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也相当困苦。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如醉如痴的去追求梦寐以求的“三大件”，即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后来，又发展到“三转一响”，即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外加收音机。当年，如果谁家有这“三转一响，会被周围的邻居们羡慕的啧舌。
我们家有外婆、父母，兄妹5个，共计8口人。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收入。要想实现“三转一响”的梦想，简直是难上加难。唯一的办法就是节衣缩食，口挪肚攒，别无他法。之所以叫“三转一响”，是因为缝纫机有转轮；自行车有两轱辘；手表内有圆形的齿轮，收音机当然是有响的了。不知父母靠这种办法积攒了多长时间，竟然买了一台收音机。清楚地记得是一台“新时代”牌的电子管收音机。后来又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加上父亲为了上下班方便早就买的一台二手的日本产的“富士”牌自行车，我们家基本上实现了“三大件”的梦想。人们之所以如此的钟情于“三大件”，其根本原因是它们的实用性。缝纫机，为缝缝补补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还可以用它做衣服裤子；收音机，可以用来听新闻、音乐、戏曲，丰富家庭的业余生活；自行车，可以驮粮驮菜，承载其他的重物。我们兄妹，都是靠着它学会了骑自行车。
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手表相当的不好买。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每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有严格的规定。然后，再按计划分配到各个地区。实行的是配额供应，而且光有钱还不行，还得用工业券。为了彻底实现 “三转一响”的家庭梦想，父母托在贵州支援三线建设的老邻居，买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当时的价格是120元人民币。至此，我们家终于实现了“三转一响”的家庭梦想。我曾想过，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家能在较短的时间里买全这些物品，和母亲也参加了工作不无关系。否则，单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恐怕很难实现这种愿望。
1968年，我下乡后得知父亲又买了一块“天津”牌手表，准备把“上海”牌手表给母亲戴。然而，当我回家探亲时，母亲却执意要把这块表送给我戴。我说：“我成天在地里干活，戴这玩意干啥？”心里却想，母亲留着戴，工作和生活中，手表对她来说比我更重要。于是，我一个劲的推辞。但母亲好像铁了心似的，非得让我戴。看到此情此景，我无可奈何的戴上了它。
在我们青年点或者是在全大队的社员中间，或许我是寥寥可数的几个戴手表的人，常常有人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就是我们小队的队长，每天都得问我好几次几点了。在此之前，人们收工时，只能看太阳，判断大概的时间。如果是阴天，就会给判断带来失误。从我有了这块手表，队长心里就有谱了。有了手表，经常会有人问你几点几点了。这时，我会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撸起袖子露出手表，告诉他几点了。心里却美滋滋的，好一个显摆。
不过，刚开始戴时，也闹过一些笑话。有一阵子不知怎么搞的，手表动不动就停摆。这时候，当有人问我几点时，往往会令我很尴尬。后来，才慢慢地知道。原来，是怕把表把拧折了，不敢使劲上弦，这也难怪手表动不动就偷停。
可以遗忘了岁月，可以淡漠了年轮。却铭记住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经年往事。比如这块“上海”牌手表，它伴随我渡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长河。直到后来我结婚时，又买了一块“英格”牌手表，才结束了我和那块“上海”牌手表的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