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收的一天，我们班去良种站东金龙岗下的大豆地割豆子。
大豆地一千多米长，地势起伏看不见头，每人六根垄，中间开趟，两边迂回。开工没多长时间，分出了快慢，人们在地里慢慢地散开了，活干得累了，原地休息一会儿。我觉得半天能干完，大家也就没带水壶。到了下午，活没干完，水却没有了，大家只好到地边的草甸子里找水喝。塔头墩间洼陷的坑里多少有些水，蹲下去，用手篦开水面上的浮游物，拣干净的地方下手，勉强捧上些水，润润喉就算是喝了，总归意思一下。天色渐暗，收工了，班里人陆续走出大豆地回连去了，地里只剩下我和蔡浩泽两个人。
我看到大家的活还有些没干完，第二天再来不值当，我和蔡浩泽商量，我俩晚点回去，把大家剩下的活干完。那时的人都求上进，无论什么工作都不能落在人后，班里都是新来的北京青年，岁数小，和他们相比，我俩算是老青年了，做事也要有个样子。
天完全黑了，月亮从龙门山尖冒了出来，我俩在地里坚持着。北大荒盛夏时节，入夜后很凉，半夜里穿大衣都不热，不要说是入秋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一天下来，人累得精疲力竭，又冷又饿又渴，前胸贴着后脊梁，真是干不动了。我俩不约而同随手从黄豆秸上揪豆荚，剥几颗豆子塞到嘴里。生豆子有股子腥涩味，不好吃，此时也顾不上这些了，咽下去骗骗肚子再说。几颗豆子能起啥作用，只是一种暗示，吃下去，人就有劲儿。又忙乎了一阵，我和蔡浩泽顶着月亮，算是完成了任务。回来的路上，人像瘫了一样，手无缚鸡之力，两腿灌铅，走路的力气没了。回连队的路也就几里地，可那天却显得十分的漫长。走一会儿，停一停，再走一会儿，晚上九点多钟，我们终于回到了连队。
那年涝灾，搞得连队几乎颗粒无收，1970年三四月春播开始时，连队没有土豆种子用。土豆是东北的当家菜，没了它，一年吃啥，这可是大事。连里通知我，带上全班去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调土豆种。全班有董宝生、蔡浩泽、张立忠、杨钧烈、周秀来、潘海迅、柴欣、王维、赵光宏、王连才、胡小平和我12个人。领了任务，一番交代，我们装上麻袋，坐着团里汽车连的两辆解放大卡车上路了。
莫力达瓦在嫩江西边，距离五大连池一百多公里，当时嫩江还没开江，我们的车从冰面上开了过去，当天就到了莫旗的一个村子。村长接待了我们，分配我们到老乡家吃派饭，一家挨一家轮流吃，吃一顿，半斤粮票一毛五分钱。第二天早上，与队里一番讨价还价，土豆种卖价定在了1毛钱1斤。为了抓紧时间，12个人拎着麻袋，挨家收土豆子。午饭后，顺利地收了两车，我决定两车当天返程回连。根据连队的要求，两车种子不够用的，我们还得继续收购。我就决定由副班长潘海迅带领王连才等6人先回去，剩下6人我带着继续收购。车走后不久，我们很快收齐土豆，只等第二天车来。但好事多磨，这一等，让我们足足等了一个星期。这个村子，每天只吃两顿饭，让我们这帮人很不习惯，一到晚上，我们就在队部，要么睡觉，要么看他们老乡下棋。到七、八点钟时，肚子饿了，大家就在炕洞里烤土豆吃。吃了几天土豆，大家都受不了，开始反胃了，我们就改个吃法，到村里的豆腐房买豆腐皮，用豆腐皮卷白糖充饥。就这样一天天的，熬到最后，张立忠牙痛病犯了，赵光宏等几个人都发烧了，没办法，我们只能去旗里给团部发电报，让他们赶紧来车把我们接回去。
好不容易把车等来了。一问司机才知道，原来嫩江已开江，汽车过不来，只能沿着江，一边问路，一边走，绕好大的圈子才找到桥，过了江。我们赶紧装好车，用油苫布把车苫好，用大绳捆好，防止车“打摆子”，土豆掉下来。白天行车还好，到了晚上人在车上冻得像冰棍。我们6人坐在车顶上，车在路上跑，风打到脸上像刀子割肉，火辣辣地疼。回来的路，汽车居然跑了两天一夜，到连队已是晚上6点多。连长指导员前来接我们。几个人从车上下去，脚一沾地，两条腿不听使唤，连路都不会走了。这罪真够人受的，好在兄弟们完成了任务。
