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可耻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
——德漠克里特
时间：1995年6月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是道德的楷模，但他们信奉道德的力量；他们不是完美的象征，但他们崇尚完美的人生；他们曾经迷失过人生的方向，他们甚至跌进过犯罪的深渊，但无论如何他们也要坚忍地爬起来，无论如何他们也要朝着太阳重新起飞……我执拗地坚信：他们也是“大写的人”。
因犯有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的贺水堂，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每每想到他的时候，最坏的心境也会顷刻瓦解。
他是一个值得拥有“钦佩”这个字眼的人。
铿锵的脚步声由远至近，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雪白衬衣的男人走到我的面前，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儿飘进我的呼吸。
“叫什么名字？”我拿出一副例行公事的口吻。
“贺水堂。”他坦然地望着我，眼光澄净，一如清澈的湖水。声调不高，却很有穿透力。
“请坐。”见鬼！我的声音里居然添加了些许柔和。
他轻轻拉开椅子，稳稳地坐下，依然很清朗地看着我。
我不能不承认，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几乎是完美的：他相貌堂堂，英气逼人，浑身上下洋溢着浓烈的男子气，怎么看都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尽管事先知道他是一个受贿犯，但我还是很难把他和犯罪分子的形象重叠在一起。
我向他扼要说明了此次回访的目的，要求他把缓刑期间的表现向检察机关如实汇报。
他突然踌躇起来，似乎不知从哪儿说起。
“先从你当年的…案情说起吧。”不知为什么，我有意回避了“犯罪”这个带有刺激性的字眼。
迅即，我拧开了钢笔帽，作好了记录的准备。
他的脸陡然涨得通红，额头青筋暴出，许是下意识的，他把右手攥成了拳头，很重地砸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洪流掀动着市场经济的大潮，加速经济发展的滚滚热浪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奔涌。然而，在“一手硬”的同时，“另一手”却明显的软弱无力。一种被称之为“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潮开始在共和国的大地上兴风作浪。
当时是北京市城建某公司材料员的贺水堂，这个来自河北农村刚刚脱下基建工程兵军装的汉子，几乎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中箭落马。
那是在1987年4月，一个乍暖还寒的夜晚。贺水堂的家门外响起一阵“笃笃”的敲门声，个体运输户杨大合缩着脖子走了进来。
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劣质香烟的味道，空着两手的杨大合干咳着说，他只是路过贺家顺便进来看看。
贺水堂不喜欢这个人，出于礼貌，还是请他进屋坐下。
贺水堂给他递过一支烟。哈，谢谢，我不会吸烟，杨大合客气地摆摆手。
中国有老话“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杨大合的“顺便看看”当然只是托词，他自有他的目的。
别看贺水堂只是一个普通的材料员，可城建某公司对外建筑材料的采购、管理和运输都是被这些材料员拿捏着。进谁的建材，不进谁的建材，基本就是材料员的一句话。
几个月来，他杨某人“摆平”了一个又一个材料员，唯独这个贺水堂软硬不吃，一点都不“活泛”。杨大合提供了几次的建材，到最后的关口都被他“卡”了下来。
是人就得有短处，杨大合就不信贺水堂真的是铁板一块。
他瞪大了肿泡眼四处梭巡，这个家未免也太寒酸了，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电视机还是黑白的，贺水堂居然还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子大概6、7岁了，长得像极了，还穿一样的衣服，哦，是双胞胎；那个男孩子也就有1、2岁吧，大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珠，乖乖地趴在那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模样的女人腿上。不用说，这个女人就是贺水堂的妻子了。
杨大合微微点着头，嘴里发出一阵悲天悯人的啧啧声，心里却在合计：怨不得这小子老“卡”我，敢情他生活得这般清苦。如何“拿下”这个“苦人儿”，他顿觉胸有成竹。
打着哈哈，杨大合走了。
这小子干嘛来了？贺水堂一头雾水。但他是个粗线条的男人，竟没有往深里想。
