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1年5月
两名法警把他带进提讯室。他垂着头，身体像烂泥一样软软地瘫在水泥砌起的被告人的“专座”上。法警拉直了他的身体，给他打开手铐，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揉了揉被手铐磨得有点充血的手腕。法警关上提讯室的门，出去了。
他叫夏青青，时年25岁，高中文化程度，因犯（现称涉嫌——注）强奸妇女罪被逮捕。
依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核后，如果认为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刑律，就可以向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补充侦查；如果认为不构成犯罪或者罪行轻微就可以作出不起诉或免予起诉（现行刑诉法已取消免予起诉——注）的决定。仔细看过公安机关的预审卷宗，我的初步印象是夏青青的罪名成立。我抱着再核实一下口供就把此案提起公诉的心态，做好了尽快结束讯问的准备。
身为女检察官，也许是性别的缘故，对于强奸犯罪有着本能的厌恶。尤其像我这样进入检察生涯还不足三年的助理检察员，每每接触到预审卷中涉及强奸细节的记录，都会禁不住面红耳赤还搀杂着反胃的感觉，甚至给自己的私生活都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我一直反感接手此类案件，但因这类案件涉及受害妇女的隐私，男检察官又有诸多不便，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检察官便“难逃一劫”。
我坐在高出地面约30公分的提讯台上，以俯视的目光和尽可能厚重的声调，依法向夏青青告知其作为被告人（现称犯罪嫌疑人——注）所享有的回避权和辩护权等，重申了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然后，要求他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坐在我身边的书记员紧张而有序地记录着，可以听到笔尖在纸上快速滑动的声音。
夏青青慢慢地抬起头，那是一张白净的脸，五官清秀，书生的摸样，只是眼神有些浑浊。猛地，他捂住脸，发出了呜咽，泪水从他的手指缝里渗了出来，他扑通跪到地上，连连哭喊“冤枉”！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小子翻供了！
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的翻供现象并不罕见。归结起来，翻供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被告人的行为确已构成犯罪，但为了侥幸逃避法律的制裁而翻供；二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由于他人的诬告或伪证，办案人员采用了错误的审讯方式乃至刑讯逼供，导致被告人一度作出有罪供述，但是被捕之后自知冤枉而翻供；三是被告人由于种种原因“代人受过”，又因“幡然醒悟”而翻供。
许多被告人都知道，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环节对他们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直接关系到他们能不能进入法院的审判程序，关系到他们会不会锒铛入狱。所以，在决定性的“检提”（被告人对检察院提讯的简称）阶段，被告人的翻供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夏青青为什么要翻供？他是被群众扭送派出所的，他在公安机关一直供认不讳，被害人的证词几乎无懈可击。难道，他是欺我年轻，企图蒙混过关，逃避法律的制裁？
可是，那一声声“冤枉”的呼喊，又勾起一个严肃的回忆：我从检察长手中郑重地接过助检员的任命书。经历了文革冲击被我们亲切地称为“瘦老郭”的主管检察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检察机关的恢复重建是中国民主法制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办案是检察机关永恒的主题，检察工作关系到公民的生杀予夺大权，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和懈怠。办案中必须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不能放纵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个声音让我冷静下来。于是，我让夏青青站起来坐回座位，提醒书记员作好笔录。夏青青用袖口抹去眼泪，从头说起。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那天下午两点左右，适逢倒休的年轻工人夏青青百无聊赖，就去一家百货商场闲逛。在一个柜台前，他不慎和一个戴着口罩的姑娘撞了个满怀。在他俩目光交汇的瞬间，一种异样的感觉使他不能自持。他殷勤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并提出要和她交朋友。那女子没有摘下口罩，看不清她的脸上有没有升起红晕，但是那对脉脉含情的眼睛袒露了一切。于是，夏青青大胆地挽起姑娘的胳膊，两人相拥着走出商场。
