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豆蔻年华的季节，我们这些六六、六七、六八届的初中、高中，号称“老三届”的学生结束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时代。在学校搞了一阵子复课闹革命之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即将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
家里的父辈们忙着为我们整理行囊，有的给子女制作行李箱，有的为子女买日常的生活用品，有的为儿女们准备衣物。
也不知是从哪儿调里来的解放牌汽车，挨个儿的到同学家中拉行李箱。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汽车停放在南台的一家日本楼的后面，这是到了我们班的同学初克艳家。那时，心里就感到很惊喜，是什么样儿的人家能住在日式二层楼房里呢？在我的心目中，在这里住着都是市委、市政府，或者是抚顺矿务局的大干部。在那个大多数同学都住在平房的年代里，我对住楼房的人，从心里往外感到羡慕。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下乡后我和初克艳同学，竟然分到了一个小队。八年之后，我们竟然成了夫妻。在以后的篇章里，我还会把我们之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位抚顺市耐火厂的工人师傅，送我们到的大队，他们是厂子里的工宣队员。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而且连他们当年的模样也记不起来了。不知道当年他们家有没有下乡的子女，如果有，也许是别的单位的工宣队员，送他们子女到乡下去。这边，是他们送我们。那边，是别人送他们的子女，不知他们此时心里会作何感想。
下乡前，张朝杰调到抚顺17中；杨民江、唐富江、崔丽娟随父母回抚顺县老家，属于回乡知识青年；杨淑英随父母到南方参加三线建设；孟凡国、王金荣一直去向不明，至今杳无音信。梁延成当时也没有下乡，不知道他落脚何处。他家住老虎台，我从部队复员后，在回家的路上曾经遇到过他一次，这也是我从下乡10多年后和他的第一次谋面。王照东因家庭特殊困难，被安排在父亲所在单位抚矿十一厂上班。实际上，到下乡时不算关国军共计还有同学47人。现在想来，这些人没下乡，自然有他的道理。如果这几名男女同学也和我们同时下乡的话，说不定又在同学中多了几对眷属。
1968年深秋，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高、初中学生，走上了上山下乡插队的道路。他们告别了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广阔的农村和遥远的边疆，开始了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据有关资料统计，近1800万高、初中学生走上了这条道路。这种大迁徙，而且全部是年轻人的大迁徙，在世界人类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我们抚市第顺20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在1968年9月27日，从抚顺南站乘坐绿皮火车出发的。我和上小学时就比较要好的同学关国权，面对面呆呆的坐着，站台上挤满了人，不少人家的父母或兄妹前来相送，而我和关国权的家人都没来人相送，心里不免有一种失落感，甚至有些埋怨起父母来。
我粗心的爹娘啊，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此次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难道你们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吗？怎么会不来送一送你们的孩子呢？我不知道下乡到什么地方？离家有多远？到那去干什么？父母更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此行前途未卜，难道他们不牵挂吗？当时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老了老了，想起了这事儿，忽然就想明白了。如果要送的话，父母和儿子女离别的那一刻，该是多么的肝肠寸断啊！儿女走后，父母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当儿女的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古人云：“儿行千里母担忧。”那么，儿女岂能用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就能诠释父母和对儿女的爱呢？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突然领悟到，父母没去相送，或许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基于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责怪生养我们的父母呢？为什么非要相送，到了离别时，互相都以泪洗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