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盗洞、盗洞，又见盗洞
2013年5月28日，李超任朝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上任之初，他就到各县区局进行暗访，检查工作。查找各种漏洞。到了牛河梁公安分局，发现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边界不清，是没有栅栏的，绿树成荫，一些人在遗址内随便游玩。李超局长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隐患。果然，听王红岩局长汇报说：牛河梁遗址保护工作当前形势很严峻。2010年牛河梁遗址公园经过三年的施工建设终于对外开馆。发现遗址公园吸引来的不仅仅有考古界学者，纯粹旅游的，更有大批闻风而动的“地下考古者”和“文物收藏者”。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2年，中央电视台的寻宝节目走进朝阳、走进敖汉，走进喀左。专家们肯定了红山玉器的精美和价值，红山文化遗址的底蕴。珍贵的红山文化文物越来越被国内外文物专家和世人所认知，越来越引起世界的瞩目。也激起了贪婪之徒心中的魔障，成为不法分子觊觎和侵害的目标。而且有迹象表明，红山文化和牛河梁遗址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已经有人开始打牛河梁地下宝藏的主意了。
李超局长虽然刚到朝阳，但他知道朝阳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三燕古都，历史上第一只鸟起飞的地方。习近平主席一直对中国的古老文化持继承和发扬的态度，他不只一次说过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古老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为了强文物保护的力度，李超局长认为文物保护不应该仅限于牛河梁，他决定将牛河梁公安分局更名为文物保卫分局，负责的范围也从牛河梁遗址扩大到全市的文物保护，负责全市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文物案。并指示文保分局：防守不是好的战术，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在李超局长的指导下，王红岩和侦查员们开始了对对手系统的研究。
他们发现那些对地下文物有爱好的人们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能准确地找到珍宝的位置，不客气地讲，他们有着比考古人员更能“吃苦”、更加“敬业”和不为人知的成绩。
要想打赢这场战争，要求我们的侦查员要比那些“地下工作者”更能吃苦、更懂专业知识才行。侦查员们请教文物专家和考古专家，翻遍有文字记载的资料，目光不断在地图上寻找，足迹遍布可能存在宝贝的名胜古迹、荒山野岭。
在工作中发现：由于当年工作匆忙，文物保护部门对牛河梁遗址划定的地标不准确，界定差距太大，不科学，有三大块外围缺保护地带。就是有的地方明确划为遗址，周边应该划为保护地带，因为经验表明，遗址周边地带地下文物并不少，很多是重量级文物。只好新编号进行保护。于是文保分局的侦查员们巡逻的时候除了遗址区域重点巡逻，遗址外周边地带也经常查看。对已经被盗挖、考古工作队进行过抢救性挖掘的遗址就不重点巡逻了。对那几个较大没被盗掘过的遗址他们是加倍小心。
现今提倡旅游经济，景区都希望游人去的越多越好。牛河梁不同，虽然自然景致不错，可这几处遗址哪地方游人多了，文保分局的干警们就开始提心吊胆，琢磨着是不是有人惦记上那地方了？该在那地方蹲坑了。
盗墓都讲究时辰，盗掘分子一般都是十点以后才上山，天亮前下山。侦查员不一样，得提前进入设伏的地点。往往天黑前就上山了，能堵住犯罪嫌疑人当然好，可干过公安的人都知道，尽管经过分析判断，也不是百分百能蹲上。冬天，在外能冻得毫无知觉，回到室内像被猫挠过一样让人受不了；夏天还得当蚊蝇的菜。忍饥挨饿也是家常便饭。可当蹲守只能是唯一选择的时候什么苦也得吃下去。像2013年9月与盗掘分子遭遇战那次，野地里的蚊子具有最后一搏的精神，叮出的大包都是一片片的，好些天都下不去。虽然趁着夜色和苞米地的掩护，盗墓贼逃之夭夭，但还是有效地震慑住了盗墓贼，好长时间保护区内都没有“游人”。 文保分局的干警们也得出了抓捕不能在山上抓的经验，保证了一年后大规模抓捕行动的成功。
2014年6月22日，牛河梁遗址12号区域外发现探挖痕迹；2014年6月29日，牛河梁遗址区域附近发现探挖痕迹；渐渐地，牛河梁分局的干警们发现探挖痕迹从保护区外向保护区内移动。2014年7月3日，牛河梁遗址保护区“张福店”姜家坟古墓葬被盗。
盗掘地点位于凌源市万元店镇牛河梁遗址保护区内，是遗址区重要的保护地点，地处松林之中（案发时尚未安装技防视频监控设备）。
在侦查过程中又相继发现15号以及在保护区以外凌源、喀左等地发生多起红山文化遗址、古墓葬被探挖、盗掘痕迹，造成古文化遗址积石冢群原历史风貌和文物本体严重损坏，对红山文化遗址破坏性极大。
