立柱也劝说我至少可以到公社里工作，那样两人就会有更多的团聚时间。不过，我舍不得离开野村寨小学的孩子们，舍不得离开曾经收留我的奶奶庙，况且，陈立柱的老娘也不想离开自己的“老窝”。
后来，金郝庄完小与野村寨小学进行合并，我成为金郝庄完小的副校长，同时又是野村寨小学的校长并常驻；再后来，野村寨小学撤并到金郝庄完小，我才离开野村寨，那座泰山奶奶庙也恢复了原样。
应该说陈立柱还算有良心，他为我们补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甚至请来一整套的吹打队，唢呐、笛子、二胡、板胡、锣鼓一样不少，还特意请来几位闻名于当地的民间艺人，包括任官屯唱河北邦子的“小金牙”和金銮店唱豫剧的“小钢炮”，并把一辆牛车打扮成花车来接我这个新娘，一路吹吹打打，从金郝庄接进野村寨，引得十里八乡的村民前来看热闹。
要知道，那时正值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时期，我的一些已经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同学甚至不惜离婚也要返回城市。我没有走，不但没有走，还举办了如此隆重的婚礼，不仅在当地老百姓中引起轰动，而且也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一方面，在公开场合表扬我是扎根农村的典型；另一方面，在私下里都说陈立柱是深藏不露的能人。
我怀孕时，恰好是青黄不接的初春。
当年不像现在冬季也有新鲜水果蔬菜，尤其是初春，不论家庭经济条件好坏，只能吃自家储存了一个冬季的白菜、土豆、萝卜、大葱；水果只有比鸭蛋大不了多少的国光苹果，虽然失去水分而皱巴巴的，多数还有腐烂的地方需要用刀挖掉才能吃，即便如此，也不是家家都能吃到。
我因为怀孕害口得厉害，吃那些原本就没有了味道的冬储蔬菜就更加没有味道了。陈立柱非常着急，幸好鲁西平原上已经冒出各种各样的野菜，他一下班就骑上自行车去野地里采挖。不要以为挖野菜是个简单的工作，不仅需要去寻找，还要会分辨；不仅要分辨是否有毒，还要会分辨哪种好吃。而且野菜一般会贴地生长，又伴生着刺手的蒺藜，所以，这是一种既要技术又要体力还要智慧的工作。经过试吃，我特别喜欢一种当地人叫“透透酸”、学名叫酸模叶蓼的野菜，这就更加重了寻找和采挖的难度。不过，陈立柱乐此不疲，每次都会采来一篮子。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透透酸”还是一味中药，具有利湿解毒、散瘀消肿、止痒的功能。
那年，我生了一个儿子，谁看了都说是和陈立柱用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太像了。为了给儿子起名可是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决定叫“陈延邦”——延续陈家香火和国家兴旺的意思。当时，国家正在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老百姓把这种形式笼统地叫作“大包干”，下发的文件和媒体上则称之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陈立柱的老娘就给孙子起了小名叫“包产”，既符合国家号召，又有多为陈家生产孩子的意思。
那年，我28岁，他24岁，也就是1982年，正值中央提倡“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写入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
陈立柱作为县里的“第三梯队”成为预备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在1984年全面取消“公社”改制“乡镇”时，他被提拔为乡委副书记，平时参加会议的次数更多了，干部培训、出差参观学习的机会也多了。
那次他从上海出差回来，除了给孩子买了公鸡啄米玩具和大白兔奶糖，给我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衣，他则是穿着一件新夹克和一双新皮鞋回来的，虽然下身仍穿着出差走时的中山装裤子，不过，这一身衣服再配上他张故作成熟却稚气未消的脸，确实显得英俊了许多。但是，我仍从不应该乱花钱给我买衬衣说起，一直说到他不应该穿这种时髦的衣服，虽然在大城市已经流行起来，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太乍眼了，如今当了领导干部更要注意个人形象，等等诸如此类的。我明显看到他眼神中的失望和失落，但没有反驳我，只是说出差赶路累了，然后洗洗就睡了。
其实，我是真心为他好，平时从来不让他干粗活，尽量让他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一旦有头痛脑热，都是由我亲手照顾，就算是他自己能吃药，我也非要喂他，以免他忘记吃或嫌苦；让他上床休息发汗之前，我会先用自己的身体把被窝捂热，还会把他搂进怀里，等他身体冒出微汗后才去上班或干家务。平时我叮嘱他最多的就是要注意个人形象，注意与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要表现得成熟一些，要不断要求上进，争取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谁谁谁不到一年就由副转正了，比如谁谁谁不到半年就调到县里更重要的部门。有时，我去开会或在街上遇到他的领导或下级，总会闲聊一会儿，问问他的工作表现，请领导和下级多多帮助和支持他，如果有什么不便当面批评他的就先给我说，等他回家时我再教训他……
