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龙被红卫兵带走后不久，顺儿意外地收到了他大妹从新疆寄来的一封信。从邮戳上看，时间已过去快半年了。
顺儿不识字，信是我念给他听的。
他大妹在信中说，十二年前，自从顺儿到煤矿山上去了以后，有一天，母亲带着几个弟弟妹妹走了，她从地里回来发现他们不见了的时候，就赶紧出去找，可始终没找到，结果她也离家越来越远，而且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有一次，她跟着路上逃荒的人来到了一个县城，看到有解放军在招女兵，说是要同男战士一起送到新疆去开荒。她跟一些逃荒的女子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个好出路，便都去报了名。然后她们就坐上军车被送到了新疆。在新疆开荒垦地期间，她经首长牵线，与一名连队的小班长结了婚。
顺儿的大妹我以前就知道，她叫菊花，长得挺秀气的。性格和顺儿一样，勤快而善良，干脆而耿直。
她说，亲人们都失散了，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心里始终放不下。知道老家一直在闹饥荒，现在新疆的生活还过得去，只能联系上哥哥一人，希望哥哥能到新疆来找她，和她团聚。
于是顺儿和我商量，眼下生活这么紧张，不如我们到新疆去投奔大妹。
我始终犹豫着，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得和姐姐姐夫好好商量商量才行。
姐姐说，现在生活这么紧张，但凡外面有亲戚老乡的人，大都出去投靠亲戚老乡，寻找新的出路了。听说新疆生活还不错，不如我们一家就去投奔顺儿他大妹，兴许还有出路。
他们一家人都去？你话说得好轻巧哦！
轻易不开口说话的姐夫终于开口了，虽然依是慢慢吞吞，却噎得姐姐半天张不开嘴：“说你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还真是。先莫说新疆的情况到底是个啥样子，单说这个路程，你晓不晓得从四川到新疆有好远的路？最少也有八九千里。而且一路上都是戈壁滩，荒无人烟。若是只有他们两个大人还好说，这几个娃娃崽崽，走到那戈壁滩上，莫说找吃的，就是找口水都难。到时候那恐怕就不是找活路，而是奔死路去了。”
一席话说得姐姐焦躁不安，她连连向姐夫发问：“那你说，他们该啷个办？出去也不行，不出去也不行，这一家人该啷个办？”
姐夫眯起眼睛，呶起嘴唇，将右手掌立在桌上，像切菜一般，轻轻在桌面有节奏地敲打、挪移着，而手腕却固定不动。这既是他的专属动作，也是他的惯常动作。据说是他在学厨子练刀工时养成的习惯，但凡思考问题时，便会做出如此动作。
不一会儿，他放平了手掌，对顺儿说，我的意见，还是你一个人先去新疆看一看，如果真的是好的话，再回来把如意和娃儿们都接去，这样稳当些。
顺儿说，对头对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如意她害怕，不让我走。
姐姐姐夫都看着我。我说，本来就是嘛，新疆从来也没有去过，而且那么远的路，他一个人去，要是出个啥子事情咋办？
从我内心而言，实在是不想让顺儿去新疆。那个时候，新疆在我们脑海里没有任何概念，如同永远不能到达的天之尽头，所以感觉去新疆无异于拿生命去冒险。但是菊花的信又像一个涂满了奶油的美味蛋糕，在我们每一个人眼里都闪耀着诱人的光芒。只不过是被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拿到面前，让你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我说，要不，姐夫，你和顺儿一起去咋样？
啥子？他们两个一起去？不得行，不得行！姐姐拉过姐夫的胳膊，仿佛他立刻就会被人抢走似的，说，我们就两个人，不能分开。
那你们三个人一起去更好噻！我不禁笑道。
说得轻巧，钱呢？
是啊，钱呢？尤其是当下连肚皮都难填饱的时候，钱更像是一根无形的绳索，把人们的腿脚完全捆绑起来，走——走不了，挪——挪不动，似乎除了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之外，再不敢有任何超越现实的想法。老实说，在接到菊花的来信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带着这种茫然的心理度日。而顺儿和我，本就是不愿意安于现状的，相信还有许多人跟我们一样，也是不愿意就这样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的。菊花的信，给了我们尝试和挑战的勇气。
就这样，怀着对“美好新疆”的向往，顺儿踏上了漫漫寻亲路。至于盘缠，姐夫卖了他早年置办的一件皮大衣，凑齐了30元借给顺儿。说是借，可到现在都没还他。
冬天过后，春天还是来得很慢。天空迟迟不见放晴，时暖时寒，四个孩子开始轮番感冒，我在对他们马不停蹄的照料中熬过了这个反常的春天。
