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煅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
——重庆白公馆一面墙上镌刻着解放前夕狱中共产党员向党组织的最后寄语
引子：1993年11月2日上午，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北京市XX区XX乡政府的礼堂前，突然响起一阵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谁都知道，北京市政府颁布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法规即将在这一年的12月份实施，赶在禁放令生效前点燃的鞭炮，究竟预示着什么？……
时间：1993年11月
公捕谭西武和谭宝生的大会刚刚结束。
村民们潮水般地从礼堂里涌了出来，在一根根竹竿挑起的红彤彤的挂鞭前，自发地围成一个很大的圈儿，人群中走出一个高个小伙儿，他迈着虎步走到挂鞭旁，悠悠然，点着了一根香烟，火星闪烁，一串串挂鞭被他依次点燃，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便响彻了整个山村。
“嘭——啪”，不远的地方，又有人放起了二踢脚。我最怕这种鞭炮，它的第二响有点诡秘，有时会突然在你的头顶炸开。我只好躲进了礼堂，目光却一直停留在村民们的身上。
这边，一堆妇女捂起耳朵笑成了一团；那边，好些中年男人张着憨厚的大嘴呵呵乐；中间，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毫不畏缩地叉着腰；屋檐下，几个老大爷笑眯眯地蹲在地上抽旱烟；不远处，三五个老奶奶牵着孙子的小手抿嘴笑。最快活的是满地跑的孩子们，他们像鱼儿一样在人群中游来游去，兴奋地捡拾着崩到地上没有炸响的小鞭……
整个滩头村仿佛沸腾了。
人们喜上眉梢：“谭家父子可下台了！”人们奔走相告:“可盼到这一天了！”
此情此景，对于身为检察官的我们来说，应当是最高的奖赏。
几个月前，我院举报中心收到了XX乡滩头村15位村民的联名举报。
在长达5000字的举报信中，他们列举了一件又一件令人发指的事件，并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证据材料，他们的结论是：“大队长谭西武和儿子谭宝生，变相地剥削人民，损公肥私。他们在台上一天，滩头村就不能有片刻安宁，国家的法令政策就不能在这块土地上通行。”他们强烈要求司法机关“严惩坏人”！
他们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地直面乡纪委负责同志：“你们敢不敢查谭西武？敢不敢动他？就看你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村民们的话语如同带响的利箭在我们耳边呼啸着。
我们清楚地知道，当老百姓把一宗案件的处理和共产党的威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罪恶一定是深重的。
谭西武，时年64岁；谭宝生，时年32岁。他们父子二人先后担任过滩头大队的大队长兼大队下属企业综合福利有色金属加工厂厂长、副厂长等职务，曾经是滩头村“有头有脸”的人物，村民们私下里称他们是“两代村霸”。
翻开谭西武的档案，但见劣迹累累：他原是北京市某建筑公司技工，早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因黑包工、偷盗、贪污临时工工资等犯罪行为，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满释放后回到原籍滩头村务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旧习不改，又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然而，像谭西武这样一个“底潮儿”的“坏分子”，却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死灰复燃”，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只愿相信一个解释：与乡土为伴的农民兄弟太善良太宽厚了。
那是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年代，淳朴厚道的滩头村村民非但没有把“坏分子”谭西武“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而是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把他抬上了大队长和加工厂厂长的宝座。
“你们怎么会选举这种有前科的人当大队长当厂长？”我不禁一头雾水。
憨厚的村民捶打着胸脯说：“还不是看重他有一技之长，是个‘能人’嘛。我们就是巴望着他能带着全村人共同致富呀，谁知我们大错特错了！”
