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野村寨小学有4个年级，一年级有11名学生，二年级8名，三年级7名，四年级5名，全校一共有31名学生。至于教师，除了我，还有一位快退休的闫桂林老师以及代课的陈立柱。上级把我分配到这里来就是要接替闫老师，而陈立柱是因为家里穷，在高一时辍学回村做了代课教师。我来了以后，闫老师先让出算术让我教，他教语文等其他课程，以后逐渐移交给我；陈立柱教体育、音乐和美术。
我到野村寨小学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国旗。其实，我刚来时发现学校没有升起国旗，就问陈立柱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不过曾经看到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有一面国旗。第二天，我问闫老师，他说国旗是去年公社发下来的，可是没有发旗杆，他不知道怎么弄。陈立柱得知是这个原因，二话没说转身就走，很快就挖来自家的一棵小白杨树，在顶端丫杈处用铁丝固定了一个木制线轴做滑轮，用一条长麻绳做旗绳，然后把白杨树移栽到泰山奶奶庙也就是教室门前2米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利用台阶做观礼台。当时没想到的是，随着白杨树不断长大，旗绳要不断加长，国旗也越升越高了。为了国旗不被树冠挡住，陈立柱不得不爬上去把树杈锯掉。
第一次举办升旗仪式很是隆重，我们把所有学生集合到操场上，一个年级一列站好队，要求每个人都要抬头挺胸，行“红小兵”礼，陈立柱负责唱国歌，我和闫老师负责升国旗。国旗升起来了，那一刻，我觉着很自豪。从此，野村寨小学有了升旗仪式，直到现在。
第二件事是为学生们洗脸梳头。在野村寨，除了曾经在公社中学上过初中、在县城中学上过一年高中的陈立柱坚持每天刷牙洗脸外，这里的大人孩子根本没有养成任何卫生习惯，只有在夏天干农活太热时到运河里洗个澡，才算是顺便洗了把脸。如果让孩子们养成刷牙习惯，那不太现实，因为要买牙刷、牙膏或牙粉，乡村没有那个闲钱，不过洗脸梳头还是可以的。洗脸盆是我从济南带来的搪瓷盆，盆底有一朵大红花。陈立柱特别喜欢那个搪瓷盆，他挑来水倒进去的时候，总是慢慢地倒，不是怕水洒出来，而是多端详一会儿那盆和盆底的花。早上学生们陆续来到学校，每来一个我们就洗一个、梳一个。他负责洗脸，我负责梳头。别认为这工作很简单，那一双双小手上长着好厚的皴，洗起来很费劲，洗过几次后才露出原本的肤色。给女孩梳头也很难，因为天天洗头也不现实，就算洗了，很快就会脏了打结，打结多了就会梳不通，硬梳就会把头发扯疼，所以要非常小心，手上的力道也要均匀。其实，如果坚持天天梳头，也等于是洗头了。
第三件事是盖厕所。因为学校是“借用”泰山奶奶庙，原本就没有厕所，学生们想方便就到奶奶庙后面的荒地里，男生、女生混在一起解手是常有的事。我提出来要盖厕所，陈立柱第二话没说就见诸于行动。盖厕所就要先脱坯，土和麦秸随处都有，水可以从运河里挑过来，陈立柱家里有脱坯的木模，拿到学校就开始动手。脱坯是个力气活，曾有俗语说农活里最累的是“挖河，筑堤；拔麦子，脱坯”。每脱一块坯都要付出相当的劳力，而我能帮忙的只是在和泥的时候倒水。正在忙碌时，有一位老大爷过来问这是要干啥，得知是为学生们盖厕所，他就指着陈立柱一顿骂骂咧咧，说尽干些脱裤子放屁的事，然后转身走了。没过多久，老大爷带着村民用手推车送来几车晒好的土坯，一起动手很快就把厕所盖好了，左边是男厕，右边是女厕。从此，男生女生可以分开入厕了。
四
我把陈立柱当成亲弟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
那天，我在梦中被屋外奇怪的动静惊醒，好像有人在不断地扔麻袋，还混杂着踢打声，我战战兢兢地扒着门缝向外看，借着月光看到两个人在操场上扭打，谁都不做声，只是不停地扭打，其中一个粗壮的身形好想要逃跑，另一个瘦小的人撕扯着就是不让他走，而且用脚、腿、膝盖拼命地踢打，那个粗壮的人似乎被惹恼了，用力将那个瘦小的人掀翻在地，然后骑上去挥拳就打。我终于认清那个瘦小的身形是陈立柱，也终于明白他是为了保护我才搭起那个窝棚，才和那人拼命地厮打。同时，我发现顶门杠已经被挪开，应该是被那人用树枝通过门缝拨开的。随即，我扯开门板，抄起碗口粗细的顶门杠，声嘶力竭地嚎叫着冲向他们。那个骑在陈立柱身上的人惊恐地看向我，至今我还记得那双惊恐的眼睛，他拼命地甩开陈立柱的双手，起身撒腿就跑。
不知不觉之中，我就把陈立柱家当成了我的家，他娘也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既然这里是家了，那房子，那羊圈，那火炕，那锅台……家里的一切都变得那样熟悉，那样亲切。在济南，叫自己的父母为爸妈；在野村寨，把父亲叫作“大大”，把母亲叫作“娘”。虽然我仍把陈立柱的娘叫“大娘”，不过从心底里已经把她当作了娘，把陈立柱当作了亲弟弟。
