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颜菁 讲述并修改/邓穗
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干部邓穗眼中，从湖南郴县走出来的父亲邓华上将是一代儒将，他12岁进入郴县教会小学新华学校读书，学习数学、英文这些新式课程，后又就读于长沙著名的学府岳云中学。在井冈山的红军队伍里，像父亲这样文化程度的人少而又少，他从宣传干事、组织干事起步，20岁就担任师级指挥员，率部参加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万里长征，驰骋于华北战场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父亲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战功，一次是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一次是协助彭德怀元帅抗美援朝。虽然邓穗出生于和平年代，没有接受过战火的洗礼，但心目中以父亲为骄傲的感情从来没有消退过。
以木帆船队进攻敌人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父亲指挥的海南岛登陆成为战争史上的一个创举。
登陆海南岛之前，解放军刚刚在金门一战中失利，而解放海南岛因为隔海距离远，比攻打金门困难更大。1949年12月14日，时任十五兵团司令员的父亲正式接受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四野前指解放海南岛的任务。
渡海作战不同于陆地作战，陆地作战搞不好还可以整顿部队重来，渡海作战搞不好就会葬身鱼腹。金门失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海上潮汐没有掌握好，第二梯队要渡海时，正是退潮，无法起航，贻误战机。父亲一边制定了“分批偷渡与积极准备大规模强渡两者并举进行”的战役方针，一边着手在兵团以下营以上各级成立气象水文小组，拜老渔民老船工为师，摸索海峡的风向、潮汐和水流的规律，及时保证了海上训练的正常进行，对定下渡海决心，选定启渡时间，海上编队航行及登陆地段的选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渡海工具是战役的另一个难点，“海上无船不算兵”，找船就成了关键。原本设想去香港购买登陆艇，但没有买到，只买回来一种水陆两栖汽车。为了解两栖汽车的性能，作战科长和几个参谋决定去珠江试航，父亲说，试航我必须亲自参加，才能得到第一手的感性认识。作战科长拗不过只好同意。两栖汽车入水后成封闭状态，但那时的装备比较差，换气装置不太好，汽车内部非常憋闷。作战科长当时就急了，幸好汽车又开出了水面。事后，担任兵团副司令的洪学智把作战科长狠训了一通，说：你怎么把邓司令带去坐两栖汽车了呢！由于改装大船的机器也没有买到，父亲最终决定以“十轮大卡车发动机装备的土炮艇”和木帆船做为主要的渡海运载工具。
1950年4月16日19时30分，----历史记住了这个时刻，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在世界的东方，在南中国海出现了。父亲一声令下，“渡海兵团”万舟齐发，跨海南征，琼州海峡上出现了一队横宽纵短的船队，主力渡海登陆开始了。这种编队航行模式不做换乘，也不依靠后缓，这是自身没有海、空军支援，以木帆船队进攻敌人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的独特的最佳战斗编成，是战争史上的创举。经过“木船打兵舰”的激烈海战，在琼崖纵队的支援、配合、接应下，“渡海兵团”胜利登陆，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以薛岳的名字命名的所谓“伯陵防线”，战胜了拥有海、空军立体防御的守敌，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于5月1日解放海南全境。
海南岛解放后，经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海南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父亲任主任，冯白驹任副主任。
海南岛解放一个月后，指挥解放海南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的父亲单车简从、很简朴地回到了广州15兵团驻地。
父亲临行前对母亲说了一句话：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面对强大的美国，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海南岛解放短短一个多月后，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父亲受命于危急关头。当时中央军委决定调东北边防军战略预备队13兵团在鸭绿江地区布防，并随时准备渡江支援朝鲜人民军。当讨论谁担任13兵团司令员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邓华作战比较细致，能力比较强，由他担任比较合适。林彪也表示同意。周恩来、聂荣臻报告毛泽东主席，当即被批准。7月25日父亲率领从黑土地上一路追杀南下风卷残云所向披靡改编为13兵团的15兵团，马不停蹄地又挥师北上。
