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2年12月
“看完卷了？是不是特同情被告人？你说这庭可怎么出？”冯锐一时陷入沉默。“依我看，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是值得同情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婚姻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我和盘托出自己的观点。习惯在法庭上同犯罪行为作“肉搏战”的冯锐冲我点点头：“英雄所见略同！”
让冯锐“犯难”的案子是一桩故意伤害（重伤）案。被告人和被害人是一对夫妻。他（她）们现在都是伤残人。
案发的起因要追溯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1969年，“文化大革命”依然硝烟弥漫，“血统论”还在社会上招摇。刚满20岁的工人阶级的后代刘德水属于“根正苗红”的一族，踌躇满志地走进一家很有名气的国营大工厂。
从学徒工到正式工，他一门心思闷头干活，重活累活总是抢着干，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偷奸耍滑”。在工厂玻璃橱窗里的光荣榜上，年年都有他的照片：胸前戴着大红花，脸上露着腼腆的笑。
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且数学不好的刘德水眼里，和女人谈对象实在是一道太难太难的生活数学题，他无论如何求不出一个解来。勤奋挥洒的汗水和劳模的鲜花与奖状，构成了他的主要生活状态，他没有感到有多大的缺憾，只是看着身边同龄的工友一个个走出集体宿舍，拥着心爱的姑娘组成温馨的小家庭，他的心底也会投上一层阴影。
一天，不知是不是心底的阴翳模糊了他的视线，一贯业务娴熟的刘德水突然在操作机床时不慎发生工伤事故，右胳膊从肘关节以下全部被轧断，鲜血淋淋。虽经及时抢救，血肉模糊的右臂还是被作了截肢手术。工厂的领导专门把他送到上海最有名的假肢厂，给他的右臂成功地装上了假肢。
告别了健全人的行列，他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相应的劳保待遇，但是，离开生产第一线，告别工作了10余年的车床，对依然年轻的劳动模范刘德水来说，无异于剥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无异于把他的生活结构全部打破，这是他所无法接受的。在他一再要求下，厂领导只好同意让他继续留在车间，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
“工作着是美丽的”，从刘德水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劳动模范对工作有着怎样真诚的渴求和珍爱。
刘德水因公残废后，看着他长大的厂领导把他的婚事纳入党委议事日程。经过委员们认真地研究讨论，作出了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决定：鉴于刘德水是厂里连续多年的劳动模范，现因公致残，应给予生活上的特殊关心和照顾。凡愿意与他结婚的女子，由厂方负责解决北京户口，并享受一套两居室的住房。
几个月后，一个身体健康颇有书卷气的姑娘自愿“应征”他的妻子；又是几个月后，他和她闪电般地结婚了。然而，没有“人约黄昏后”的神秘，没有“清清河边草”的牵手，甚至没有“洞房花烛夜”的两情缱绻。最明显的变化是，他搬出了集体宿舍，她的户口从内蒙古迁到了首都。
她叫于慧心，时年29岁，相貌端庄，性格适中，在内蒙古一所中学任语文老师。和刘德水结婚后，她调进北京一所高校做后勤工作。其实，于慧心对首都并不陌生，因为16岁前她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独生女于慧心，因父母智慧的遗传，又有书香门第的熏陶，从小学到中学，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她是学校公认的“小才女”，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她的理想就是像父母那样，上大学、读博士、出国留学，当一个“桃李满天下”的名教授……
然而，命运弄人。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厄运般地降临了，于慧心在高校任教授的父母相继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霎时间，天地一片混沌，于慧心就像荡漾在大海上的一只幸福的小船，被突如其来的冲天巨浪掀翻了。
带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印记，于慧心和许多同学被驱赶到内蒙古插队。