六月底的一天，顺儿终于回来了，人又黑又瘦，衣衫褴褛，形似乞丐。说起自己此行新疆的经历，他感慨万端。“如果写出来，可能十天半个月也写不完。”他说。
当时大妹来信说她在新疆伊河市，让顺儿到伊河市去找她。顺儿坐火车到了乌鲁木齐以后，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也不知道到伊河市往哪里走。幸好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在兵团修公路的人，姓张。他说自己家在乌兰县，顺儿到伊河市正好可以跟他同行一段路。到家之后，他还可以给顺儿找点钱。于是顺儿便跟着他走了。
来到张大哥家后，他与他的老婆进里屋说了会儿话，出来以后，边倒水让顺儿喝边说，我家里也没有钱。他给了顺儿一个建议，可以到博州市去找他的一个亲戚帮点忙，那亲戚也姓张。
顺儿在路边坐顺风车到博州市后，左打听右打听找到了张大哥的亲戚。可是亲戚也说自己没钱，建议顺儿到乌斯县收容所去借钱，同时给了他够吃七天的玉米面。顺儿怀揣着出门时在大队开的探亲证明，找到了乌斯县收容所。一个彪形大汉得知顺儿的来意后，收了他的探亲证明，然后把他带进一间屋子，关上门走了。屋子里有20多个人，都是来自各地的所谓的“盲流”，即私自出门逃荒要饭的人。
什么都不明白的顺儿问他们在这里能不能借上钱，他们说，别做梦了，再过三天就要把我们遣返回家了。顺儿一听就急了，说，我是来新疆寻亲的，现在亲没寻着，却要被送回去，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要逃出去。屋子里都是逃荒出来的人，他们对顺儿说，老乡，不如你把玉米面给我们每个人分着装一些，晚上大家一起逃走。顺儿同意了。到了晚上，他们又对顺儿说，老乡，我们不跟你一起走了，这两个广东人要到乌斯县的老乡家里去，你们算是同路，就一起走吧。走的人多了恐怕被他们发现。
于是，三人假装拉肚子上厕所从收容所里逃了出来。之后，他们在路上拦住了一辆拉酒的货车，坐车来到了乌斯县。帮顺儿找到乌斯县车站后，两个广东人便与顺儿告别了。他们让顺儿在这里等着搭便车到伊河市，顺儿等来等去也没见到一辆车。却无意中看到路边有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伙子，20多岁，好像也是在等车。他走过去与小伙子聊起来才知道，小伙子姓蔡，是湖南来的盲流，也是准备到伊河市去投奔老乡的。因为刚刚卖过血，身体虚弱，不能走。顺儿说，我听他们说今晚这里有人来抓盲流，你不走的话被他们抓回去怎么办？小蔡说，我死也不能让他们抓回去。顺儿说，不行我背你走吧，只要你知道路就行。
就这样，顺儿背着小蔡走。走到一片空旷地，他实在累得不行，便找了个涵洞歇脚。涵洞很小，本来只能容下一个人平躺，现在两个人没办法只能蜷着。顺儿随便扯了些枯草，用小蔡随身带的火柴点燃准备取暖，可枯草还是有些湿，被点燃后，只有烟没有火，把两个人像熏腊肠一样熏得够呛。
第二天早晨，他们睁开眼睛后，才发现这里是一片茫茫戈壁，而且辨不清东西南北。他们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才看到有车辙印和脚印，想来这就是一条路了，于是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后来果然遇到了几个人，说这是石头城地界。小蔡一听，说石头城有他的一个老乡。然后他们一路打听，终于打听到了这个老乡的家。在老乡家里，饥饿难耐的他们赶紧先煮饭，结果把顺儿七天的玉米面煮着吃了一大半。
从老乡家里出来后，他们不知不觉来到了一片雪地。这里的积雪很厚，踩一脚下去雪就到了膝盖以上，路既不好走也不好找，他们两个人，除了继续前行别无选择。一路上时不时地看到哈萨克族老乡搭建的简易羊棚，他们累了在羊棚里歇脚，饿了吃沿途向哈萨克族老乡要来的玉米面馕饼，渴了在地上抓把雪吃。就这样，他们走到了天山脚下。在翻越天山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山坳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死羊羔。由于小蔡宁愿啃玉米面干馕也不吃死羊肉，顺儿便自己捡了些干枯的松树枝，将羊肉烤熟，带在身上慢慢吃。就是靠着这些羊肉，他们翻过了天山。
过天山以后，他们发现路边稀稀拉拉地竖着一些路碑，便想顺着这些路碑走肯定是不会错的。走着走着，在一条山沟旁边，他们看到了一座房屋，便走过去敲门打算向主人讨口水喝。才知道这家主人是湖南人，男主人姓董，是一名兽医。女主人四十多岁，衣着干净朴素。见他们两个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夫妇俩赶紧将他们招呼进屋，并做了一锅热面条给他们吃。晚上女主人还热情地为他们烧好了洗脚水。洗脚的时候，男主人看到顺儿两只脚上打满了水泡，有的甚至溃烂出血，同情得连连摇头，当即拿出一双新雨靴让他换上。