透过村民朴实的回答，我似乎触摸到他们灵魂深处的战栗：尝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头，再不愿回到“宁种社会主义的草，不种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时代，“谁致富，谁光荣”的宣传煽起了大家从未有过的狂热，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除了种地，一无所长。万般无奈，他们只能拜倒在心目中的“能人”脚下。说到底，他们是“穷怕了”！
急于告别贫困的人们，怀抱着一个最单纯的念头：只要谭西武能把大家带上致富路，既往不咎。不知怎的，我一下想到“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善良的东郭先生救了狼的命，却差点被狼吃掉。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谭家父子大权在握以后，很快原形毕露。他们把村民当成了“东郭先生”，他们把乡亲的信任踩在脚底，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把一个好端端的滩头村搞得乌烟瘴气。
——他们利用职权，非法提取大量不合理的经济收入归个人所有；
——他们明目张胆破坏财经纪律，滥用福利基金及大量用白条下帐；
——他们巧立名目、弄虚作假，贪污公款3万余元；
——他们采取欺骗手段虚假列支，偷逃税款1.5万元；
——他们一手遮天，顺着昌，逆者亡，很多村民敢怒不敢言。当时曾流传过一句民谣：“前有狼，后有虎，左右看看有没有谭西武。”
——他们无法无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怂恿家人生下第二胎。受到上级批评后，他们非但不检查，还堵在领导家门口跺脚叫嚣：“我们就是要生儿子，怎么着？罚呀，我们有的是钱！”
——他们骄奢淫逸，肆意挥霍。平日里，谭家父子抽的是“万宝路”、“555”牌的洋烟，喝的是120元一斤的高级名茶，60多岁的谭西武光每月吃的壮阳补药就花去300多元。谭家每个成人的手上都戴着价值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金戒指，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壁毯。仅钓鱼的渔具就价值四、五千元。两年内，他们连续购置了两辆摩托车。就连大队唯一的程控电话和保险柜也被“迁移”到谭家落了户。村民们怒火中烧：“他们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全都是我们挣的血汗钱！”
——他们搞垮了滩头村的经济，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少。短短四年间，在他们的祸害下，滩头村的经济一落千丈，债台高筑。仅有80余名劳动力的小村子，负债竟高达80余万元。1990年，村民年终收入还能接近3000元，到了1991年底，大队帐面上竟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不得已只好向银行贷款14万元，用作村民的年终分配。可谭家父子一年内提取的奖金加工资就是3万多元。
——他们化公为私，把集体的财产装进个人的腰包。1992年秋，谭家用贪污的公款作“投资”，在村里新盖了3间门脸，开了个“双龙商店”。开张之日，他们摆了十多桌酒宴，光鞭炮就放了两个多小时。村民们痛心疾首：“光这鞭炮钱就是我们一年的收入啊！”“他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村民背的债呀！”
——他们滥用职权，胡作非为，践踏村民的合法权益。自谭宝生接任父亲职位后，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一不懂农业，二不抓生产，隔三岔五开着用公款购买的“标致”小轿车带上城里找来的姘头去野外兜风。可是，村民们无论是生老病死，还是婚丧嫁娶，都无权乘坐这辆公车。村民们忿忿不平：“这辆小轿车就是他们谭家特权的象征。”
——他们在民怨鼎沸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丝毫的收敛，还准备了火炮、电警棍，花高价买了大洋狗看家护院。只要路过谭家，准会听到一阵疯狂地狗吠，活脱脱一个与村民为敌的恶霸形象。
……
村民们一边数落着谭家父子的种种恶行，一边打掉牙往肚里咽：“我们把大权交给了谭西武，原指望他能把我们带上致富路，结果，他倒是富了，我们却从脱贫又回到了贫困，我们真是瞎了眼！”
于是，我想到了中国的那句老话：“狗改不了吃屎”。
也许，对有些人，有些事，永远都不能怜悯，永远都不能原谅，永远都不能抱有幻想。
采访期间，我又得知了另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作恶多端的谭西武居然——差一点——入党。
我瞠目结舌，良久良久。
谭西武在供词中这样交代：在农村，要想“拔头份儿”，就得入党，就得在村党支部有一席之地。
可是，档案是无法篡改的，他以往的历史臭名昭著，又如何可以混进党内？