我能为这个家做出的最大帮助，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口粮都贡献出来，还有工资的三分之二。另外，我还时常让济南的爸妈寄些粮票、布票、油票过来。爸妈虽然对我下乡的选择持反对态度，可既然我走上了这条路，他们还是会记挂心疼我这个女儿。
和陈立柱接触多了，也就了解到他的心思，他一直对被迫辍学耿耿于怀，他想离开野村寨，想到外面看看这个世界，想出人头地。
那天，我们坐在窝棚边，如水的月光洒到田野上，洒到窝棚上，洒到我们的身上。
我问：“你真的想离开野村寨？”
他点点头，良久，说：“嗯。”
“你想过吗，怎么才能离开野村寨呢？”
“如今招工也很难，只有当兵这一条路了。”
我犹豫一下，说：“你才17岁……就算当了兵，还是要复员回来，你也知道如今招工很难，最后还是离不开野村寨。”
“我可以在部队上好好干，争取提干。”
“就算是能提干，那只有成为营级干部后，家属才能随军，这期间你娘怎么办？再说了，当兵身不由己，谁知道你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是边疆大山沟里，你娘随军去了也是受罪啊。”
他叹了口气，深深地埋下头。
我说：“要不这样吧，我来辅导你高中的课程，以后考大学，毕业了照样能当国家干部，不管怎么分配至少能留在本省，如果是定向培养，还能回到本地区、本县，这样你就能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你娘了。”
他疑惑地看着我说：“如今大学招收的都是工农兵学员，不要说我还不符合‘有三年实践经验’的条件，就算是符合了，村里、公社里也不会推荐我的。”
其实，这些我比陈立柱还要清楚。自从1966年“停课闹革命”，1968年响应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大批“老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高中、初中生）上山下乡后，全国的大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到1970年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而且明确招生办法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条件除政治和格外，还包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一般只招收未婚者）。还要招收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他们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学员原则上专业对口”，以及“从农村中招生，应注意招收那些有三年以上劳动锻炼，表现较好，受贫下中农欢迎并为群众所推荐的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
也就是说，陈立柱至少还需要三年的实践经验。至于三年后能否获得“群众推荐”以及“领导批准”，并不是未知数，而是基本不可能。就算是他在村里和公社里表现很优秀，也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认可，但仍要从全国范围来看，因为197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我是1975年6月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多少也受到了这篇文章的鼓舞，所以记得非常清楚，这篇文章的引题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主题是《我国有近一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副题是“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革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的战略措施”。当时，全国的大学比较少，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多，而且除了招生条件里规定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外，至少还有“近一千万知识青年”，陈立柱怎么可能从这么多人里面脱颖而出呢？说“基本不可能”算是客气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