夏青青用自行车驮着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女人，女人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身上，两手柔柔地环抱着他的腰。她悄声告诉夏青青，她叫王丽平，26岁，也是工人。“喜欢我吗？” 夏青青直切主题。“喜欢！”女人紧紧地搂住他的腰。有生以来，夏青青还是第一次和一个陌生女人有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他感到有种难以熄灭的火焰在身体里熊熊燃烧。他终于迫不及待地停下车，搂着那女人走进路边一间类似通道的旧锅炉房内，他粗鲁地扯下女人的口罩，干柴烈火般的拥吻之后，两人自愿发生了性行为。他还特别告诉我，因为那里环境太差，他和她是用站立的姿势完成那个过程的。
“检察员，我真的没有强奸她！” 夏青青坚定地说出他的结论后，居然向我投来一瞥害臊的目光，接着又迅速地低下头。也许，在一个和他年龄相差无几的女检察官面前，敞露内心世界的龌龊，也会有面子上的难堪？
“你，接着讲”，我努力克制着有点恶心的生理反应对他说。
后来，我又骑自行车送她回家。分手时，她让我叫她“姐姐”。我约她三天后在紫竹公园见面。她飞快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朝我挥挥手跑回家。到了约好的时间，我在公园里焦急地等侯，几乎没有打扮的她终于出现了，可是同时也冲出五、六个男人，不由分说把我痛打一顿，还送进了派出所。
我翻到被害人的“报案记录”，盯着他的眼睛说：“你和她发生关系之前，是不是用刀威胁过她？”他没有躲避我的目光，哭丧着脸：“我哪来的刀呀？再给我一个胆，我也不敢！”瞧他动不动就抹眼泪的窝囊样，还真想不出他拿着刀会是啥样？
突然，夏青青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似地对我说，检察员，如果我真的强奸了她，我还敢再跟她约会吗？我不是找死吗？！
“可是，你当时对她说，如果她不去，你已经认识了她的家，总有一天会杀了她。”我几乎是直接复述被害人的证言。
“检察员，我承认我是流氓，我不是东西；可是，王丽平她不该含血喷人！她在哪？我能和她对质吗？”
许是我的年轻无法产生一种威慑力，他竟敢直接向我提出想与被害人“对质”这种非分的要求！可是，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被害人真的就叫“王丽平”！
夏青青的辩解没有让我发现什么“破绽”，我便追问他为什么在公安机关的提审时会作有罪供述？他喃喃地说，因为，公安人员说女方已经报案了，哪个女的会给自己扣“屎盆子”？他们让我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我以为按照女方的说法交代了，就可以放我回家，没想到我等来的却是逮捕令……
我让他看过书记员的记录，他认真地看后点了点头，在提讯笔录的最后一页歪歪斜斜地写下一行“以上看过，属实”的文字。然后，他在书记员的指点下，把右手的食指在红色的印泥里轻轻地转了一圈，在每一页口供下端的空白处捺下了浅浅的指纹。
两名法警重新给他戴上手铐，他又要被带回看守所。看着他迟缓的脚步，我预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果然，走到提讯室门前，他忽然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他好看的嘴角一闪而逝。
回到办公室，我又仔细看了一遍讯问笔录。“你对被告人的辩解怎么看？”我问书记员。从公安学校毕业的书记员是个小伙子，他喝了一口水，耸耸肩说，听他的话倒不象是假的。我对他说，明天上午我们去现场看看，下午直接询问被害人。
现场考察的结果和夏青青的交代是吻合的。那个旧锅炉房早就成了“公共厕所”，满地的大小便，臭气熏天。在这种环境干那种事，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当过兵的我，不禁骂出声来。
我当兵的时候只有15岁。17岁那年，连队领导突发其想，要“选拔”一名女兵当“猪倌”。连长准确无误地指着我的鼻子说，就让这个“说话娇滴滴的”去。三个月下来，我除了给那10多头猪统统起了绰号，还把一夜紧急集合四次害得我们不敢脱军装睡觉的女排长命名为“小霸王”（一头脾气最暴躁的小黑猪的绰号）让我的战友们捂着肚子开心大笑之外，也完全熟悉了这些备受人类歧视的牲畜的所有习性，包括它们在粪便四溅的猪圈里无所顾忌地“表演”淫荡的本能……