父亲去东北时是1950年7月，而邓穗是8月14号出生的。那时全国刚刚解放，人们都沉浸在和平的喜悦中，父亲却又要上战场，而且对手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临行前他对母亲说了一句话：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虽然从白山黑水打到了天涯海角，但面对强大的美军，他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父亲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是彭德怀，统领百万志愿军将士，去抗击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壮举！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令部曾7次转移，9次挨炸。美国凭借先进的军事科技，追踪发报的电波就能找到指挥部的所在。前不久，邓穗和洪学智伯伯一起吃饭时，这位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另一名副司令还说起了五十多年前的经历：在朝鲜的时候，美国飞机老来轰炸。有一次你爸爸回到指挥部就躺到行军床上睡了，飞机来了你爸爸睡不醒，我醒了，抓起你爸爸就往防空洞躲，我们刚一离开，睡的地方就被炸了。你爸爸感叹说，老洪啊，以后再轰炸，咱俩在一起！
朝鲜战争的前5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病愈后在国内主持军委工作，由父亲就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在朝鲜战局的关键时刻，父亲上书毛泽东主席建议彭德怀改变朝鲜战争打法，进入阵地防御坑道战，并直接指挥了被美军称为“伤心岭”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越战越勇，“金城反击战”雄师南进，美军害怕南韩灭亡，急忙在停战协议上签字，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
志愿军三大主帅彭德怀、邓华、洪学智在战场上建立了生死友谊，彭德怀曾多次评价父亲：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些好主意，是个好帮手。彭德怀是个很严厉的人，很多人怕他，但正是在朝鲜战场上两个性情相投的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情义。林彪嫉妒彭德怀战功，朝鲜一战让心胸狭窄的林彪以为父亲跟了彭德怀。认定原部下邓华、洪学智离心，以至１９５９年志愿军三大主帅蒙冤受屈十八年……
父亲对他所统领的一系列战斗，包括显示出卓越指挥艺术的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都评论不多，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熟啊。
父亲对母亲说：要我交出兵权可以，我不争那东西，但要离开部队真是舍不得。
庐山会议后父亲被算作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罢了官，不再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和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他申请到南京一个高等军事院校去学习，但没有获得批准。林彪后来对他人道出了心中的隐秘，说他考虑很久，晚上睡不着觉，总觉得邓华留在部队是个危险人物。邓小平对父亲说去四川吧，四川是个大省。于是父亲就去了四川当副省长，分管农业机械，其实是个闲职。
1960年父亲50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他17岁加入共产党，18岁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几十年枪林弹雨，部队几乎成了他的生命。他对母亲说：要我交出兵权可以，我不争那东西，但要离开部队真是舍不得。在邓穗的记忆里，父亲把所有的黄军装让母亲拿到洗染店里都染黑了，连帽子也不例外；做衣服也不用近似黄色的衣料。父亲的性格本来就不张扬，到了四川就更沉闷了。他也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自我安慰道：太平本是将军造，哪有将军享太平。他开始看农业机械方面的书籍，研究拖拉机的构造，到工厂从头学起。顶着莫须有的罪名，父亲在四川勤勤恳恳地工作了17年。
1963年彭德怀被派往四川，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他在成都听省委理发馆里的人说起邓华，就带着警卫参谋来到我家门前。他想见父亲又怕再次连累他，在门口来回踱步，最终也没有进去。
父亲天天盼上级的正式通知，天冷了，母亲要给他买顶帽子，他说不用买啦，该穿军装了！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之后曾说过：你们说我什么我都认了，但不要因为我株连其他同志。然而事实只有让他痛心。十年浩劫里，父亲作为“彭、黄的余党”再次遭到批斗。一天，家里闯进一批北京清华来的学生把父亲抓走了，好几天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听说成都的人民南路开批斗会，邓穗陪着母亲去，就看见一辆辆大卡车拉着四川的一些领导在游街，每个人身上挂着大牌子。走近一看，发现父亲也挂着牌子站在其中，母亲当街瘫坐在地上。母亲17岁参加革命，在抗日队伍里与父亲相识。当时全团里就她一个女兵，又骑马又打枪，而此刻她却承受不住眼前发生的一切了。