不过，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毕竟我是从省会城市来的，要比陈立柱知道更多的小道消息。虽然我立志要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是既然已经把陈立柱当作亲弟弟，我就从心底里想让他有出息。再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从眼神里也能看出他对辍学回家的不甘心，以及不能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的苦闷。
所以，我半是鼓励、半是劝慰道：“我有初中同学比我上山下乡早，听他们说知青点里已经有人开始偷偷复习功课了；我大哥在一个重点科研单位，听他说他单位里的科技人才已经有些青黄不接了。不管怎么说，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才，不可能永远这样。再说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也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有了文化知识才能多为国家做贡献。即便不能上大学，按照最高指示‘好好学习，天天上上’总归不会错。对了，我有一个同学因为广播稿写得好、黑板报办得好，就被公社调到宣传科转正当了国家干部。”
陈立柱猛然抬起头盯着我，挥动拳头表决心式地说：“姐，我听你的，一定好好学！”
那天，我们望着挂在半空的月亮久久地坐着，一直目送月亮西去。
五
我把自己以前的高中课本、辅导材料、学习文具都翻找出来，白天我在学校里教学生，晚上我挑灯夜战辅导陈立柱。说实话，陈立柱虽然聪明，可文化基础太差，他只在县农中上了一年，而且是半工半读式的，加上那个年代学校不敢抓教育，只有在抓革命的前提下促点教育。不过，他很刻苦，很认真，也很灵透，我更是不遗余力地教，所以整个复习进度还算顺利。
接下来，我要改变陈立柱的形象。虽然他以前在学校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衣着、发型却是需要钱来改变的。因为家里没有钱，所以只能穿他娘亲手纺织和缝制的机织布衣裳，发型是走街串村的剃头师傅理的草帽头。衣服我可以给他买，至于发型就需要我来练了。当时，就算是在城市里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闲钱去理发店，在我正式参加工作之前，都是由我母亲给剪发，我父亲和哥哥们的头发也是我母亲理的。在哥哥们理发时，我时常会逗闹着装模作样地先用推子推几下，然后母亲再理，我一边和哥哥斗嘴，一边看母亲理发。所以，在理发上我算是有一定的基础。
我从家里拿来一把旧推子，花1角钱把剪齿打磨好，虽然弹簧和中轴有些损坏使用起来很别扭，但毕竟能用，梳子我自己就有，围布是用一块旧床单改造的。就这样，我的义务理发室开张了！先是尝试着给陈立柱和学生们理，后来村民们也闻讯而来。他们对发型也没什么特别要求，只要理短就行，所以我就敢下推子，大不了最后理个光头。很快，我的理发技术突飞猛进，不仅邻村的村民，就连公社里的干部也会借着下乡的机会来找我理发。
理过发，换上我买的一身深篮色中山装，以及从大哥那里“借”来的一双黑皮鞋，再在上衣口袋别上一支钢笔，陈立柱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在镜子前面不停地前后左右照看，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憨头憨脑地说：“姐，我该怎么报答你啊？”我说：“只要你心里有我这个姐就行了。”
当天，他就回报我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他家的一口水缸搬到我的宿舍，并从运河里挑来水灌满，又放进去一些白矾，用水瓢搅动了几下。他说这口缸里的水干净，可以刷牙洗脸、做饭烧水喝，原来的那口缸里是就近从村边水湾挑来的水，可以用来洗衣服洗脚、打扫卫生或泼洒压尘。他还说，以后会负责把这两口水缸灌满。