她除了劳动，就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包括世界名著，并且充分施展她的写作特长，写各种各样的文字：给自己写日记，给村里的干部写发言稿，给盟里的广播站写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锐不可挡的才气，终于使她“脱颖而出”。她如愿以偿地离开了生产队，被抽调到盟里的中学任语文教师。
倒行逆施的日子终究不会长久，让生灵涂炭的十年浩劫终于在“四人帮”被逮捕收监的同时变成了“过去时”。组织上给于慧心的父母相继落实了政策，他们又重返讲台，回到原来的大学执鞭。
一批又一批的知青潮水般地“返城”了。可是，已经当上正式教师的于慧心，却因种种缘由一直没有办成回京的手续。内蒙也缺老师啊，像于慧心这样条件的教师，在当时当地都是凤毛麟角。校长多次给她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她留下来。但是，家在北京又是独生女的于慧心决心已定，在校长的一再挽留下，回家的愿望反而像浇了汽油似地愈烧愈旺。于是，学校以“没有代课老师”为由，不放她回京，一拖就是两年。
繁星满天，于慧心朝着北京的方向，跪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嘶哑地呼唤“爸爸！妈妈！女儿想你们呀！”任凭自己的泪水汩汩地流淌……
在那些日子里，于慧心年迈的双亲，不知添了多少白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他们一次又一次紧紧拥抱着女儿，醒来却发现只是一场梦境。两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又能想出什么办法？
或许是造物主动了恻隐之心，命运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那天，于慧心的母亲非常凑巧地从学校一个讲师那里听说了刘德水的事情，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用最快的速度气喘吁吁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伴。两位老人像是溺水的人突然捞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他们紧紧地抓住不放，马上给在内蒙教书的女儿写了信，让她速速回京“探亲”。
信发出去了，老两口带着“见面礼”，急促地敲开了那位讲师的家门。这是好事呀，讲师笑逐颜开。马上通过他的亲戚和刘德水的厂领导接上了头。老两口像审查毕业论文似地把刘德水的情况审核了一遍，结论是：“未来的女婿”人品好，女儿不会受欺负。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唉，只要女儿能回北京，两位老人不愿去想。
很明显，他和她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家庭背景的差异，文化修养的悬殊，兴趣爱好的格格不入。他和她之间，只有感激的维系而没有爱情的滋润：他感激她，是她让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她感激他，是他让她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仅此而已。
相互的感激，曾经使他们的婚姻有过一段相敬如宾的日子。丈夫用那只没有残疾的左手，为下班的妻子做好热气腾腾的晚餐；从浴池洗澡归来的妻子，用洁净温热的胴体回报丈夫的“恩情”。虽然，不解风情的丈夫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接触她的身体，像是在机床上一丝不苟地“做工”，妻子也不会埋怨。除了“报恩”的因素，也因为那个年月“性”是一种不能抛头露面甚至被描绘成“丑陋”的东西。
但是，他们夫妻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这个家看上去更像是一潭波澜不惊的死水。丈夫热衷于在劳动中挥发汗水，妻子沉浸在书籍里寻找自己的情感世界；丈夫喜欢做的事，妻子打不起精神；妻子感兴趣的话题，会让丈夫哈欠连连。同在一个屋檐下，两个人却好象天各一方，谁都不能进入对方的精神世界。
假如这个世界只有他们夫妻两人，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假如这个国家不向世界敞开大门，始终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假如妻子一直呆在家中，不和当年的同学见面；假如他们早早地有了孩子，生活中有了感情的寄托；假如……也许，他们的婚姻还会维持到现在。
可是，发展的世界，前进的国家，开放的社会，还有他们一直没有孩子的现实，使所有的假设仅仅停留在假设阶段。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同班同学在得知当年的“才女”下嫁给一个残疾工人时，不加掩饰流露出的种种不解和嘲讽；他不得不接受的，是她的父母也开始在学者云集的场合限制他的作陪。他们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纹。
