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壹
一个来自城市的50后女教师，扎根在中国农村数十年；一个来自美国的10后老太，数十年后落户在中国农村；一群来自中国农村的80后、90后女孩，怀揣梦想走进城市而遭遇现实。以她们为代表的女性见证了中国的过去，也在创造着未来。
01章 乡村女教师：不仅是为了曾经的誓言
她是一名50后，上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后来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她曾经有返城作一名城市人的机会，但最终选择了放弃，并坚守着当年“扎根农村”的誓言，成为一名有着40年乡村经历的“新农民”。这是怎样一段平凡又不平凡的经历？那就倾听一下她的讲述吧。
一
那一年，我毕业分配到济南市千佛山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可以不去“上山下乡”，可是我却想办法搞到了特批，因为我要学习邢燕子，决心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那一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穿着一身绿军装，戴着绿军帽，和战友们攀上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高呼着革命口号，频频挥手向亲人们告别，一街两巷的人为我们送行，就像当年欢迎解放军进城一样。
经过4个多小时的奔波，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临清县，又坐上小驴车赶到金郝庄公社。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其他战友都下到知青点，只有我被送到偏远的野村寨大队，因为那里的小学缺少教师，而我又曾经是一名教师。
小驴车沿着古运河的堤岸走了好长时间才来到野村寨。在大队部，一个自称大队长的人接待了我，从他半结巴的口中，我才知道了“野村寨”的来历。
野村寨背河傍庙，背的河就是这条运河，傍的庙是一座奶奶庙，据说是泰山奶奶庙。相传在明朝初期，泰山奶奶在阴历三月三要回娘家，就从这条运河过来，船到金郝庄登岸换轿，八抬大轿抬到当时还不叫野村寨的野村寨，也就是泰山奶奶的娘家。那时候，这里林高草密，常有歹人出没。那年，泰山奶奶回娘家时遭遇歹人，虽然最后把歹人给灭了，可她老人家还是被吓出一身冷汗，顺口说了一句：“这地方真野呀！”在当地俚语中，这个“野”是不安全的意思。后来，葛、刘、陈三姓筑寨自卫，又有董、贾、田三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渐渐的，“野村寨”的村名就传播开了。
我要上课的教室就是泰山奶奶的庙堂，在“破四旧、立四新”时把泰山奶奶庙给“破”了，然后“立”起了这所小学校。可是，全学校没有一张课桌，只是在庙堂里垒了4排土坯矮墙。
我只能用“矮墙”这个词汇来描述，否则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出是什么样子。那矮墙有1米高，上面用泥巴抺出一个平面，大约有40厘米宽，再铺了一层厚厚的毛头纸，和草纸差不多，只是稍微白了一些，没那么黄。严格地讲，不是铺上去的，而是糊上去的，用浆糊糊上去的。这4排矮墙就是4排课桌，一排课桌坐一个年级，4排就是4个年级。櫈子都是学生自带的，有板櫈，有圆櫈，也有马扎子。讲台也是用土坯垒的，两层坯有20多厘米高。讲台上的讲桌当然也是土坯了，有1米多高，桌面也是用毛头纸糊的。再说那黑板，我认真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只好问陪我一起来的大队长。他“嘿嘿”地笑着说，是用门板做的，从他家卸下来的门板，然后找来木头烧成黑炭，再把黑炭碾成面儿，用水稀释后刷到门板上，就成了黑板。
在泰山奶奶庙也就是教室左右各盖了一间土坯房。其实，就是利用奶奶庙的山墙，再垒出三面墙，留出窗户和门，在顶部搭上厚厚的麦秸，再抹上泥巴。东边那间是教师办公室，西边那间原本是仓库，如今做了我的宿舍。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哭，我真的想哭，我真的没想到这里会简陋到这样。可转念一想，我既然选择了“上山下乡”怎么能打退堂鼓呢？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要滚一身泥巴，炼出一颗红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还怕这里的条件差吗！我，杜书香决不会打退堂鼓，决不当逃兵！
按照大队部的安排，我在陈立柱家搭伙吃饭，大队每月给他家一些补贴，我记得是10斤粮食，粗粮、细粮各一半，还有2两油、5块钱。我的粮本定量是28斤，也是粗细各半，全部入伙，每月再交给他家5元伙食费。
用小毛驴车从公社把我接到野村寨的就是陈立柱。那时候我21岁，他只有17岁，在我眼中也就是乳臭未干的样子，不过个头却有一米七高，后来他又长了近10公分。也许是只顾长个了，那身段有点苗条，像姑娘一样，身上没有多少肉，体重也就一百来斤吧；眼挺大，双眼皮，鼻子是个鹰鼻，这有些独特，有点像外国人；穿的是一身老粗布，应该是他娘用织布机织的，上身是白色的半截袖褂子，下身是黑色裤子；头上扎了一块白羊肚毛巾，这么热的天也扎着。