第二件事是给我做了一支秫秸哨。秫秸哨是一种民间自娱自乐的自制乐器，在鲁西北一带很流行，用材在农村随处可见可取，其实就是高粱秸或玉米秸的顶部，截取一寸长，用小刀割起一个簧舌，再用针把秸杆的内瓤掏空，然后含在嘴里吹奏，可以吹奏出戏曲、歌曲、鸟叫甚至方言。当然，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我试了一下，只能吹出单调的“吱吱”声。陈立柱接过秫秸哨，在袖口擦掉口水，然后含在嘴里试吹了几下，随即一首歌曲的旋律从秫秸哨中飘扬出来，先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然后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红灯记》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后来是我从没听过的曲调，有时欢快，有时悠扬，还时高时低、时粗狂时婉转，好像是男女在对唱，听得我心里痒痒的。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陈立柱才红着脸说：“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只是跟着长辈们学，后来听说是一些民间的淫词浪调。”
我打趣道：“我这个弟弟懂得真不少啊，真是长大了，是不是已经有媒人在说媳妇了？”其实，在农村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都有结婚生孩子的了，我也听说有媒人在给陈立柱介绍对象，是邻村的姑娘。
他听我这样问，脸更红了，嘟囔道：“我不稀罕！”转而盯着我，好像是在赌气地说，“你不是也没说媒嘛，干吗管我！”
我愣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他站起身，挑起水桶向运河一溜烟走去。看着他的背影，我从心底里涌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在放寒假前，我买了一辆自行车，金鹿牌加重大飞轮。
那时候，买自行车需要车票，就如同粮票、布票、肉票、糖票、烟票似的，只是普通人很难得到。我原本也没有资格，那天一名下乡的公社干部找我理发时说，上级为了照顾偏远地区，特别批下来5张车票，他有幸抓阄抓到一张，得意之余又为凑不足买车的钱而骂骂咧咧。其实，当时的国家干部也不是很富裕，如果生的孩子多，日常生活就更困难了。听他这样说，我的心不由一动，就找了许多借口和好话求他把车票让给我，包括学校的闫老师年龄大该退休了，如今只能由我去公社甚至县里开会，而且下发给村里的文件我也可以顺便带回来，等等。还是基层干部可爱，最终我只花5角钱买了一包能砸死人的点心，就把车票换过来了。听说，省城里一张车票已经卖到5块钱。当时的5块钱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个一家三代农户一个月的口粮钱。
我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又让父母支持了一部分，就带上钱和车票去县供销社提车。毕竟自行车在当时属于贵重物品，我又是一个小女子，所以就叫上陈立柱一起去。
去的时候，先搭顺路的小毛驴车到公社，再从公社坐长途车到县城，等买到车后，我们就一路骑回来了。如今，早已是村村通公路，而且是水泥路。当时，出了县城不远，柏油路就已经是坑坑洼洼的了，还没到公社，连柏油路都没有了，全是乡村土路。一半多的路程是他骑车，我坐在后架上，遇到颠簸免不了要搂一搂他的腰。等快到野村寨时，我把陈立柱换下来，由我骑车带着他，然后一路按动转铃骑进他家大院，正好赶上吃晚饭。
这成为了野村寨的头号新闻，成了新时尚的代名字。据说，野村寨的人至今还会给儿孙们讲起这件事。
六
要说陈立柱这个人，还真是有命又有福。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刚得到消息就先为他报上名，然后才通知了他。不论考得好不好，至少要去考，否则我两年来的辅导就白费了。
先为他报名主要还是因为时间太紧迫了。如今，人们讲起“恢复高考”往往会提1978年，其实应该是1977年。很多年后，我才从杂志上了解到当时的情况：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并邀请了30余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明确支持他们提出“恢复高考”的呼声；同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期间受到很大阻力，又是邓小平力挽狂澜，最终做出恢复高考的决议；10月12日，国务院决定当年恢复高考。可是，到国内各大媒体正式公布时，已经是10月21日，并称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由于时间比较仓促，不可能准备全国的统一试卷，而是各省自行出题。