见鬼，这是何等不堪的联想！我为万物之灵的“退化”默哀三分钟。
老检察官常常对我们说，法律工作者和医生的职业最相近。只不过，医生接触的是人体的疾病，而法律工作者接触的是社会的病态。只是，这种蝇营狗苟的行为，恐怕连病态都不如。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把50多岁的女检察员老赵拉到一边，专门请教了关于那种“姿势”和强奸的可能性等问题，心里更有数了。
下午，王丽平准时来到检察院，身后却跟着一个彪形大汉。书记员告诉我，那是她的男朋友。
“让他在外面等着！”我一脸不快。这个女人想什么呢，到检察院来还带着“保镖”？
书记员把她带进我们几个检察人员共用的大办公室。她接过书记员递上的开水，客气地谢过后坐下来，静静等待我的发问。
我仔细地端详她，发现她脸上最好看的地方就是那对大眼睛了：很深的双眼皮，眼窝有点湿润，眼珠黑亮黑亮的，好象会说话的那种，眼睛上面还覆盖着长长的睫毛。但是，脸上没有光泽，鼻梁有点塌，嘴巴太大，牙齿不整齐。案发时，她带着口罩，只把最美丽的部分露在了外面，不由得让我想起“招蜂惹蝶”这句俗语。坐在对面的检察员老沈事后告诉我，她长了一双“勾魂眼”。我说我没看出来，老沈一咧嘴：你是女的嘛！
看来，把人的眼睛说成是“心灵的窗户”并不全面，它有时还会成为“勾魂的陷阱”。
我向她郑重地交代了证人的权利和义务，特别申明作伪证应负的刑事责任。她的神色略有点慌，可还是坚持说她是被强奸的。但是，从“挤牙膏”式的陈述中，总让你感觉有太多的轻轻一拧就可以挤出的“水分”。
于是，我打断她的话，单刀直入地问：既然你们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跟他走？既然你不信任他，为什么还告诉他你的真实姓名和住址？既然你承认你们当时是站立的姿势，如果没有你的配合，他怎么可能得逞？
王丽平的脸涨得通红通红，额头也渗出汗珠，一双大眼睛黯然失色，紧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我乘胜追击直捅要害：你和被告人的行走路线以及发案地点，我都看过了。大下午的时候，一路上都有住家和来往行人，你坐在被告人的自行车后面，锅炉房靠近路边，两头还通着，你有足够充分的条件呼救、反抗或逃脱。再说，你要是真的被强奸，还能和害你的人同乘一辆自行车回家吗？
她两手蒙着脸，身体抽搐着，那是一场大哭前的序曲。
我勇往直前地继续进攻：“王丽平，你应当懂得：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最后的心理防线在她的嚎啕大哭中坍塌。她抽泣着道出实情：原来，她早已有了男朋友，两人也有过多次性接触。那天和被告人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没想到，被告人尝了“甜头”没完没了，还要再次与她约会，她害怕这样下去难免不被她性格暴戾的男朋友发现，到时候自己难逃一顿皮开肉绽的毒打。于是，她“急中生智”，回到家就向男友哭诉，说自己被人持刀强奸了。男朋友果然火冒三丈，找来几个哥儿们，在被告人约会的地点，对他大打出手……
“我只想打他一顿，断了他的念想，没想到在公园里打架，惊动了派出所。我只好坚持说是他强奸了我，我不是有意要害他！”王丽平的话里已经没有了水分。
“你说的倒轻松，一个强奸罪，你知道能判多少年吗？你尝过蹲监狱的滋味吗？你难道不知道作伪证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吗？”我按捺不住心头的火，冲着她就是一顿训斥。
她的眼睛哭成两个大桃子，满脸唯一的动人之处也消失了。
我暗示书记员让她看过记录，她签上自己的名字，字体也是歪歪扭扭的。
临出门时，她突然疾步走到我跟前，声音颤抖地说，检察姐姐，求你了，千万别把这事告诉我的男朋友。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朝她扬扬手腕，意思是“多余”。我真的怀疑，她究竟有没有灵魂？
我想不明白，五年前我和我现在的丈夫谈恋爱时，不要说亲热的举动，就是他在大街上拉一下我的手，我都要心虚地四处打量一番，生怕叫熟人看到。现在可倒好，刚一说“对外开放”，就把“性解放”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引进来了，谈恋爱的过程“一笔勾销”，直接扑向赤裸裸的性。唉，真不知是我等太落伍，还是他们太堕落？！
案子真相大白，我立刻写出结案报告。
夏青青因为他的流氓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王丽平又回到她那个凶神恶煞的男友身边。
我结合此案写了一篇小文《准确打击犯罪的重要一环——谈正确对待被告人的翻供》，被《北京检察》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