1969年召开中央全会前夕，父亲头一天还被集中在宾馆里批斗审问了一晚上，睡觉也不让睡床，只能睡在地上。第二天早晨一位参谋长过来把门一推，向父亲招手，他觉得态度和从前有些不一样，就走了过去。参谋长先给了他一支烟，父亲接了，他又给父亲敬个礼，说：中央通知你去北京开会。父亲听到这里，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
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曾对秦基伟讲：邓华在四川的工作不要安排了，我们准备让他去军队工作。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到家里对当年指挥自己在上甘岭与美军殊死血战的父亲复述了这些，父亲听了很兴奋，告诉家人：如果打仗，我还可以打几年呐！他天天盼上级的正式通知，坐立不安。天冷了，母亲要给他买顶帽子，他说什么也不让买：我很快要回部队了，不用买帽子啦，该穿军装了！然而“四人帮”的“反击右倾翻案”使父亲的心愿未能实现。
两年后“四人帮”被粉碎了，父亲接到调令，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父亲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那天晚饭，全家笼罩着多年没有过的喜庆之中，父亲喝了好几杯酒，满面春风，十几年来我们第一次看见父亲这样开怀地大笑。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们讲，“爸爸您这下可年轻多了！” 您容光焕发地说：“我就是不服老。”看着父亲这返老还童的样子，全家人开心的哈哈大笑。回到北京，中央军委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他没有提及远在四川的妻子儿女，马上说还有洪学智。当年任总后勤部长的洪学智也被罢免，派到吉林工业厅当厅长。军委紧急通知他进京开会时，他正带着人在大街上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
父亲昏迷的时候嘴里反复说：我就是不死，打也打不死，斗也斗不死，我就是不死。
父亲对自己蒙冤的遭遇从不多说什么，一回到军事科学院马上投入工作，他离开军队十几年了，渴望了解现在军队的情况。父亲找来很多军事著作和各种资料，一拿起书就放不下。使我惊奇的是父亲年近七旬，还能熟练地背出一大堆数字，敌我双方作战飞机的活动半径，敌我双方坦克的装甲厚度，敌我双方火炮的破甲能力等等。我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费这么大劲干什么，父亲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四人帮”粉碎后父亲先被安排了工作，但并没有得到平反，他一直在等待一纸平反通知。不幸的是他感染肺炎又引起并发症。我急忙赶到医院见父亲病卧在床，心里难过极了：您等了十七年，好不容易回到部队，多想为部队建设作工作，可惜又病倒了。病中，洪学智伯伯看望您，您谈来谈去还是谈打仗的事，说我们在朝鲜挨美国飞机轰炸，是光着脑袋打仗，要下决心抓国防建设啊。
临终前，邓穗告诉父亲：中央军委给您下的平反通知已经在军事科学院里的大会上宣布了。父亲听完两眼湿润了，说：小穗记下来，感谢华主席，感谢叶副主席，感谢邓副主席，感谢党。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多想为党、为军队建设再作点工作呀……，可惜！……，可惜！……，来不及了！我失声痛哭，爸爸！爸爸！您含冤十八载，从未对党讲过半句怨言，如今党为您平了反，您临终也不忘党的恩情，您对党真是一片忠心啊！
父亲昏迷的时候嘴里反复说着：“我打了十几年仗，人民是了解我的”。“我就是不死，打也打不死，斗也斗不死，我就是不死”。“将来打仗，我有我的想法，流血的经验是有用的”。我多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得父亲从病床上站起来，再继续为党工作啊！父亲您是壮心不己，双目难暝啊！
父亲去世时70岁，重返部队不到三年，值得安慰的是，父亲活着等到了平反这一天。父亲去世前还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
邓华上将生平大事记：
原名邓多华，1910年4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郴县陂副邓家。曾就读郴县新华学校、长沙岳云中学，后考入南华法政学校高中政治班，1927年于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移至井冈山地区，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20岁担任师级指挥员，率部参加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9年12月14日正式接受指挥解放海南岛任务，1950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1959年因“彭德怀案”受牵连，被撤消沈阳军区司令员和副总参谋长职务，1960年调四川任副省长。1977年回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0年7月3日在上海病逝。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颜菁 讲述并修改/邓穗 （此文发表于2002年12月12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