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5年1月
审判长宣布：“下面，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他猛地抬起头，哀凄的眼神中掠过一线亮光：“我请求法庭把我押到一个可以继续我的冶金研究的监狱去！”
刹那间，法庭陷于静默，掉根针似乎也能听得一清二楚。随后，旁听席上突然响起一片轻微的叹息声，夹杂几声轻轻的啜泣……
从书记员到助理检察员到检察员，我出庭不下百次，听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也在百次以上，但是，只有他的这句最后陈述像烙铁一样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
他叫张海林，24岁，北京某学院冶金专业在读研究生。再过半年，他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了。生活，会像铺满鲜花的跑道向他敞开，他可以尽情地展翅，尽情地驰骋，尽情地实现他要当一名工程师或是科学家的梦想。然而，他怎么会坐到被告席上，他为什么要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他究竟是怎么了？
提讯室里，我曾经这样一遍遍地问他。很久，他都沉默不语。
他是因为犯盗窃罪被逮捕的，他盗窃的物品主要是自行车10多辆，还有同学们的计算器、计算尺等学习用品，他是在销赃自行车的时候，被蹲守多时的公安民警现场抓获的。
拘留后，他不仅交代了盗窃、销赃自行车的作案过程，而且还主动坦白了他盗窃同学学习用品的犯罪事实。看得出，他不想作任何的抵赖，更不愿意有所保留。他甚至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只有把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说出来，他才能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解脱。
恩格斯曾有这样一段论述：“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为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也就是说，人的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在一定动机的推动下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概莫能外。张海林的盗窃行为必然受制于他内心深处的某种需求。虽然这并不影响对他的起诉，但是，因为他的沉默，我更想探个究竟。
在公安机关的预审卷宗里，这方面的讯问也很少。记得有一次，预审员问他，为什么要盗窃？他的回答很简单：“想弄点钱花。”难道，他是因为贫困？
我又查阅了他的家庭状况，他出生在沈阳市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母亲身体不好病休在家，父亲在某工厂当工人，弟弟是学徒工。这样的家庭应当是不富裕的，但是，也不至于靠偷盗维持生计，更何况他还在接受高等教育。
于是，我决定暂停对他的讯问，去他所在的学校了解一下他的在校表现。他的班主任是位40岁左右的男老师，他满脸惊讶地对我们说，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张海林怎么会成为盗窃犯呢？然后，他一脸惋惜：“唉，再有半年他就毕业了，太不应该，太不应该了！”谈到张海林的在校表现，老师的回答依然是预料中的：他性格内向，学习努力，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属于那种爱学习的好学生。
我问：“在校期间，有没有发现他有反常的表现？”老师回答，没有。“他有很要好的同学吗？”我又问。老师迟疑了一下，还是说，没有。
表面看，张海林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封闭自我，和同学们很少交流，这是不是也为他走上犯罪道路埋下了一个心理上的伏笔？
几天后，我准备再次提讯张海林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张海林的父亲到北京了。”真是天助我也！凭借父子之情，我想，张海林也许会说出个中原委。
张海林父子俩很相像，都是一样黝黑的皮肤，中等的个头，结实的身板。他的父亲大概也就50岁出头，头发却已经白了许多，满脸都是岁月的风霜刻下的皱纹。他的眼睛通红，额头上的青筋清晰可见，他连水也不肯喝一口，就操着满口的沈阳话问我：“海林他咋整的？做了小偷了？”我在沈阳当过兵，听到熟悉的“乡音”顿时有一种亲切之感。我冲他点点头，是啊，你的儿子他犯了盗窃罪！我简要向他介绍了案情。
老人的脸立刻黯淡了。我请他喝水，他烦躁地推开。他两手抱着头，喉咙里发出很粗重的喘息声。我感到，他是在倔强地控制着自己一触即发的伤感。也许，他是不愿意在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女人（尽管我是女检察官）面前流泪？
我站起来，走到窗台前。窗外，北风呼啸，寒气袭人。
“为哈（二声）？他为哈（二声）要偷人家的东西？”身后，老人在问，声音是颤抖的。
我转过身，迎着那两束迷惘的目光：“他没有说，我们也很想知道！”
“我娃不应该呀，他每次给家里写信，都告诉我们他很好呀。他知道的，他上学的学费和所有的花销，都是我和他弟弟蹬三轮车给人家运货赚来的呀！我们供得起他，供得起他呀！……”老人叨叨着，我的鼻头一阵发酸。
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老人家顶着烈日迎着狂风在街上挥汗如雨地蹬着三轮车，再苦再累，他依然笑容满面。因为，他有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会给他带来一个最美的希望；因为，将来儿子毕业了，他和孩子的妈妈就有福享了……可是，当这一切都像泡沫一样破灭的时候，他老人家还蹬得动吗？我不敢想下去……
根据规定，在起诉之前，一般不允许被告人与亲属会面。我只好对老人说，您有什么话要告诉被告人，我替您转告。
他好像一下苍老了许多，背也弓了起来，他摇摇头，吃力地站起来，转身往外走。他的脚步在地上拖着，痛彻心肺的绝望巨石般坠住了他的双腿。我想去送他，可是，他连连摇头，分明又是对我的拒绝。