“有钱能使鬼推磨”，谭西武说，我信这个。
他把公家的钱做了“敲门砖”，敲开了个别有实权的村队干部的家门，没有几个回合，“不愿意和钱过不去的人”就被他拉下了水。渐渐地，村党支部里有人自愿给谭西武撑起了“保护伞”。
身为中共党员，就这样被几个臭钱收买了，想起来就让人寒心。
滩头村一共有14名中共党员，他们中大多数人虽然有过一时的糊涂，在选举大队长的时候，给谭西武投过赞同票，但是，几年下来，绝大多数人都看清了谭西武的真面目。
在讨论谭西武入党的支部大会上，举手同意的只有2个人，其他人都以沉默表示反对。按照党员发展条件，谭西武肯定没戏了。
可是，偏偏就有人把党性原则抛到了爪哇岛，竟然以村“党支部”的名义上报了同意谭西武入党的决定。
上级党委下来了解支部大会讨论情况时，谭家父子在党支部的“代言人”竟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回答：“他们（指12名中共党员）都不说话嘛！”难道，“不说话”就是同意吗？岂有此理！
像谭家父子这样的“人渣”，之所以能在滩头村翻云覆雨，“党内有人撑腰”，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
忍无可忍的滩头村村民终于觉悟了，他们知道，如果任凭“两代村霸”这样为非作歹下去，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要背井离乡，杵着棍子外出乞讨。
他们像当年的“地下党”一样秘密串联起来，在依然坚守着党性原则的党员带领下，想方设法收集到各方面的证据材料，之后，联名给乡纪委和区检察院发出举报信。
“……谭家父子就是这样无法无天。如此下去，何年何月，滩头村的村民才能从贫困和压抑中解放出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仍然贫困的农民，我们强烈要求在滩头村这片土地上恢复法制，改组领导班子，重建红色政权！”
举报信铿锵有力，字里行间喷薄着光明磊落的正义感，虽然有个别地方听起来更像是上个时代的语言。
经乡纪委的调查和我院举报中心的初查，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谭家父子的行为已经涉嫌贪污罪和偷税罪。
我院决定将他们批准逮捕。
应广大村民的强烈要求，我院在乡礼堂召开了公开逮捕大会。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滩头村的村民们自发地放起庆贺的鞭炮。
爆竹声声，高亢昂扬，象征着正义的胜利。
几个月后，在庄严的国徽下，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犯有贪污罪和偷税罪的谭西武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处犯有贪污罪的谭宝生有期徒刑三年。在案扣押人民币6万余元。
横行多时的“两代村霸”终于在牢狱里找到他们的归宿。
仔细回想起来，我们的农民兄弟还是睿智的。
他们并没有把某个基层政权组织的变质看作是整个政权的变色，他们并没有把个别党员的蜕化扩充为对全党的不信任，他们依然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政党，有能力剜掉自身的毒瘤；他们依然寄希望于中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把犯罪分子绳之于法，“在滩头村这片土地上恢复法制”。
记得在看《步履艰难的中国》（1990年出版）时，曾经被这样一些文字深深震撼：“远山如黛，残阳如血，……江西老表的尸体在山坡上被人发现。流血的胸脯上有一张纸条——‘腐化变质的下场，红军法庭’。这是1929年发生在闽赣交界处的一个场景，红军判决了一个倒卖粮食的党内败类。老表——本来是负责收购红军急需的军粮的，却将它倒往白区，倒的数量——两担谷。
两担谷付一条性命，今天看，似乎太峻急了。但就是这种严刑峻法，保证了当时弱小如小草的红军肌体。
1949年，当美国的司徒雷登面对强大的中共武装时，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垂下了眼睑，对蒋介石的司令员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得的民心。’
一句话从反面描绘了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从某种程度说是一部反腐败史。党史上，有案可查的党内斗争没有一次不开辟反腐败阵线。
中国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过去的教训是，贫时忍饥受饿，发时大享酒肉，跟着跟着，铁打的队伍也就瓦解了。
悲剧，中国共产党严防这种悲剧，这就是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于律己的原因，也是1949年能把一支秋毫不犯的队伍从弯弯山道带进北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