因此，考试科目不一样，甚至考试日期也没有统一，基本是在1977年12月之内。同样是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有些考生没有复习时间，甚至没有衡量自己的实力就报名参加，所以交白卷的情况屡见不鲜。当然，自1966年以来已经停止高考10届了，也不可能有衡量实力的标准。据说，某省的高考理科第一名，也就是高考状元的实际文凭是初中。若是放到现在，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考生，不论多么刻苦努力，别说高考状元，只要能考上个“三本”就算是天大的奇迹了。这也反映出“十年动乱”对中国教育造成的创伤有多大。
去参加高考的前一天，我还在为陈立柱复习功课一直到很晚。12月的北方已经是数九隆冬，他早就不能住在那个窝棚里了，前几天下的小雪又让道路非常泥泞湿滑，所以只能留宿在学校。原本他想去办公室睡，可是为了节约煤，办公室平时很少烧炉子，除非有上级来视察的时候，所以只能住在我的宿舍。
我的宿舍虽然有取暖的炉子，不过烧的是最便宜的大煤块，放进炉子之前需要用锤子砸成小块，常常会砸出一些不耐烧的煤矸石，而且这间加盖起来的土坯房又四面透风，所以坐在炉子旁才能感受到热气，所以……他只能和我同盖一床被子，还能彼此取暖。
高考考点设在临清县第一中学，从野村寨要西行30多华里，为了让陈立柱省一些力气，一路上都是我骑车他坐车。应该是因为昨晚的事我们都还有些尴尬吧，所以彼此没有像以往似的说笑，一路无语。不过，我没有像以往似的骑一段就要歇一会儿，那天的双腿好像特别有力，沿着古运河的堤岸一路就骑到了考点大门口。
目送陈立柱进入考点后，我正转身准备找地方休息，却意外看见李建华骑着自行车飞快赶来。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曾主动要求参加我在课外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协助我做了很多工作，还时常请我给他的学习体会提意见。有一次，在我家参加小组学习后，他“不慎”将日记本落下了。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之间不像现在这样开放，要求交换日记是最大胆的求爱方式之一，而且要以“互相学习”为名。一个女生或男生看了别人的日记，除了另有目的外，就等于是接受了对方的感情表达。
其实，“遗落”日记本有时是因为粗心，有时则是在含蓄地试探。李建华肯定属于后者，我并不反感这种方式，因为在那个年代很正常。我反感的是他做什么事都要有精密的计划，而且谨小慎微，甚至在学习小组讨论时都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好像总是蒙着一层纱让人看不透。第二天，我大大方方地在同学们面前把日记本还给他，为了不让他太没面子，没有说是日记本，而是说把学习笔记还给他。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那个日记本。毕业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听说他比我早两年下乡插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他。
李建华看见我也很意外，连忙捏闸下了自行车，诧异地问：“你怎么在这里，也是来参加高考的？怎么不进去？”我说是送人来参加高考的。他看了看我的四周，又看向考场，嘴中“哦哦”地应道，然后笑着说：“老同学好久不见啊，我先进去，等考完好好聊一聊，等着我啊。”话音未落，就推车匆匆地跑进考场大门。
虽然李建华裹着一件厚厚的绿色军大衣，还竖起了领子，不过仍能看出他的身材依然很单薄。陈立柱也很单薄，但那是猛长身体的原因，加上时常要干农活，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精壮。李建华则是真正的单薄，还有那张愈加没有血色的白净的脸，以及那双有些旧但很干净的皮鞋，根本不像是上山下乡干过农活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确实下乡插队了，而且也是在临清县，不过没到半年就以养病为由回省城了，这次是专程为了高考回来的，因为他的户口还在知青点，所以必须回来参加高考。
