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还不满16周岁的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黑龙江兵团，乘坐1969年第一趟装满知青的列车，跨进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战斗序列。
不谙世事、懵懵懂懂的我，乘坐北去的火车，到北安站换乘敞篷解放大卡车，在两天多的长时间路途奔波后，终于在8月12日的清晨时分，来到了我们将生活、战斗、成长的地方——5团2连。
当年，北大荒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水涝灾害。入夏的8月，五团所在地，即五大连池赶上雨水勤，隔三岔五下场雨，全团绝大部分麦田土壤都处于饱和状态，道路泥泞不堪，大地中一片水泽汪洋。连队分配我们干农活的第一件事，就是水中捞麦。
关外9月，昼夜温差大，麦地里，积水没过了脚脖子，冰凉刺骨，就这样，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开始了。
连队东边的一号地里，满满地都是纵看一排排，横看一垄垄，黄色的长龙，这都是已收割下来的麦趟子，一眼望不到边。我们拖着沾满泥巴的雨靴子,迈着沉重的脚步，用镰刀去割，去捞水中的麦子。
大家刚开始时，还是穿着雨靴趟着水，在麦地里用镰刀割。麦秆被水浸泡后发艮，镰刀割不下来又带出根和泥土，还不如拔的快。于是有的人丢下镰刀去拔麦子，有的干脆直接把麦穗割下来兜着。水深没膝，靴子都灌满了水，走起路来比靴子沾泥更难受。后来几天，大家就直接穿农田鞋，挽着裤腿，趟着水去突击。白天，日头毒，天气很热，汗水把上衣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晚上收了工，裤子鞋子都是泥。劳累了一天，谁也顾不上洗。第二天出工前，人们再龇牙咧嘴地把湿裤子湿鞋穿上下地。开始几天还好，时间长了，握镰刀的手打出血泡，胳膊腿又酸又胀，腰疼得弯下去就直不起来，直起来就弯不下去。中午吃饭时，恨不得趴在地上吃。
北大荒夏季蚊虫本来就多，这一年雨水多，蚊子就更多。多到什么程度？一巴掌拍下去，绝对不止一个两个。此外还有一种小飞虫子叫“小咬”，专门往人的头发里钻，再咬。还有一种比苍蝇个头大的“瞎蠓”，叮人最狠。为了防范这些家伙，女同志把方头巾裹在头和脖子上，而男同志没有头巾，就用一件上衣把头和脖子围住，一个个就像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一样。人们虽然进行了全副武装，露在外面的脸和胳膊、腿仍然受到猛烈的攻击。许多知青腿上被挠破后，留下一个个血痂。这种非常人遭遇，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秋后，灾涝严重，当年全团麦子减产,水淹的麦地更是几近绝收。我们的口粮也遇到了困难。那麦子收回来，得不到充分的通风晾晒,发生了赤霉斑。团里上缴公粮不合格，只好就地将捂麦子加工成面粉，都当口粮分给全团职工、家属及知青。
刚开始吃时，这种特别的馒头，只掺了近一半的麸子，后来干脆就是纯麸子馒头。麸子有白麸子，黑麸子。麸子吃多了胀肚，吃整个的麸子馒头，上厕所就拉不成形的麸子屎坨坨。不吃麸子馒头，人又饿得慌。后来好点了，吃的是霉变的麦子磨成粘面的馒头。饿极了，知青不得已，只有想办法，去马号找些豆饼等什么东西，用来充饥。还别说，那会儿，吃点烤豆饼，感觉挺香的。
转眼间，下乡的第二年到了。老天给脸，光景不错。我们也经过半年多的锻炼，逐步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生产劳动也步入正轨。
春季，我们播种施肥；夏季，我们锄草、间苗；秋季，我们收割、扬场；冬季，我们积肥、修渠。一年四季，我们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劳作，虽有劳动的辛苦，也有收获的喜悦。
春季播种时，小麦大豆基本上是机械化作业。一台拖拉机拉着两排播种机，前排播种，后排施肥，镇压器跟在最后面。玉米播种离不开人工，每组四个人。刨坑、点种、施肥、踩格子。几组人顺垄沟，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干得热火朝天。
夏季，我们迎着朝阳上工，衣服沾着露水作业，给作物除草、间苗。大伙儿有说有笑，一派热闹场景。
秋季是最忙的季节，收割机大田中穿梭，麦地中人头攒动，一浪接着一浪的。紧接着就是脱粒、晾晒、扬场、出风、装袋入库。场院上扬场机轰鸣，粮食堆上木锨翻飞，忙碌的人们你来我往。一袋袋装满麦子、大豆、玉米、谷子的麻袋，整齐地堆满了场院和仓库。
经过几年的农业劳动，我身体力行，内心也渐渐融入到了北大荒的方方面面，同样也有北大荒人一样的切身感受。比如，在割地时，对于手中的“家伙什”，有那种正像东北人唠嗑“人巧不如家伙妙”的感觉。
在人力收割小麦、大豆、玉米、谷子时，如果手中没有一把锋利的镰刀，那可是真要累死牛呀。在这几种作物中，属谷子是最难割的。镰刀割小麦可以连割带拽，割大豆可以连割带撅，玉米可以连割带砍，而谷子则不行。