位于12号保护地点中心区域的一发案现场，可见一处被人工挖掘形成的盗坑，盗坑长 1.7米，宽0.7米，深0.69米（已被嫌疑人部分回填），为南北走向规则长方形，周围有大量挖掘出的土质和石块；原植被被毁坏。盗坑四壁可见多处铁质工具形成的挖掘痕迹；后经文保部门对现场回填土进行清理，盗坑深度为1.74米。对现场及周边进行勘察，未发现其他盗坑和相关物证。
随着不断出现的盗洞和探挖痕迹，王红岩坐不住了，他把情况向朝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超做了汇报。
3、立案
接到文保分局的报警，朝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超陷入了沉思。距2013年5月28日他履职以来，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遍了朝阳五县、两区的山山水水，对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情。他爱上了这里的朴实的百姓，也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三燕古都，化石王国，第一只鸟起飞的地方。南塔、北塔珍藏的佛祖真身舍利，更为荣光的是把中华5000年文明史推进一千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地带，正准备申请世界遗产。女神庙、祭坛、积石冢，那个规模、建制足与北京天坛媲美。很多出土文物表明距今5000年至6000年前存在着一个秩序、等级井然的人数众多的古国。要比现有的记载最早的朝代夏朝早1000多年。很多考古学家都认为长城以北，西辽河一带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起源之地。红山文化以往是大大地被低估了。
自从知道朝阳市公安局肩负的文物保护任务很重之后，他就用业余时间查找了不少关于打击盗掘文物的案例和资料。
在中国，从有墓葬的那一天起，也就有了盗墓者。历史上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距今约3600年的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这座古墓在距今约2700年的西周时期就被盗了。《庄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已经有关于盗墓技术的详尽记录。
盗墓作为一个古老的行当，又被称为“挖坑”，“倒斗”和“摸金”等。在民间，盗墓贼又有“土夫子”、“地仙”、“地拔鼠”、“穿山甲”或“土鱼”等别号。早期盗墓多以报复、羞辱为目的，后来才以图财致富为主。
到了近代中国，盗墓行为蔚然成风，在全国形成了洛阳、长沙、东阳、淅川四大盗墓基地。洛阳和长沙以盗墓行为最疯狂、盗墓技术革新最快而著称;而东阳和淅川，一个位于皖苏交界线，一个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地形复杂，古墓群聚集，形成两支盗墓大军。这些盗墓贼就像搬家的蝼蚁一样，一点点地把深藏地下的奇珍异宝掏空了。
2008年4月至2009年1月，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县、长沙县、浏阳市等地连续发生11起盗掘古墓葬恶性案件，包括西汉长沙王陵及贵族墓在内的20余座古墓葬被破坏，损失巨大，影响恶劣，震惊全国。经公安、文物部门近7个月的奋战，该案成功告破，捕获犯罪分子53人，彻底摧毁一个横跨8省20余市县的特大犯罪团伙，追缴被盗文物304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件、二级文物48件、三级文物89件。案件主犯被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2009年初，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曲阜市姜村古墓被盗，山东、河南等地犯罪分子30余人交叉结伙，组成多个犯罪集团，使用钢钎、洛阳铲、炸药等工具，通过掘洞爆破等危险方式，对姜村古墓大肆盗掘，盗得玉器、金器、银器、铜器、漆器、水晶制品等大量珍贵文物，倒卖后获赃款近千万元。多件珍贵文物尚未追回，损失无法弥补。
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在山西、内蒙古、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9个省区部署开展了“全国重点地区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还是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现在盗掘分子把贼兮兮的目光盯上了红山文化古遗址和积石冢，该怎样止住这帮疯狂之人的疯狂之举呢？