过了几天，杨大合再次跨进贺水堂的家门，这次他没有空手来，一张报纸里裹着两条香烟，中华牌的。
“嘿嘿，随便抽，随便抽，都是朋友送的，家里有的是，我也不爱抽……”杨大合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很自然地把香烟递给了贺水堂。
还别说，粗线条的贺水堂真就是一个嗜烟如命的烟民。一天不抽上几支，哪怕是最便宜的烟丝，他也会浑身不得劲。
抽两条烟不算啥吧？这可是好烟呀，贺水堂想着，大大咧咧地，他收下了。
没过几天，贺水堂的晚饭也改在餐厅吃了，琳琅满目一大桌，又是酒又是肉，买单的自然还是杨大合。
再接下来，贺水堂从杨大合手中接过的就是赤裸裸的人民币了，美其名曰“好处费”。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为了回报杨大合的“盛情”，贺水堂很“仗义”地大包大揽了杨大合的所有运料，还尽可能地按照对方的要求多报运料数量，让杨大合的“堤内损失堤外补”。贺水堂也从中收取好处费1550元。
1987年12月，有恃无恐的杨大合趁贺水堂探亲之机，伪造贺的手迹签收了700吨砂石料的假收料单，骗走了城建公司的材料款7000余元。
待贺水堂返京发现后，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吃了人家的贿，就变成人家的狗。”贺水堂的脸上浮现出自卑的阴影：“我只好重新制作了假收料单据，所有的签名也都改了过来，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杨大合又给了我2480元的好处费。
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贺水堂共受贿4000余元。除买了一架“长城”牌照相机以外，其它的都用于拮据的家庭生活开销了。
看到自己老婆的脸色变得红润了，三个孩子成天价蹦蹦跳跳的，贺水堂也咧开嘴乐了那会儿，大伙都是这么干的，我也不在乎了（确实，这个城建公司有30多名材料员因涉嫌受贿罪被我院查处），贺水堂如是说。。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经群众举报，贺水堂受贿一案终被我们检察院查获。
鉴于他的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赔赃款，还揭发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加上所在单位的力保，我们检察院决定对他取保候审，同级人民法院依法给他判处了缓刑，他重新回到原单位接受改造。
贺水堂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眼眸又亮了起来，仿佛是和生命里最黯淡的时光作了诀别。
“你可以吸支烟。”我望着他说。
“这样不礼貌吧？”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
“随你吧！”我冲他笑了。
猛然发现，几乎是头一回，我面对这样的采访对象——笑了，很友好的那种。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决定尽可能“粘贴”他的原话。
从那些朴实的语言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水晶般透明的灵魂。
我被判处缓刑以后，接着又被开除了党籍，我别提有多后悔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走到这一步也赖不着别人。
千错万错就错在咱不该吃人家的拿人家的，忘记自己是什么人了！咱是共产党员呀，咱在党旗下宣过誓的！
为了退赔赃款，尽可能地给公司减少损失，我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家里一贫如洗，还欠下亲戚朋友们的一屁股债。唉，这就叫报应呀！谁叫咱当初受贿来着，谁叫咱当初花钱像流水来着。
我知道，是检察院和单位的领导让我回到公司来的。我到了这个份上，组织上还没有嫌弃咱，给咱一次挽救的机会，咱有啥可说的？！
咱好赖也是一条汉子，哪儿摔倒就该打哪爬起来。
头两年，我每月只有40元生活费，还要养活老婆孩子，说生活不困难是假的。有时烟瘾上来了，实在没法忍了，我就跑到外面偷偷地捡地上的烟头抽（不过，这事你不要告诉我媳妇，她知道了又该哭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媳妇背着我哭了多少回我也不知道。她是一个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几个，也没有工作，可她就是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从不相信我是坏人。三个孩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觉得家里的东西怎么都给搬走了？他们想看电视，想穿新衣服，想去动物园，我说，爸没钱，孩子们就不闹了。唉，是我害了他（她）们……
那时侯，我每天晚上去给环卫局的垃圾车装两趟垃圾，一天可以挣上10块钱，凑合着补贴家用。
