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末，久居美国的我，又能回国看看亲人和朋友了。在上海，我遇到了当年团宣传队的几个战友，掐指一算，大家分开快50年了。高兴之余，小谢突然问我：“为什么别人调到宣传队都高兴，而你却老是哭？”就这一句话，尘封许久的记忆被打开了，一段难忘的兵团生活，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当年，我和大家一样，响应老人家号召，跟随许多从小要好的朋友，一起来到了寒冷而陌生的北大荒，成了一名16岁的兵团战士。从小到大，我第一次出远门，能和好朋友们在同一连队，感到很温暖，不像有些学校，同学们都被拆散到了不同的连队。发小们在一起过集体生活，觉得很有意思，我以为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从来没想到要一个人去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工作。谁知道，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人，不愿意的事情还是来了，而且这一天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
有一天，连长对我说，让我到团部去一趟，齐政委找我。我一脸的愕然，实在想不出这是为什么，难道我犯啥错了？见到了齐政委，他又让我到团宣传队去一下，说那里有事儿。去宣传队的路上，我的心忐忑不安。来到团部礼堂的楼上，我见到了团宣传队的领导和队员们。原来，他们只是想听我唱支歌，我说，我不会唱，是连队的朋友们在齐政委面前瞎起哄的，拿我开玩笑。看我这么个率真孩子，他们不知说啥是好，坚持要我唱一个。为了早点离开那个我不喜欢的地方，我随便唱了首歌。这首歌是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刚学不久的《兵团战士之歌》。唱完歌，领导们什么也没说，就让我回连队了。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唱歌引起的，惹了祸自己还不知道。
我们到团里没几天，团里在俱乐部举行欢迎北京知青来5团的大会。一个胖胖的军人，后来知道他姓齐，是我们团的政委。会场上，按照部队的规矩，各连以列队排开落座。他走到我们2连面前，问大家能不能推荐个人，带领大家唱唱歌，活跃一下气氛。队前拉歌，饭前唱歌是部队的传统，齐政委的提议无可非议。人群中几个同学兴奋了，异口同声回应政委说，陈莉会唱，起着哄让我唱。我被大家的喊声吓坏了，面对眼前突如其来的变故，毫无思想准备的我，有一种被出卖了的感觉，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不是个喜欢出风头，愿意吸引别人眼球的人，虽然爱说爱唱，但属于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也许因我A 型血的缘故，无论大家怎么起哄，我死活不肯唱，就这样硬顶着搪塞了过去。在座的谁也没想到，齐政委这么做，是不动声色地在为团宣传队物色一个独唱演员，更让同学发小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她们起哄的后果，直接导致我远远地离开了好朋友和刚刚熟悉的连队，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
欢迎会之后的几天，平静如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和往常一样，每天出工说说笑笑，下工之后相互打打闹闹，真是一群没心没肺的孩子。谁家里来信了，宿舍里常常连带牵动一片哭声，没多一会儿又开始嘻嘻哈哈，无忧无虑。
我去团部回连那天，发小们既好奇又担心，都问我因为啥事心情不好。我和盘托出，如实诉说，朋友们听完了都后悔不该瞎起哄。我不知利害，还安慰大家，我不会去团部那地方，我只是应付着瞎唱了一下，人家宣传队不会要我的。自己在心中不断嘀咕，我可不能离开连队，更不能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和那些陌生的人工作生活在一起。离开北京，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到北大荒，千里之外，小小年纪，只有和从小长大的发小们一起才有安全感，要不然真的太孤独了！
事情的发展，没有按我期盼的那样不了了之。几天后，连长把我叫到连部，正式通知我，团里来了调令，让我收拾行李去宣传队报到。这消息如晴天霹雳，我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其实，我不是个爱哭的女孩，自认为一直是挺独立要强的，连我妈妈都说，“莉莉走多远她都不担心”。因为在父母眼中，我比哥哥妹妹都更能照顾好自己。可那一刻我突然变得好软弱，好胆小，好怕离开我熟悉的发小同学们。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在连长和指导员面前，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也止不住，就是哭哭哭，一个劲儿地哭，为的就是不要离开！
不知道是谁喊起来，“宣传队的人来接陈莉了！” 听到喊声，我更是怕的不知如何是好。外面到底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觉到一种即将被一直保护我的同伴们抛弃的滋味，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锥心之痛。
后来我才知道，发小们为了保护我，留住我，居然向那些接我的宣传队的队员们投掷石头子儿，真是爱之深，恨之切。多年后，我在宣传队结识的好朋友朱凌云向我控诉，“我就是当时去2连接你的几人之一，你们的人竟然将一块半拉子砖头砸到了我的头上，你哭哭也就算了，可我心里为了你留下了去不掉的阴影！”
轰跑了宣传队的人，发小们庆祝我又能和她们在一起了。一群单纯的小孩子以为把宣传队的人打跑，我不去报到就完事了，哪晓得我已经惹了祸，自己还不知道。兵团是部队管理，军令如山，团部的调令怎么可能因我们闹闹就成了废纸一张。第二天，我和十来个发小们被通知到团部开会，这种违抗军令无视组织纪律的事，放到哪儿都不可饶恕，自然没好果子吃。我们被团长从头到脚臭骂了一顿，根本没咱说话的份儿，这才感受到什么叫作“军令如山倒”。
郭燕虹是几个当事人之一，照理说也应当和我们一起去团部挨团长训，可她必须上班去德都拉沙子，否则人手不够。临行前，她特意叮嘱我：无论如何不能去宣传队，晚上拉沙子回来如果看不到你，我会不高兴的。我信誓旦旦向她保证，一定不会服从团部调令，她这才放心走了。
挨了团长的训，我的心情坏透了，调动的事情一点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我那些泄了气的同伙儿只能老老实实拎着背包行李，把我送到了宣传队。有了这出恶作剧，宣传队里自然没人愿意搭理一个不识时务的人。那段时间，我像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除了孤独还是孤独，剩下的就是以泪洗面。
入宣传队的当天晚上，郭燕虹到队里来找我，一见面我们俩就声泪俱下抱头痛哭。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旧清晰地记得燕虹一边哭一边埋怨我，说我说话不算话。燕虹是我最好的好朋友之一，如今她已不在，阴阳两隔了，要是她还活着该有多好啊！
就这样，我用了一种不同于其他人被调入宣传队的方式，违心的，不情愿的离开了我朝夕相处的朋友们和已经熟悉的连队，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宣传队生活。从此，我给宣传队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爱哭的小孩子。
【作者】陈莉：1953年10月出生，女，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12日来到2连，农工2排，同年调团宣传队。后回到2连，1977年12月困退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