王红岩局长有些着急地看着面前这位文质彬彬，说话慢声细语，脸上时常挂着笑容的局长。不知底细的人没人会想到他是位公安局长，但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不敢糊弄他。因为知道他懂行，是从基层小民警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干过刑警、预审、税侦、经侦、治安，乃至主政一方。他带队伍要求非常高，非常严格的。上任以来就雷厉风行地抓纪律、整顿队伍。颁发纪律条令和绩效考核办法，每个警种、每个岗位、每个人的职责都是明确的，不能推诿，谁出错就追究谁的责任。除了公安业务叫得响，李超局长一直没断了学习。这注定了他的思维、眼界和大局观的高度。使他能居高临下的看问题。
面对焦急的下属他也急。但不是像王红岩局长想的那样，立不立案，抓不抓人的问题。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肯定立案，即使盗掘行为发生在保护区以外，那也是红山文化，也是红山女神留给后人的遗产，绝不容那些败类子孙对她肆意践踏。李超局长想的是立一般案件还是专案。立一般案件，就案论案，简单地发案——破案，后果很有可能就是“野火烧不尽。”接着发案或者此地风声紧，犯罪嫌疑人转移阵地了。如果立专案，牵扯大量人力、物力、精力不说，效果也无法保证。红山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存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五千多年了，研究盗墓史的人早说过，有墓葬那天起就有盗墓行为的存在。由于没人知道犯罪嫌疑人盗出过什么，发生过什么事，导致取证难，捉赃难。捉贼捉赃，如果被盗掘的文物不能及时收缴、追赃，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也有难度。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外地一公安机关一次抓获不少盗掘古墓葬的犯罪嫌疑人，由于时间跨度长，被盗掘的文物追缴的有限，结果犯罪嫌疑人都被从轻判处。
难道就任由这些老鼠们在先人留下的神圣之地胡作非为吗？任由他们拿走国之瑰宝而把先人的遗骸弃之荒野吗？他们知道对中华文明、对子孙后代犯下什么样的滔天大罪吗？
想到这里，李超市长平静地对王红岩局长说：立案侦查。王红岩局长明显松了口气。但李市长接下来的话让他大吃一惊：当即决定成立由他任组长、亲自指挥的“7.07”专案组，侦办盗掘红山文化遗址案件。要做就做得彻底，要打就打得干净。让这些地下老鼠们无处可逃。争取把别的省市盗掘古墓葬、古文化遗址案件破获一批，达到有效地打击、震慑那些心存侥幸的犯罪分子。王红岩佩服李超局长的魄力。
2014年7月7日，朝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超签批并作出了“严厉打击盗掘红山文化遗址犯罪”的指示。成立了由他任总指挥的“7.07”专案组。
4、秘密侦查
李超局长和牛河梁分局局长王红岩和一些业务支队领导制定了缜密的侦查方案，重点围绕已掌握的犯罪嫌疑人做工作，摸清团伙数量、犯罪成员组织结构及分工、犯罪规律、手段特点开展工作，同时开展收集相关证据工作。
抽调精干力量，“7.07”专案开始进入秘密侦查。根据以往掌握的资料，筛选出一些重点人进行跟踪。
发现这些人在北京、上海等地都住高级酒店，五星级酒店，打扮得就像大老板一样。而且住进酒店的目的就是开房间大赌。接着跟踪下去，发现他们频繁出入赌场，简直是入了魔，高档酒店赌，荒野山头也行。很多时候这帮人转战于多省市交界的山头上，认为三不管的地方，露天开赌。设备先进，在各个进山的路口都有摄像头，一共三道岗哨，直接传到放哨的手提电脑里，一有陌生人上山，就有堵截的。要是执法抓赌的，众人就一声呼哨，漫山遍野都跑散。经化妆侦查，这几个大赌之人，总是输多赢少。
这些人既没固定工作，也没有生意。他们靠何为生？后来发现他们之中有人用文物抵押赌债的。疖子露头了。
很快，7月下旬，专案组发现了一个活动于朝阳市和周边省市的盗挖古墓犯罪团伙的蛛丝马迹。线索反映：这个团伙组织明确，有使用专业工具和专用通讯设备进行踩点、盗挖的，有活动隐秘、游走于各地地下兜售文物市场的。
专案组成员乔装改扮成各色人物，周旋于这个犯罪团伙成员经常出现的地方。有时，他们几天几夜都睡不上一次囫囵觉，一天到晚都吃不上一顿热乎饭。
终于掌握了这个团伙盗挖、买卖文物的证据。但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李超局长没着急收网，他觉得红山女神能吸引到更大的案犯，如果抓了这几个小虾米放跑了鲨鱼，损失更大。案子需要长期经营。
