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我初中毕业,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席卷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社会上开始动员年轻人到边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看到招兵的人都是现役军人,我想兵团是部队管理,虽不是正规部队,是解放军的一部分。当兵,是我们青年学生的梦想,美好的憧憬,好似巨大的吸引力,把我带到黑龙江五大连池畔,穿着发的黄军装,我们走进了5团2连。

来到连队后,实际情况与我想象中的部队大相径庭。低矮的草房子,泥泞不堪的道路,没有一点部队的模样。激情突然一下子没了,低落情绪开始上升。经过连里办学习班,我们了解了兵团成立的意义和任务,思想才逐渐转过弯来,心绪也平定了些。心里想着:反正我们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安下心来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虚心向连里老职工们学习,掌握好各种生产技能。

我们刚来连队住的是草房,睡南北大土炕,冬天很冷,必须烧火炕。来年开春,领导让我们抓紧时间盖知青宿舍,迎接大批知青。我们自主勘察设计,挖地基,随着房子越盖越高,就要搭脚手架。搭脚手架需要捆扎结实,上了分量也不能晃动,不然会出事。唉,事情就这么不走运,怕什么来什么,这个关键点上,偏偏就发生事儿了。

那天,房子盖到了房檐,跳板和脚手架上的脚踏板也随着升高。我挑着两大桶搅拌好的水泥上了跳板,踩着脚手架上的脚踏板,到了浇筑点,我正在倒水桶里的水泥,陈煊和老职工王发明抬着一块大石头也到了近前。当他们从跳板跨上脚手架的脚踏板时,陈煊乐呵呵地说了一句“更上一层楼”,话才落音,我所站的脚踏板下边,一根插入墙体的支撑木突然断了,我脚下的踏板一下撅起,瞬间倾斜,整个人从半空中仰面朝天猛然坠下。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马上要从嘴里蹦出来啦,紧接着“噗”的一声,一团浓浓的白雾砰然升起,霎时一片迷茫,什么也看不见了。王发明和陈煊也跟着一起跌落下来,两人竟然同时砸到了我身上。下面干活的战友、姐妹们看到这场景,惊恐万分,急得拼命叫我的名字。虞雅敏与王珠珍慌忙跑过来找人。等她们看到我时,我四脚朝天摔倒在下面的水泥灰堆上,浑身上下沾满水泥粉末,呆呆地,就像一尊雕塑,头上脸上煞白,仅露两只黑眼珠,好在眼睛还能睁开。我下意识地动了动身子,还好,没摔坏。

待会儿,我脑子清醒后,感觉有些不舒服,原来一块石头硌着我后背的腰椎部位,两脚同时也被石头块硌着。王珠珍和虞雅敏急忙把我扶起来说,赶紧走走,不能歇,不然心脏要出问题。我休息片刻,觉得缓过神来了,看大家一心想抢在入冬前把宿舍盖起来,让知青们早日住进新房。我顾不上多想,继续挑起水泥担子,又上了跳板。

1971年初的一天,连里让我和三位老职工一起积肥,并赶着牛车把肥送到地里。那年春播中,有一天地里的麦种用完了,播种机只好停播,时间拖久就会误工,那可是生产事故。不凑巧的是,连里大车班的马车都派出去了,只剩下我们积肥送粪的老牛车在家门口干活。连里招呼我们女知青赶紧用老牛车把麦种送到地里,播种机在那儿等着用。

我们到了地里,牛车靠不上播种机,无法直接把麦种从牛车上直接加到播种箱里,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用人扛。三位老职工已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其中一位是丁祖贤连长的父亲,其他两位我记不得名字了。看着重重的麻袋,他们都很为难,除了我这个年轻人,再也没有其他人了。我想这个时候我不上,让谁上?三个老人站在车上抬起麻袋,我学着男同志,脑袋往下一钻,挺身扛起了麻袋。满满一麻袋麦种,一百多斤重,我走到播种机前,还得踩上播种机的脚踏板。别看踏板离地面不高,也就二三十公分,可肩上扛着麻袋就不容易了。这一上去,不比挑水泥上跳板,跳板是斜坡慢慢走上去,而播种机的踏板是悬空的,直上直下,扛着麻袋上去很费劲。我这人身大力不亏,有劲儿,一咬牙,腿一使劲儿愣是上去了。当我拿着麻袋片下来时,心里很高兴,做任何一件事都得尝试,干过后,你才知道自己的潜力和能力有多大。