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我突然察觉到，他居然没有一句对儿子的抱怨。难道，他也认为儿子的“变坏”另有隐情？
第二天，我再次提讯了张海林。当听说他的父亲来过时，他的脸痛苦地扭曲着，眼眶里渗出了泪水。我怒视着他：“知道你父亲问我的第一话是什么吗？”
“是，是什么？”
“他问你为什么要盗窃？你应当知道，你父亲和你弟弟每天蹬着三轮，顶着狂风，迎着烈日，供你上大学读研究生，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你不好好读书，不想着报效父母，反而盗窃犯罪，难道你心里就不愧得慌！”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通“机关枪”向他射过去。
他平静地看着我，缓缓地抛出半句话：“正是因为他们！”
“什么？”这回轮到我惊诧了。
他把头转向提讯室空荡荡的白墙，面壁似地道出他走向犯罪的第一步……
去年放暑假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了他80元钱的生活费，这是父亲和弟弟蹬三轮挣的血汗钱。他把带着父亲体温的钱仔细地装进上衣口袋，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毕业后一定要找一份好工作，让父母和弟弟都能享上福。登上回北京的火车，他的眼前总是闪现出父亲和弟弟辛苦劳作的身影，他下意识地一次次摸着那80元钱，亲人的期望暖遍全身。哪曾想，天杀的小偷，偏偏盯住了他的上衣口袋。一觉醒来，他发现上衣兜瘪了，80元钱不翼而飞，他的脑袋“嗡”地一阵轰鸣，他像木雕石刻般地坐在火车上没有动，直到列车员冲他吼了一嗓子，他才如梦方醒。天！如果真的是一场噩梦该多好！
拖着沉重的步履，他走回了学校。因为精神恍惚，他差点被一根晾衣服的铁丝刮着，忿忿地看着横亘在自己眼前的铁丝，真想一把把上面的衣服全都撕成碎片。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却鬼使神差地从上面取下一件还没有干透的军绿色上衣，他左右打量着，没有人，他把衣服套在了身上。
说到这里，他转过脸，表情木然地看着我：“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盗窃。”我听出他的“话外音”，就是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好学生”张海林了。
或许，从好学生到盗窃犯，也就是一个错步。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相貌平平，眼睛不大而且无神，嘴唇厚厚的，脸部的线条有些生硬，一看就属于那种寡言少语的人。很难想象，他笑起来会是什么样？
“你可以把丢钱的事告诉你的父亲呀！”我盯着他的眼睛说。
“不！我宁愿偷，也不愿意告诉他们！那80元钱，是父亲和弟弟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才一点一滴挣来的，我没脸再向他们伸手要！没脸啊！”他僵直的声音里带着哽咽。
“可是，你走到现在这一步，不是更让他们伤心？！”我没有同情他。
他的脸色灰暗下来：“我承认，我有侥幸心理。”
“既然你尝过被人偷窃的滋味，就应当知道，那些丢了自行车和学习用品的同学会有怎样的心情，你怎么下得去手？况且，你是一个受着高等教育的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犯罪，你的良心就没有一点自责吗？”我不依不饶地追问。
“他们？对他们来说，丢一辆自行车、丢一把计算尺算什么，他们的父母有的是钱。他们下饭馆吃一顿，就顶我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他一脸的忿忿不平。
原来，他是以这样的心态使自己的心理平衡的。
我想起古人的教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古训说起来容易，而真要身体力行可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你现在后悔吗？”我还想进一步了解他。
“后悔，当然后悔！可是，这个世界有卖后悔药的吗？”他苦笑着摇摇头。“知道吗？”他望着我，“我曾经想歇手不干的，但是，你知道物理学的惯性吧，一次次得手，渐渐形成了一种惯性，我停不下来了。”他突然咬住自己的下嘴唇。
“那你最初为什么不说？”我很“残忍”地打破沙锅问到底。
“因为，因为我也有自尊心！说出这一切，无异于我赤裸裸地站在你的面前！”他瞪着我，声音里似乎有一种野兽困斗的成分。
我无语，但是我回复他的眼神里包含着歉意。
我示意书记员把他送回暂押室。他站起来，看了我一眼，居然有一瞥柔和的闪光。
回到办公室，我给他的班主任打去电话，说了他盗窃的起因。电话线的另一端出现了一分钟的空白。也许，班主任已经意识到我打电话的真正用意。他说：“开庭的时候，我会安排同学们去旁听。”我挂断了电话。
我们的学校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是不是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呢？比如，如何做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包括对贫困生经济上的救助？
法庭上，我全面阐述了张海林走上犯罪道路的全过程。我在最后强调，他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因为他没有请辩护律师，我请求法庭充分考虑他的犯罪动机和认罪态度，酌情从轻判处。
接着，他就作了那样一个“最后陈述”，那是一名学子发自心底的渴望！尽管，断送这个渴望的正是他自己。
不知旁听席上的哭声究竟来自哪位同学抑或是哪位老师？我从心底寄希望于他或她，能给监狱里的他带去他最想得到的那些研究冶金专业的教科书，还有他更需要的……
（后记：被告人张海林因犯盗窃罪，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早已刑满释放的他，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有没有继续他的学业？我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