我当时还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
他引起我的注意是在来野村寨的路上。当时天气很热，在公社等分配时喝了很多水，再坐上小毛驴车一颠簸就特别想解手。这荒郊野外的，又是在河堤上，赶车的还是一个小伙子，就望着他的后脑勺犹豫了半天也没好意思张开嘴。正在我忍无可忍的时候，一直坐在车辕上的他突然跳下车，跑两步上前拉住小毛驴，两眼望着河堤外，用鞭子指了指身后，虽然没有说话，我也能明白他的意思，连忙跳下车，一溜小跑地跑进河堤内的一片草丛中。
后来我一直很纳闷，他在前面赶车从来没有回头看过我一眼，怎么知道我要解手？直到新婚之夜我问起来，他才说当时为了我坐着舒服，就事先在车厢里铺上厚厚的麦秸，当我辗转反侧时，他听到了麦秸被碾压的声音。
在大队部报到后，又是他把我和我的行李送到学校。
我的宿舍就是奶奶庙西面的那间土坯房，里面有1张三屉桌、1个板櫈和1张床。床是用门板支起来的，一坐上去就摇晃，还发出“吱吱”的响声。我并不怕在陌生的地方睡觉，也不特别担心这床会塌掉，主要是这“吱吱”的声响，如果在深更半夜一翻身……想想都会令我毛骨悚然。陈立柱似乎看出了我的忧虑，二话不说扛起那块门板就走了，没过多久，他扛回来一张床，一张竹床，用木条钉的框、用竹条编的芯的那种床。
床是解决了，接下来我又开始担心那门。严格地讲，那不应该算是门，虽然有一块门板，却没有门框，把门板挪开就算是开门，挪过来靠上就算是关门。虽然说风刮不倒，不过只要来个猪拱门，就直接进到屋里了。又是陈立柱，二话不说在门里的两边各埋上一个木桩，把门板卡在木桩与墙壁之间，再顶上一个顶门杠，就算是有人想闯进来，一时也打不开。
接着是窗户，其实也就是21吋电视屏幕那么大，上面糊了一层毛头纸。陈立柱用树枝进行了加固，挡在毛头纸的里面。最后，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小声嘟囔了一句：“这样就安全了。”等我想道谢时，他已经走远了。
虽然房间不大，行李也不多，不过也要装扮打扫一下，尤其是靠床铺的两面墙要贴上报纸，以免蹭上墙灰。报纸是我经过挑选带来的，不能用头版和二版，因为那上面会有领袖像和重要的社论。图钉也是我带来的，把报纸钉上去就行了。其实，报纸和图钉是我妈让带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对的，因为村子里没有报纸，公社里有报纸却轮不到我们拿。至于图钉，那是因为农村的土坯墙刷不上浆糊，只能用钉子或木楔钉。相比之下，用图钉最方便。
等我收拾妥当走出房门时，迎面看到陈立柱走过来，在他的身后，也就是离我的住处不远的一块农田上出现了一个窝棚。在我来时的记忆中，绝对没有这个窝棚，再看陈立柱满脸的汗珠、脏兮兮的双手和沾满泥土的双脚，就知道那个窝棚是他刚搭起来的。
窝棚很简陋，先用两根棍子扎成一个三角架，一共扎2个，分别相距不到2米插到地面上，然后在上面架上一根长木棍作横梁，形成一个窝棚的大架子，然后把玉米秸和高粱秸搭在四周作围墙，里面铺上麦秸和干草，再铺上一块凉席。这种窝棚在北方的秋收时节很常见，是农民为了看护即将收获的庄稼而临时搭建的。不过，在这时候搭建窝棚就有点早了。
还没等我想明白，陈立柱已经走到近前，摆了摆手说：“走吧，回家吃饭吧。”然后，转身独自走了。
他说的是“回家吃饭吧”，说得那么自然，好像他说的那个地方就是我家似的。仔细想想也对，如今我已经落户在野村寨，而且被安排在他家吃饭，哪里有饭吃那里就是家——他家，也就是我的家。
陈立柱家住在村南头，从泰山奶奶庙顺一条胡同往南走，走到顶头往西拐，路南是庄稼地，路北是半米多高的崖，崖上是一处处农家院。他家有一个大院子，半人高的院墙，三间北屋，东边是羊圈，西头是厨房，厨房里盘着一个大锅台。北屋里也有一个大锅台，锅台连着一个大通炕，炕上铺着金黄油亮的凉席，一家人就睡在这个大通炕上。夏天做饭用北屋西头厨房的锅台，冬天冷了才用北屋里的锅台，一天三顿饭再加晚上专门烧的一把火，会把那个大通炕烧得热热的。
陈立柱没有爹只有娘，他娘是个小脚老太太，虽然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却从来不住嘴，而且是一句套一句，让我不知如何是好。自打一进门，她的眼睛就没有从我身上离开过，一边看还一边笑，一边笑还一边问，叫啥名呀？我说叫杜书香，她就说这名字忒好听了，不像咱乡下叫猫啊狗啊的，俺也没个名，村干部都叫俺陈李氏，你叫我大娘就行了。又问多大了？我说21岁，她说这岁数好，21岁了有没有婆家啊？我说没有，她说没有好、没有好。她也没说为啥好，转身掀开锅盖，变魔术似的端出一碗黑乎乎的包子和一碗同样黑乎乎的面条，面条里卧两个白花花的鸡蛋。她把两个碗摆到我的面前，催促道：“快吃快吃，这是俺刚包出来的蒜苔猪肉馅大包子，好吃着呢。”
看着眼前黑乎乎的包子和黑乎乎的面条，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并不是因为包子和面条的颜色，再黑也是用白面做的，或者至少里面有白面。虽然大娘的手很快，躲躲闪闪地掀开锅盖又快速盖上，不过我还是看到笼屉上有几个玉米面窝窝头和半碗咸萝卜，笼屉的下面肯定是地瓜玉米糊糊。我怎么好意思吃啊，就坚持和他们平分着吃。经过几番推让，才总算把饭吃了。直到我走出家门，大娘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