公平地说，两个人都曾经做过努力，希望改变自己适应对方，尽力支撑这个虽不和谐美满但并没有本质冲突的婚姻。刘德水在妻子的要求下也开始看书，然而，经常是刚翻了几页就昏昏欲睡；于慧心一次次佯装激动地迎合丈夫，但是当丈夫用粗糙的手在她的肌肤上笨拙地划过后，她还会不由自主地起一身鸡皮疙瘩。虽然没有吵也没有闹，可是那种愈来愈深的裂痕，却是两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
那天晚上，于慧心先上了床，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当时很流行的爱情小说。书中男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爱情经历，又让她生出无限的羡慕和惆怅。这时，刘德水钻进了她的被窝，贴着她的耳朵发出重重的呼吸声。结婚将近一年的时间，她知道这是他想“那个”的信号。可是，她突然有了一种厌恶的感觉。
她默默地从被窝里出来，打开大衣柜，抱起一床被子走进外屋，躺在沙发上继续看她的小说。刘德水没有跟出来劝妻子回去，他只是在里屋怯懦地叹了一口气。妻子被窝里的气息还在撩拨他的本能，他蜷缩着身体，从心底发出微弱的呜咽，像是被人狠狠踹了一脚的野猫。
从此后，只要于慧心不情愿，她就躲开丈夫去外屋沙发上睡觉，而且次数越来越频繁，裂痕更大了。
案发那天是个星期日。又在沙发上睡了一宿的于慧心被刺眼的阳光扎醒，她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看见丈夫站在窗台前，满脸写着那种可怜的乞求。她发怒了：“我还没睡够呢，你拉开窗帘干什么？”丈夫嗫嚅着：“我们好久没有那个了。”刘德水端着残疾的手臂低下了头。
于慧心开始俯视这个自卑的男人，惊诧自己怎么能够和他生活在一起？他不懂浪漫，不会温存，更不知文学为何物，他管接吻叫“亲嘴”，把灵与肉的融合说成是“干那事”，他甚至不会说“我爱你”……她在心里历数他的种种不是之后，突然神经质地笑了，一句带着毒液的话从她的嘴里喷射出来：“瞧你那德性，你这个拽子！”
像平地响起一声霹雳，像地球深处的高温物总算找到可以喷发的裂缝、像频繁小震后酝酿成熟的大地震、像一泻千里的滚滚山洪有了冲破闸门的力量，一夜未眠的刘德水终于爆发了！
他发疯似地冲进厨房，红着眼举起被他用得娴熟的菜刀，嘴里大声地反复地喊着：“我让你叫我拽子，我让你也成拽子！”说时迟那时快，锋利的菜刀精确地砍到妻子的胳膊上，好深的一道口子，鲜血迸溅，隐约露出了骨头。“啊！”妻子发出了惨人的叫声。
刺眼的鲜血和妻子的惨叫，把神志不清的刘德水唤醒了，他喃喃地说，我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染着血的菜刀从他的手中滑落到地上，妻子抱着受伤的胳膊呻吟着，眼里写满了仇恨。
我砍人了！我犯罪了！我这个劳模要进监狱了！我活着还有什么劲！一连串的“！”在刘德水的脑海里迅速闪过，他僵直地走到阳台，跨过栏杆，跳了下去……
两层楼的高度和种着蔬菜的土地，保全了刘德水的性命，但是，他的另一只手也残疾了，两条腿摔成粉碎性骨折，他坐进了轮椅。
于慧心在医院救治的过程中，有意不配合治疗，致使左胳膊致残，也成了“拽子”。颤颤巍巍的双亲，抚摸着独生女儿永远不会打弯的手臂老泪纵横，他们没有想到当年一个冲动的决定，竟会落得这样一场悲剧的命运。
冯锐问于慧心，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残废？她咬着牙根说，我要让刘德水多坐几年牢！他告诉我，就是因为于慧心的这句话，他才“更同情被告人”。可我总有一种直觉，她的做法，与其说是为了重判刘德水，不如说是自我惩罚，为自己“赎罪”。
法院对此起故意伤害案的最终审理结果是：判处被告人刘德水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执行。
就这样，这个孕育在湮没人性时代的畸形婚姻终于在生活的海洋里沉没了，两败俱伤，这是它无法避免的必然归宿。如果有一天，人们把它打捞上来，一定会发现它支离破碎的船体流淌过很多很多的鲜血，那是两个曾经善良美好纯洁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我想。
冯锐还告诉我，于慧心说了，等刘德水判了刑，她就和他办离婚手续。态度很强硬。我现在想，那是因为她也成了“拽子”，对刘德水不再有良心上的谴责。或许，这就是她故意自残的真正理由？
可是，刘德水的领导和工友们不干了，他们认为于慧心为了回北京，拿婚姻当跳板，把一个好端端的劳模逼成犯罪分子不说，还让刘德水的另一只手也残疾了，她不是一个好女人。师娘和师嫂的话更刻薄：“她就是一个魔鬼！”他们不仅推举出厂子里口才最好的工会主席做刘德水的辩护人，还联名写信请司法机关对刘德水从宽处理，厂领导甚至亲自出面，去于慧心所在学校做“说和”工作。
双方领导坐在一起，没有“脸红脖子粗”，他们讨论的主题很人性：“为了两个人好”。被告方的领导说，这个婚不能离，“宁拆三座庙，不破一家婚”。被害方的领导说，这个婚不离也没有意义。最后的结论是，让当事人自己决定。
坐在轮椅里的刘德水，听到妻子要和他离婚的消息非常平静，他只说了三个字：我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