冬天到了,为了来年的基建任务,连里都在忙着备料,坚固耐用的火山石,是就地取材搞基建的好材料。按照工作布置,我们班安排到三泡子对面的石龙里拉石头。拉石头要从冰面上穿过三泡子,人在冰面上须走较长一段路才能到达对面的石龙。

上海是温润的海洋性气候,冬天几乎看不到冰,如何在冰上行走,我从未体验过。站在光滑的冰上,我不敢迈步,蹭着走都经常摔倒,更别说拉着石头走冰路了。为了提高效率,连队要求各班搞比赛,二人一组,每组用一个小爬犁装石块,往返于三泡子两岸。小爬犁不大,两个人拉,装载量有限,大小石头也就装几块,既累人,又浪费时间,效率实在不高。为了多拉石头少跑道,班长金世容召集“诸葛亮碰头会”,和大家一起商量多拉快跑,又不浪费时间有啥好办法。

有人想到:大家可以用二马车来装石头,用人来驾辕。班长主动担当“辕马”架在二马车中间;我与个头高、有劲的沈彤英分别在班长左右两边护驾,分担她的压力,连压带挡地拉着车把手;左侧推车的是娄海平和贾京华,右侧推车的是尤纬纶和李春梅;赵奇霞、卢嫈嫈、梁淑琴三人推车后边。

装石头时,阿金时时督促大家将石头都压实,最后还亲自检查石头的摆放,调整顶面及四周的石头相互嵌压挤紧,不让它们有松动。我们拉着放满大小石头的车子,在冰面上一走一滑踉踉跄跄,但还算顺利。走到上坡路,推起来就相当费劲吃力了,恨不得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好在班里人多,个个都不惜力。赶上下坡路,有经验的人会拽住车慢慢地往下移动,我们这些第一次使用人驾辕的车,从来没在冰天雪地拉过这么大车子的人,拿捏起来可没准头。推车到下坡路段,没人往后拉,满载沉重的二马车,不用人推,车子就快速往下冲,何况还有人使劲向前推,车子越跑越快,“驾辕”的阿金和我们两个护驾的脚步一下子跟不上点,再加上娄海平的脚绊了我一下,我冷不丁摔倒,眼看车轮子再下行就要压到我的身上了。当时我也不知怎么想的,猛然向内侧翻,大半个身子斜滚进二马车底下,用两脚狠狠踹住车辕子与底板前半部使劲向上顶,以求减缓车速,不让二马车继续前行。车总算停了,不知何故,“辕马”阿金却双脚离地,莫名其妙地被吊到半空中。原来是大伙叫喊“快拉丁云星!”怕我被压车下,沈彤英不顾一切跑过来拉我,左右两侧护驾压车辕的人同时不在,我再将车顶起,整个车子重心后移,车尾拖在了下坡路的路面上。等沈彤英把我拉起来,赵奇霞和卢嫈嫈赶至前端跳上去,用全身压住阿金两侧车辕子,尤纬纶、李春梅、贾京华、娄海平赶紧齐心合力去拽车,才把车头压下来,把车子摆平。幸亏车上的石头既没往前滚也没向后滚,若往前滚就会打在我的脑袋或身上,若往后轱辘就会砸在后面推车战友的腿脚上,如果这样事就闹大了。之所以没发生事故,我认为多亏班长金世容带领全班战友装车装得好。

回到连队,回忆刚刚发生的一切,我们惊魂仍未定,哪怕当时我在车底下稍微慢一点,没及时用脚顶住车辕子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班里北京战友对我说,平常并没觉得我的反应快,这一次我的反应却实在出乎她们意料。我想这是一个人在紧急关头都会有的本能的应激反应吧!

在50年前,连队成建制的单一女生的班排,从事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无论是上山伐木,还是下地播种、麦收场院扛麻袋,女知青与男知青干起活来,一点不逊色。我们虽然体力上受累吃苦,但精神上有一种荣誉感和满足感。在那个年代,一个平凡、普通的年轻女孩,可以通过参加集体劳动,政治上追求进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奖励。那时,正像毛泽东所讲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干起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男人一样,干着同样的体力劳动,对此,也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快乐的体验。


作者:丁云星,1948年12月出生,女,上海东建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13日来到2连,农工2排4班农工。1979年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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