说起割谷子，大凡干过这项农活的人都知道,东北的谷子长得比较高，茎杆也较粗壮，割起来挺累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谷子的叶子上有着密麻的倒刺，干枯的叶片又犹如薄薄的刀片一般。这样的农活，即便是老职工，一天干下来都是累得臭死，稍不留神，手臂上、腿上都会被谷子的叶片划得一道道血痕。知识青年也要干这样的农活，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果镰刀不锋利，谷子与你为敌，你就是割也割不断，拽也拽不出，撅也撅不折，砍也砍不动。最后没辙了，只有坐下来老老实实地磨刀。刀虽磨了，若磨不好，还是“外甥打灯笼”，只得求老职工帮忙磨刀，这才解了尴尬之境。直到现在，我都怪自己没有好好地跟老职工学学磨刀的技巧。以至于家里的菜刀、剪子用钝了，还要求助于“磨剪子戗菜刀”的人。
冬天到了，这时的五大连池已是雪花飞舞，银装素裹，好一派北国风光。农闲中也有忙碌时，积肥、修渠、伐木、砍柴等一系列工作陆续登场。外面天寒地冻，屋里温暖如春。
我曾做过腐殖酸土化肥：我们用木屑、柴油自制炸药，将炸成一块一块的腐殖土拉到连队，码成一堆一堆的，和化肥掺和在一起，发酵后，来年当肥料使用。
我曾修过水渠：夜里冒着零下30多度的低温和刺骨的寒风，我们到远离连队的火山脚下，把已炸好的石头拉回连队，用来修渠。
对于上山伐木砍柴，则是我比较喜欢干的活计。
记得那年的冬天，我们一群人坐着几辆马车去山里砍柴。到达林子后，我们分工合作，人们砍树、锯杈、拖木头、装车。就在我们完活启程回家时，忽听有人大喊：“有熊洞！”闻听此言，大伙儿马上围了过去。只见一位老职工用树棍往洞中探查，突然，“嗷”的一声，一只大黑熊从洞中蹿出，大伙儿吓得扭头就跑，当时有几个人被树根绊倒了。心想“完了！此人必死无疑”。幸好，黑熊并没有扑向人群，而是一路狂奔，向林子深处逃去。待大家回过神来，再探那树洞，洞里居然有两只出生不久的小熊崽，煞是可爱之极。大家有些后悔了，希望母熊能及时回来。遗憾的是，第二天我们再去时，两只可爱的小熊已被活活地冻死了，母熊再也没有回来。
人生有悲也有喜，有无奈，也有激情。苦中作乐就是我们美好快乐生活的插曲。
每当晚饭后，知青们在宿舍里有看书的，有写信的，也有唱歌吹口琴的，还有弹吉它拉小提琴的。
要说唱歌，记忆最深的是天津知青吴瑾唱的一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真是唱得不错，颇有专业水准。我就是在那时，跟北京知青丁小立学弹吉他，跟上海知青陈煊学拉小提琴。
我在来兵团前，就会吹笛子、拉二胡，有点器乐基础，并长期随父亲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农村，进工厂演出。因此没费太多时间，我就基本掌握了弹拉技巧。我学会弹的第一支吉他曲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拉小提琴的第一支曲子是《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喂过猪，养过马，磨过豆腐，赶过车，制过砖，烧过窑，开过拖拉机，操作过收割机。学习每一种技能，胜任每一项工作，都会给我增加内在的涵养，磨炼并丰富着自身的人生阅历。
70年代后期，连队成立了科研排，我被调到排里。连队负责科研排工作的是一位有着大学学历的张连汉副连长。张副连长走路不紧不慢，说起话来文绉绉的，有板有眼；骨子里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眉宇间不显山不露水地张扬透着文人的风范。
在张副连长的指导安排下，科研排分成了小麦、大豆、玉米、谷子、土豆五个组，我被分到大豆组。我的紧张有序，多姿多彩的科研育种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冬天，我们在温室里，为各种作物的种子进行发芽试验，根据发芽率的情况，为来年作物的播种量做出科学评估。我们还到各地科研所引进良种，带回来进行试种、繁殖。在作物成熟前，我们还要进行各品种的杂交试验，待作物成熟后还要进行产量计算、品质鉴定、产品推广等工作，力争为全连和全团的生产，提供优质高产抗病的好种子。
没过几年，我又调到团科研站工作。站长是房凤玉。老房人和蔼，工作态度认真，科研生产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全站同志非常团结，大家之间关系融洽，工作积极，心情愉快，亲如一家。
每当节假日，我就和朋友们去附近的药泉山，喝着带着铁锈味的矿泉水，爬上老黑山的山顶，观赏那震撼人心的火山口。然后，我们行走在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石龙群中，欣赏着大自然创造的鬼斧神工般绚丽多彩的自然美景。
峰回路转，1978年底，随着大批知青返城的浪潮，我也最终踏上了回京的归途。此时蓦然回首，我才发现，五大连池是多么美丽。广袤的大地四周火山环抱，闪闪发光的五个池子如珍珠般镶嵌在火山脚下。放眼望去，肥沃的黑土地，金黄色的滚滚麦浪，绿油油的大田作物，绘织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壮美画卷！
回京的数年里，我在心里，无数次祝福你，五大连池，及我曾经战斗生活了近十年的5团2连。
如今追忆往事，“北大荒、知青、兵团”而这些曾在中国大地上响亮了十几年的称号，也正在历史舞台上渐渐隐去。但是我们相信，对每一个曾经被那一场大潮席卷，曾经被唤做“知青”“兵团战士”的人来说，这一切是那样的难以忘却。因为，那是来自青春的记忆。
【作者】赵光宏：1953年10月出生，北京第67中学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12日来到2连，农工排农工，连农业试验站大豆组试验员。1978年12月病退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