装垃圾这活儿，说白了，真不是人干的，恶臭冲天不说，苍蝇成群地往脸上扑，我用破塑料袋从头到脚一蒙，干，咬着牙干！再脏再累，咱都认了，谁叫咱当初犯罪来着。现在我每挣的一毛钱都是干净的。不管怎么着，犯罪的事咱永远都不会干了！
后来，领导上安排我到一线当工人。我寻思，这是领导对咱的信任，咱得争口气。
今个儿是你们叫我来开会，我穿上件衬衣，平时你要上工地看咱，咱准是光着膀子干活儿哩！工作中咱就本着一条，踏踏实实地干活。
工地上的弟兄也够意思，不嫌弃咱的过去，选我当了工段长，手下有30多名工人。
不瞒你说，这些人，不是跟公、检、法“打过交道”的，就是公司里挂了号的“刺头”。我也是一个有“前科”的人，和他们在一起，谁也不会瞧不起谁。
其实，这些人管好了也真能干。只要我时时干在头里，他们也没有二话；我带头加班加点，他们也决不偷懒。
工期最叫劲的时候，我们连续3天3夜不合眼不回家。现在，我们队里的收入也是我们那儿最高的，每月已超过400元，还能向国家缴个人调节税哩！
当然，也有人对缴税有意见，说这是大伙挣的血汗钱。但我一再对大伙说，只要是国家的法，咱就得遵守，这是为国家做贡献。我是工段长，工资自然高一些，我缴的也多一些，再说，我在工地上干活的时间也比他们长。我能想得通，大伙也就不说啥了。
我就这么想，人犯错误并不可怕，怕得是不能正确对待。有人讲，犯了罪就有了污点，一辈子洗不清。我就不信这个理，没有洗不清的！人只要踏踏实实走正道，就会被人家瞧得起！
北京召开亚运会的前一天，我下夜班一直到中午才收工。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太平湖车辆段附近的一栋家属楼起了火，火势很猛，我拔腿就往那儿跑，冲进着火的房子帮他们搬东西。有一个女的喊：“坏事了，煤气罐还在里面！”我啥也没顾上想，又冲了进去，玩命把煤气罐弄了出来。临出门前，房顶的一块木头塌下来，砸在我的肩上。嗬嗬，幸好煤气罐没爆炸，要不，你也见不到我了。哈哈……
他那爽朗的笑声像一阵和煦的春风掠过我的心海，我情不自禁地感慨道：“应该给你记功呀！”
“我也不是为了立功才那样做的。”贺水堂很快接上我的话，没有一丝做作的成分。
“你真行！”我由衷地说道。
他突然变得不好意思起来，黝黑的脸膛上飘上了红晕，有点害臊似的，他低下头。我不由得纳闷：难道，从未有人这样当面夸过他？
他脸上的那种不自然的表情仿佛更浓重了，他把话语拉长了间隔对我说：“领导上…还真的…器重咱，去年给我…记…大功…一次！”
“真的？！给你记大功一次！！！”我不再掩饰自己的激动：“说说，为了啥？”
“也没啥，就是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了施工任务。你知道吗，我的那些弟兄真争气，每天都要干上十二、三个小时哩，没有一个偷懒的！……”他的眼圈有些发红，声音有了某种轻微的颤抖。
不知怎的，我却从他的话里听到一阵无声地呐喊：“不要歧视我们，不要看死了我们，我们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坏！”手中的笔僵住了，心海涌起一排巨浪。
“不瞒你说，”贺水堂的声调里突然沸腾起一种少见的自信：“我还真的想过，咱坏的时候进了公安局，又上报纸又上电视，往后咱好了，也要上报纸上电视！”
“这个忙我能帮！”不假思索地，我脱口而出。
他朝我投来感激的一瞥，接着问了一句话，把我给震住了。
“对了，我还想问一句，我被开除了党籍，还能不能重新入党？”
“……”
“有的工人说话，你还入哪门子党？我说，当然是入共产党！就是在缓刑考验期间，我也没断了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这是个信仰问题。你说对不对？”
“对！”我的眼睛潮湿了。
离开贺水堂后，要把他写下来的冲动一直让我无法平静，我用了整整一个通宵，写好了关于他的通讯报道，自信地发出（那段时间，我在《北京法制报》的投稿已经达到“百发百中”的命中率，还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毫不怀疑地等待。
然而，已经成为朋友的报社记者却毫不留情地把我的稿子拒之门外，驳回的理由是轻蔑的反问：这样的人有宣传价值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浪子回头金不换，知耻近乎勇，这是连古人都懂的道理，你们为何如此苛刻？
我冲着电话筒——咆哮。但，无人喝彩。
从此，我不敢和贺水堂联系，我无法面对他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
感谢网络，总算让我有了弥补的机会。
可是，水堂，你能读到吗？你不会嫌晚吧？你，还好吗？！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共产党员因判刑或犯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的，如本人重新申请入党，只要经过长期考察和党组织的严格审查，确实改正了错误，具备了党员条件，可以重新吸收其入党。”
我还想对你说：“其实，只要你不被自己打倒，没有人可以把你打倒！”这句话，曾被我写进那篇题为《一个跌倒后又爬起来的硬汉——记城建某公司工段长贺水堂》的退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