一百多个北京知青来到2连后，连里知青从30多人猛增到一百三四十人。连绵的雨天，地涝了，麦地里到处是一片片白花花的雨水，既渗不透到地里去，也蒸发不了，康拜因待在停放场上，根本下不了地。地里的杂草郁郁葱葱，麦子和杂草搅合在一起，只见草，找不到麦子。雨水浸泡后，残存的麦穗掉粒发芽了，割晒完躺在地上，等待拾禾的麦趟子都发霉了。收割机下不了地，只能人工捡拾。
北京知青下地那天，上百人来到地头，一字排开，黑压压一片，阵势真不小，地里顿时热闹了，这是2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场景了。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不管岁数大小，既然下了乡，就得过劳动这一关。北京青年都是69届初中生，我们上海知青年龄就大多了，大他们两三岁五六岁都有，再加上我们早来一年，绝对是军中老兵。无论是身体，适应能力，生活劳动的经验，北京青年都无法和我们比。一帮孩子，半大的姑娘小子，稚嫩的小脸，白皙的肌肤，纤细的身子骨，这苦他们是否受得了，我心里没谱。
第一次出工，笑话百出，镰刀使不了，镰刀不会磨。大家开始排垄，每人十个苗眼。
我这人好奇心强，一开干就想看看北京青年怎么割麦子，不瞧还好，一看笑死人。割麦子十垄五刀是规矩，离我不远的几个不是顺着垄下刀，而是几根一撮的连割带拔，大刀阔斧的活，简直被他们搞得像绣花。由于动作不对，不协调，很多人过度地消耗体力，腰疼得直不起来。投入要有回报，人都要累死了，也不见出活，镰刀割手剌腿脚的事天天发生，手绢包手，纱布裹腿，狼狈不堪，就瞧卫生员满大地里忙乎了。
北京青年初来乍到不会干活，但他们肯干苦干。“水田”里泡了半个多月，你还别说，大有长进，他们干得有模有样了，其中有几个不可小觑，后势很强。第二年麦收时节，老天很给面子，康拜因能下地了。2连的麦子做全团的种子，必须抢在雨季前归仓，农工排除了为联合收割机打道，还要承担大田的小麦收割任务，人机齐上阵，连里冷清清，地里很热闹。。
农工排的男生中，割麦子的快手不少，上海青年里有蔡浩泽、杨钧烈和我；北京知青中，有刘中伏、潘海迅、赵光宏几个人，既有速度又有质量，几乎和我们平起平坐了。
我是1排2班班长，每次排垄自然在前，潘海迅、蔡浩泽、赵光宏、杨钧烈、刘中伏、王维、周秀来、黄晓山、孙玉功随后一字排开。一排排完了，轮到2排女生。女生排好垄，我们已先走一步，割出去一大截距离。占了时间的便宜，我们总是先到地头。
一天，我正在地里直腰歇脚，捶捶腰，顺便打个麦要子。不经意间，我发现几个女生从后面赶上来了。我有点纳闷，她们干的这么快？领头的是4班长金世容，紧随其后的是卢嫈嫈、赵奇霞、尤纬纶、贾京华几个人。我跟身边人叨唠：“女生割的挺快，追上来了。”大家回头一看，女生头也不抬，一个劲儿地往前冲。我猛然醒悟，这是向以我为代表的哥们儿宣战。这还了得，太受刺激了，若是让女生就这么超了过去，一辈子的话把算是落下了，男生不都成了酒囊饭袋，说什么也不能让她们第一个到地头。
我小声招呼身边的几个人加快速度，镰刀在大家手里左右开工，上下翻飞，动作频率越来越快，这天还是2班先到了地头。我们几个人，胳膊夹着镰刀抱着膀子，得意地看着还在忙乎的4班女生。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她们才割到地头，那时男女生之间几乎断电，极少说话，但看得出4班女生的眼神中明显透着不服气。金世容扔过来一句话：“你们先排垄，先割的地”，那意思分明是：今天不算！明天再比试，走着瞧。