后来我也在反省自己，尤其是在与陈立柱的那次深谈之后，他说我管他管得太多了，让他在领导和下级面前抬不起头。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1988年4月6日，也是在我证实严小红怀孕而且是陈立柱的孩子的当天。
我确实管陈立柱管得太多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刚到野村寨时是国办教师，他是代课教师。我比他大4岁，从年龄上是他的姐姐，后来帮助他补习高中课程，又是他的辅导老师，再后来是他代课所在学校的领导，等我们有了孩子，甚至对他有点像养孩子那样在养。我想，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让他在家里没有感到一家之主的尊严，在外面又被上级和下级取笑。所以，他要用行动证明些什么，而且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与严小红相识是在五年前。那是1983年，儿子只有1岁多，我的工作又很忙，可以说家里家外忙成一锅粥。陈立柱也很忙，因为他被上级组织部门列入重点培养对象，所以要有更上进的表现。终于，他在年底被选送参加正式提拔前的党校学习班，严小红是他的同班同学。
严小红当时是临县国营棉纺厂的技术员，并且是厂团委书记，组织活动的能力比较强，还特别能歌善舞。她在上中学时，就能把《红灯记》的李铁梅、《林海雪原》的小白鸽、《白毛女》的白毛女表演得惟妙惟肖，还没毕业就被县棉纺厂特招进厂，曾经代表县里参加地区举办的工农兵革命样板戏汇演；在“支农”活动中，她率领演出小分队深入到田间地头进行宣传鼓动，用现在的话就是一时成为当地的“超级明星”。
我曾经特意去党校看望陈立柱，顺便带些日常用品和吃食，也就见到了他的同学们，包括严小红。可以说，那个学习班汇集了我们那个地区的青年精英，个个朝气蓬勃、英气焕发，陈立柱在里面根本不显眼，只是因为吃苦肯干才被选为党小组的生活委员，平时主要是为那些一心想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同学们提供后勤服务。说实话，这让我放心很多，也就散发了更多的吃食给他的同学，并请他们多多帮助陈立柱。那些女同学包括严小红虽然客气地接纳了，但我能感觉到她们的眼神中对我的这种“俗套”有很多不屑，这让在一旁的陈立柱很尴尬，也让我更放心了。
没想到，陈立柱和严小红最终还是走到一起了。
八
据我事后了解，原本严小红根本没看上陈立柱，甚至有些看不起他的唯唯诺诺，她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党校新调来的一位教师身上。那位教师很年轻，根本抵挡不住严小红的攻势，两人暗中建立了恋人关系，甚至发生了性关系，这肯定瞒不住朝夕相处且多数已有家庭的同学们。就算是现在“师生恋”也是被禁止的，更不要说当时的党校。然而，这种事传扬出去肯定会有损学校形象，所以那位教师很快就被调走了。针对严小红，一是要按照程序做思想工作，党小组没人愿意出面干这种事情，就指派了陈立柱；二是在她的人事档案中记下一笔，这让她以后的仕途屡遭不顺。
学习班结业后的两年间，他们那一期的学员几乎全部担任了乡镇的主要职务，有的甚至升任到更重要的岗位，只有严小红只是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才被任命为县棉纺厂的副厂长，主管又脏又累的生产业务。
那时，国营企业正在深化改革，逐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经理）责任制”，提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不过，必然就遭遇到生产物资短缺的瓶颈，各地随之出台五花八门的保护措施，严防本地的生产物资外流，进而更加重了供不应求的态势。
严小红为了采购棉花四处奔波求援，其中自然就找到已经是乡委副书记的陈立柱，虽然他没有分管农业，也没有分管商业，但竭尽全力做了协调工作，甚至把邻近乡镇也协调了。这件事很快就被县长知道了，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严厉斥责陈立柱是“吃里扒外的卖国主义”，并责令他负责把外流的棉花追回来。
陈立柱不得不骑车到临县找严小红，那个县的县长得知后，特意到棉纺厂把他请到县招待所，由严小红作陪把他好好地招待了一番。当时的招待很简单，除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炒鸡蛋、一盆炖肉烩菜之外，就是灌酒。等陈立柱晕头转向两手空空地回来后，又被县长臭骂一顿，责令必须追回来。
其实，两位县长彼此很熟，在去地区开会时也经常碰面，可是都心照不宣地避谈此事。这就苦了陈立柱，来来回回跑了近一个月，最终把那个县的县长逼急了，将酒杯一墩，骂道：“你让你们县长来找我，先跟我谈谈明年春季浇水的问题。真是给他脸不要脸了！”