上午考试结束后，离家近的考生回家，附近有亲戚朋友的就去投亲靠友，剩下的就在教室里或在操场背风处吃午餐。当时，饭馆被当做资本主义取缔后还没恢复起来，就算是有也没钱去吃，所以都是自带干粮和考点提供的白开水。大家带的干粮基本一样，无非就是玉米饼子或窝头，以及自家母鸡下的鸡蛋、自家腌制的咸菜。如果在早几年，不会有鸡蛋，因为鸡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在所有的考生中，恐怕只有李建华带了酱牛肉，用报纸包着，从歪七扭八的包装样子，就能猜出是从原本的一包里分出来的。即便是只有几片牛肉，那也是很招摇了，所以李建华偷偷说带了好吃的，要一起吃，然后把我和陈立柱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其实，我心里明白，他如果不是听到陈立柱对我一口一个姐地叫，恐怕我就没有这个口福了。为了陈立柱，毕竟他还在长身体，而且为了高考复习得很辛苦，我才欣然接受了邀请，也吃了分给我的两片肉，不过都只咬了一小半，把其余的偷偷塞进窝头眼里，然后说不太饿，便把窝头塞进衣兜里。我不知道李建华是否看到了，我想是看到了，应该也猜到了什么，下午考试完，他只客气地打声招呼就走了；第二天中午考完后，他说自行车是借公社干部的，要赶紧送回去，并说以后到省城再聚，然后骑车一溜烟走了。
我最讨厌这种小心眼的男人，也很快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忘了。不过，那想象中的另外半包酱牛肉，总会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恍一下，还隐隐地遗憾没有让陈立柱吃到。
陈立柱考上了山东师范学院，当时属于中专。那年，大学、大专、中专是统一考试，全国有570万考生，只录取了27.3万人，而且年龄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所以，夫妻同校、师生同读的情况也就比较常见了。也就是说，能考上中专已经很不容易，而且毕业后包分配，属于国家干部。
当时的山东师范学院坐落在济南市文化东路，北门内伫立着一座毛主席挥手的高大塑像。我父亲是学院的老师，全家住在教师宿舍，我参加工作前还在这里进修过，当时叫学习班，所以对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感到既熟悉又亲切。陈立柱能来这里上学，我在由衷地为他高兴之余，也暗暗为自己感到庆幸。从那以后，只要是不开会的节假日，我都会以看父母为由回到省城，回到学院的家。在那里，等我回来的除了父母，还有陈立柱。
其实，回省城一年也不会超过10次。因为闫老师退休后，学校里只有我一名正式教师，虽然陈立柱走后，闫老师又被返聘回来（当时叫“发挥余热”），毕竟他已经退休了，所以我就成为了一校之长，是上级正式任命的。既然当了校长，就要参加很多会，除了教育系统的会，有时候村干部不想去的会，即便与我的工作无关，也会让我代表去参加，毕竟我还兼任着村妇女队长的职务，也就是村妇联主任。当时，除了特别正式的大会，平时开会要以不耽误日常工作为原则。因此，不仅是节假日，连寒暑假也要开会，公社里、县里总是有开不完的会。
那一次，恰是我被评选为县级优秀教师到省城开会期间，陈立柱受伤了，而且就在我的面前。
陈立柱喜欢打篮球，水平还算不错，如果站在罚球线上，基本上能够十投九中，带球能力也非常好，那球就像粘在手上一样，尤其是三步上篮时特别矫捷，就像是一只猎豹，即便是有两个人防守也能突破上篮。那次也是因为突破上篮，因为冲得太猛加上被防守队员绊了一下，他整个人飞起来又重重地摔倒，场边的观众都惊呼起来，可能是我的声音更大，旁边几个人都诧异地看向我。
我和陈立柱的同学一起把他送到学院卫生室，初步诊断是手腕骨折，不得不送到市一医院，拍片、打石膏、开药……整个过程他都紧咬牙关一声不吭，表现得很坚强，像个男子汉。
一阵忙碌下来，已过了学院食堂的晚饭时间。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陈立柱和陪同的两名同学领回了家。我的父母正要出去散步，远远看到我们便转身回家，母亲走进厨房，从来不下厨房的父亲也跟了进去，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给父母说过我和陈立柱的关系，不过父亲毕竟是学院的教师，也许已经有所耳闻乃至目睹，此时此刻显然是在用行动表明他们的态度，那就是——不同意！那两位同学应该意识到了什么，除了喝茶就是低头不语，陈立柱也是一样，而且更显尴尬，我只能假装没事般地招呼照应着，心里则打定了主意——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和这种封建门第观念作斗争！
直到我和陈立柱去公社领了结婚证，也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以及一切亲朋好友，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举办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