未闻口号声，不见红旗展，男2班和女4班展开了角逐，地里明眼人都看出来了，检查质量的人连忙紧随其后，生怕活干毛了。两个班之间都憋着口气，使暗劲儿，没有让人的。我心想，整就整出个动静，这个年头谁怕谁呀。
那时的年轻人都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遇事争强好胜，好斗，打赌比输赢之事经常发生。连队割麦子都有劳动定额，每人一天一亩地，干完可以歇着，甚至回连休息也没人管。搞不清是哪天，大家谁跟谁都没商量，比赛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
我们是5团的良种连，干农活十分讲究，其要求和其他农业连队不一样。诸多农活中，割小麦尤其见功力。如果说割麦子算技术活，那它的标准就是：麦子每捆三手抃粗，三把一捆；麦要子三脚踢不开；麦茬子的高度不超过3厘米；每平方米掉穗不超过一个。要想做到又快又好，手抓麦子时抓把要稳，手拿把掐不能掉麦子，一刀两行，五刀一把。当地割麦子讲究：捆好的麦子杵在地上，活还要走在你前头，这才是最牛的。意思是：你捆的麦子平放在地上，我比你多一个动作，把麦子捆好了立起来，你也撵不上咱，咋地？
次日，我们班排好垄，大家并没有动手，而是等着4班，公平竞争嘛。老实说，男女有别，让上三刀才对。割麦子恰恰拼的不是体力，动作的协调准确决定速度和质量，性别的差异在干活中体现得并不明显。4班排完垄，见2班没动手，她们脸上显得有些不解，诧异的眼神被我捕捉到了，对视中，我心里感到了压力。今天又将是一场恶战。
我和蔡浩泽与4班长金世容冲在最前面，难分先后。不知为什么，金世容慢慢地领先了，一个身位，二个身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我糊涂了。就算我差一些，蔡浩泽干活可是强手中的强手，头年北京知青刚来，他一个人割三个人的宽度，北京的小兄弟们都追不上他，怎么今天就落后了？观察中,我终于发现了秘密：金世容不捆麦子，只负责割麦子和打要，卢嫈嫈在后面负责打捆不管打要，舍车保帅真聪明，怪不得干的这么快。看清楚了，照方抓药，我们也改变了战术。蔡浩泽和潘海迅一组，一个放要，一个打捆，很快局面就改变了，不过，无论哪方想保持一米的领先优势都很难。
第三天，双方犬牙交错，交织在一起,双方人的心都紧绷着。这时班里有人向我提议说：“让4班过去吧，别把她们累坏了。”我也想缓和一下紧张情绪,全班逐渐放慢了速度，女生很快冲到前面去了。我们和4班拉开些距离，采取跟随战术，逼她们玩命。4班领先了自然很高兴，她们赢了嘛。没一会儿，她们感觉不对劲，2班总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她们终于反应过来，知道我是在让着她们，好像是为了公平，她们也借着喘气等我们。2班上来了，两个班的“战斗”又继续了下去。
这个夏季的2连麦子地里，两个班形影相随，互不相让，比翼齐飞。无论谁在前面，无论男女，大家都毫无保留尽了全力。到了地头，两个班的人没有歇着的，掉过头来互相接续，相互之间连一声“谢谢”都不会说。
那是友谊和支援比什么都重要的年代，感激和快意尽在不言中，两个班在劳动中形成的战斗友谊一直延续到我调离连队，前往黑龙江东部三江平原开荒为止。
作者：丁晓天
1950年3月出生，男，上海南汇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13日来到2连，农工一排2班班长。1973年4月支援三江平原开发，调6师27团4营36连工作，农工排长。1979年2月顶替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