专案组接着秘密侦查下去，从仲夏到深秋，筛选侦查对象，化妆侦查，跟踪调查，果然一条条大鱼浮上水面。顺藤摸瓜，发现这个团伙的个别人还与别的团伙勾结。顺着一条线捋，跟踪侦查，这条线就像拽起的一串葡萄藤，顺带起一串串葡萄。串成数个犯罪团伙。有的团伙人员固定，有的几个团伙成员之间交叉勾结，还有的是师傅带出的徒弟自立门户。直到被盗墓贼们尊称为“关外第一高手”，“祖师爷”的张某落入警方视线，并掌握了他犯罪证据。五个多月，此时纳入警方视线的以张某、马某等为首的9个盗掘团伙、80余名涉案人员。这些犯罪团伙经常流窜于朝阳及周边省市疯狂作案。成员来自7省区的11个市，有农民，有市民，有多年专门收集古董的专家，也有踩点探气的风水里手。他们不但有用于流窜的交通工具，还有诸如“洛阳铲”、“金属探测仪”、“三维立体成像探测仪”等盗挖、探测工具和设备。
在秘密侦查的五个月期间，专案组组长、副市长、公安局长李超亲自主持专案调度会议11次，听取专案民警汇报17次。期间，犯罪团伙中有别的案子被发现，为了不打草惊蛇，李超局长命令警方先不要动。李超局长总说公安局长的劲儿在心里。从秘密立案，五个多月的经营，设计，除了专案组十多个民警外，这个案子没透露一丝风声。这一点李超局长有把握。自从2013年5月28日他上任以来，就大刀阔斧地在全局开展纪律作风整顿，讲纪律、讲政治已经深入每个民警的心中，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秘密侦查直到2014年11月的下旬，整个案子线索清晰，目标明确，证据充分，一切都成熟了。
李超局长将情况向省公安厅、市领导做了汇报。11月26日，省公安厅王大伟厅长听完案情汇报，引起高度重视，做出重要批示，要把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案子当做全省公案来抓。于是“7.07”专案组上升为“11.26”省公安厅公案。后上报公安部，公安部刑侦局调查后，“11.26”公案成为公安部2015年部督第1号大案。
省委书记王珉、省长李希对案件给予高度关注；省长助理、省公安厅长王大伟多次听取汇报并亲自调度；朝阳市委书记蹇彪、市长于言良先后做出批示。
5、点将挑兵
王大伟厅长拍板立“11.26”公案，李超副市长从省厅回来就开始了行动前的准备。首先成立了由副市长、公安局长李超任组长，常务副局长罗志峰，刑侦支队长刘占东，文保分局局长王红岩组成的指挥部。负责案件的指挥和调度。
指挥部考虑的第一个大问题是确定行动开始第一线抓捕干警。
九个犯罪团伙，先期预备抓捕78名犯罪嫌疑人。各个团伙间的犯罪嫌疑人有的还相互勾结、交叉。万一顾此失彼，出现纰漏，国宝转移或人为地毁损以图毁灭证据，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不跑漏风声，达到行动的最大效果，只能一起行动。但九个犯罪团伙，分成九个大的抓捕行动队。每个行动队得有一名经验丰富、遇事冷静沉着、有应变能力的指挥者，还得有两名助手，帮助分析收集底下每个小组的行动情况。每个犯罪团伙涉及到六名到十二名不等的犯罪嫌疑人，共78名。就得分成78个抓捕小组，每个小组有名带队的小组长。这些犯罪嫌疑人涉及地域广，住址复杂，有住楼房的，有住农村平房的。为保证行动的成功，每个小组至少要有五、到六名年轻、身体素质好、反应灵活的干警。算计一下一线就得至少需要四百多名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民警。
为了不跑密，指挥部成员照着全局全体干警的花名单开始挑兵选将。这可是对领导平时掌握干警情况的考验。首选当然是那些政治、纪律素质过硬，业务上响当当，干过刑警和治安的干警。先确定出三十多名九个大的抓捕行动队的负责人和辅助人。之后是78名抓捕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再之后就是各个抓捕小组的成员。每个小组还得配备一名摄录人员。要求抓捕和搜查的时候要全程摄像，这既是为以后留下宝贵的资料，也全程记录下执法过程，免得引起纠纷。最后指挥部敲定当天参与一线行动的警力达到485人。这485人的人选，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李超局长事后颇为自豪的说。
根据在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犯罪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和危害，对重点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团伙更是布置了精干力量。像第一抓捕行动队和第三抓捕行动队就由刑侦支队和治安支队负责。
还有各县区局待命准备随时增援的警力近三百名，行动车辆，后勤保障，技术支持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布置下去。
人员确定下来，一块心病解决了。可更大的心病来了。
怎么抓捕？七十多人，像以往抓逃犯那样拉着警笛、大张旗鼓地抓？那肯定是不行的。秘密抓捕，这叫近七百多人同时行动啊。一个不慎，走漏一丝风声，有可能满盘皆输。犯罪嫌疑人漏了早晚有抓住那天，可国宝要是被转移、甚至损毁那罪孽可就深重了。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指挥部成员陷入了两难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