那个县在我们县的上游，灌溉农田的河水是从他们那里流下来的，平时还没什么，只是每到春季灌溉时节需水量大增，上游势必要截流，虽然上级进行了协调并作出放水量的相关规定，可是绝大多数农户甚至彻夜不眠加紧灌溉，当地干部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一夜之间下游就变成了涓涓细流。每到这时，我们的县长不得不亲自前去协调，甚至指派干部去那里驻扎协调。两位县长一开始看似避而不谈棉花的事，其实是在以打冷战的形式相互试探虚实和底线。结果是，那位县长看似是在破口大骂，其实是在表明态度：明年春季灌溉的问题好商量。
果然，第二年我们的县长只亲自去了一趟，就把灌溉水量的问题解决了，并顺理成章地指派陈立柱驻扎在那里进行督导。就这样，陈立柱和严小红也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这件事，发生在1987年。
这种事，妻子总是最后知道的那个，而且是他们实在瞒不住了，因为严小红怀孕了。当时，严小红已经结婚，那年代也没有DNA检测这回事，如果严小红死不承认也没事。问题是，她在党校那段“绯闻”一开始就闹得风言风语，在随后的工作中，即便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大家也会躲躲闪闪甚至避之不及，所以她就选择下嫁给本厂的一名技术员以避口舌。可是，她的心境依旧高远，总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丈夫，两人新婚不久就分床而睡了，她甚至以工作忙为由常住办公室。也就是说，两人很长时间就没有了性生活，此次严小红居然怀孕了，再老实的丈夫也不会容忍的。
这种事如果放在现在，随便找家小诊所就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可是，那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医疗体制改革还处在试水阶段，个体诊所只在大城市刚刚出现，经营范围仅限于治疗常规疾病。而且，对生活作风方面仍然抓得比较严，有的地方甚至因为私自办舞会而被按照流氓罪处理。至于私自堕胎或流产，在当时处罚得非常严厉。所以，只能去正规国营医院，不仅要有丈夫陪同，还要到单位开证明信。那时，对介绍信或证明信的管理也很严格，不仅每页都有编号，而且必须留有标注事由的存根，公章更是由专人管理和使用。
纸，终于包不住火了。
严小红本想主动求得丈夫的原谅，还指天发誓地表示，以后一定要好好跟他过日子。谁承想，积怨多时的丈夫终于爆发了，他没有动手打人，而是按照“文革”时期的思维，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厂门口，声称要与严小红彻底决裂，并扬言一定要揪出破坏他们家庭的幕后凶手。虽然严小红缄口不说“凶手”的名字，但风言风语指向的是陈立柱。陈立柱得知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不得不主动向我坦白。
其实，我之前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甚至在陈立柱被派驻临县时曾特意去看望并留宿过，还和当地的干部一起吃过饭，用现在的话就是申明“主权”，但终归不能天天把他拴在裤腰带上，所以只能事事从好的一面去想。谁知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看到他从未有过的惊慌沮丧的样子，我是既恼怒又心疼，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一切，因为我不能失去他，我们的孩子和他的老娘不能失去他。所以，我给他定下“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措施。其实，也只能这样静观事态的变化了。
然而，事态在不断恶化。严小红的丈夫虽然没有从她口中问出“凶手”的名字，但已经从风言风语中认定是陈立柱，他没有选择直接找陈立柱进行对质，而是以了解“凶手”到底是谁为由，从严小红近前的朋友、同事、领导开始询问，并且不断扩大范围。我的朋友也在不断把相关消息偷偷告知我，还说那人的做法太阴毒了，不仅能够最大范围地败坏严小红的名声，而且早晚会找到陈立柱。
陈立柱也应该听到了传言，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思想压力越来越大。我当时反而希望严小红的丈夫尽快找上门来，不管闹到什么地步，只有早发生才能早了结，然后我和陈立柱就可以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最终，严小红的丈夫没有找上门，因为陈立柱出事了，是车祸。等我从济南母亲的葬礼匆匆赶回来时，他已经被送进太平间。事后，有人说那辆外地的大货车开得太快了；有人说那个司机坚口说是陈立柱故意拐弯撞车；也有人说肇事司机当然要推卸责任了，主要是因为那辆货车超载也超宽，所以刮倒了陈立柱；还有的说，如果是被刮倒的，一般自行车不会被压到车轮下，只会压到人……反正，人是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