第二天，告别老董夫妇之后，他们继续赶路。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了一片麦田。在他们身边的不远处，有一个麦场，麦场的中央有几个高高的麦草垛。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麦草垛里过夜。可是麦草却扎得他们根本睡不着觉。没办法，两个人只好走到公路上，搭了辆正好顺路的便车来到伊河市。下车后，走到一个旅社门口，正好遇到有人在抓盲流，吓得两个人拔腿就跑，跑到了一个公园，在里面躲藏了一夜。
天亮后，小蔡说自己肚子饿，身子软，让顺儿出去要饭，结果顺儿只要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回来。小蔡见了说，怎么没有肉啊，是不是你独吞了？你不是我的老乡，我要去找我真正的老乡。就这样独自一人走了。
顺儿只好一个人走，半下午的时候找到一家面馆，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一碗面吃。他问面馆老板，知不知道英买尔街在哪里。因为大妹在信中提起了这个地方，并说可以到那里去找一个叫万寿全的人。大妹的信就是托他写的。面馆老板说，你大妹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万寿全这个人，也知道他住在哪。
按照面馆老板的指引，顺儿很快就找到了万寿全。万寿全五十来岁，热情地招待了顺儿一顿饭菜。他告诉顺儿，大妹林菊花和大妹夫洪思仁以前在伊河市住的时候，和他是邻居，两家关系很好。现在他们搬到河东县一个叫做红叶公社的地方了。在顺儿动身走的时候，他又给了顺儿一些盘缠钱和白面馍馍。
为了节约点钱，顺儿没有坐车，而是选择了继续步行。他走着走着，来到一片果园，在里面转了半天，最后终于走出了果园。他看到果园边上有一条渠，有一座磨房，不远处还有一排排房屋和院落，以为大妹就住在这里。这时，他看见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坐在渠边的磨盘上，便上前给了他一个白面馍馍，说了大妹和大妹夫的名字，问他知不知道。那男人接过馍馍，咬了一口说，你可以到红叶公社办公室去问问，那里登记着全公社社员的名字，一问就知道了。
于是顺儿便开始打听红叶公社，谁知转了两天两夜都没有问出个结果。第三天清晨，他又累又困，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先靠着路边的一棵白杨树打个盹儿。这时，一个赶毛驴车、戴着花帽、面色黝黑的维吾尔族老汉叫醒了他，问他到哪里去，找谁，他便告诉了老汉。老汉一听，说，洪思仁我认识啊，我带你去。就这样，顺儿总算找到了大妹家。
其实，顺儿在寻找红叶公社的时候，已经在大妹家门口转了两三次，这真是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从乌鲁木齐下火车开始，顺儿差不多用了半个月时间找大妹。大妹看到顺儿的时候，兄妹俩不禁抱头痛哭。
然而大妹夫对顺儿的到来并不欢迎。他本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师的一名军垦战士，与大妹结婚前是一个连队的小班长。结婚后，他有一次坐车出去为连队搞劳动情况调查，不料在路上出了车祸，砸伤了腰椎，治愈后发现不能生育了。随后被定为四级伤残，享受民政部门的特殊救济，队上安排他当了民兵连长。
由于重体力活干不了，平时他便招集了几个人，干起了上山采药的营生。顺儿来到大妹家的时候，他手下已经有三个人了，顺儿来的第二天，也被他叫去挖药了。
他们主要挖的是贝母。一个月之后，顺儿一共挖了大约200公斤的贝母，可是大妹夫在结算工钱时，从里面扣除了一半来抵伙食费。而事先他并没有告诉顺儿要扣除伙食费。顺儿气不过，跟他大吵了一通，大妹夫便一直记恨在心。
有一次，他对来家里玩的邻居许老头说，要找个机会把顺儿杀了。许老头随后便告诉了大妹，大妹吓坏了，趁着天黑，悄悄在包里装了两件衣裳，让顺儿拿上包赶紧走。没想到被大妹夫发现了，冲过来抢顺儿的包，要查看里面是不是有他的东西。大妹哭着求他放顺儿走，他不答应，扬言要把顺儿送到法院处理。后来，大妹也发了狠，说，上法院就上法院，我就不信给我哥哥两件衣裳能犯法。
到了法院，一个姓吴的男院长听了顺儿、大妹和大妹夫的叙述之后，亲自打开包查看了一下，之后严肃地对大妹夫说，且不说你的亲戚没有偷你的东西，就是偷了你的东西，你也不能私自抢走，要交给法院来处理，如果你私自抢走你就是犯法的，知道不？大妹夫连连点头说是。
顺儿决定回家了。大妹拉着他哭了很久，请求他原谅她。并说等她离婚了再给顺儿写信，让他把全家人都带来，毕竟新疆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就这样，顺儿回来了。他的经历，此前我们真是闻所未闻，听了都唏嘘不已。尤其是我，内心涌动着层层惭愧的波澜。觉得自己再苦再难，也是在家里，不曾遭受饥寒交迫的摧残，却整天埋怨责怪着顺儿，一走就是半年不着家。哪里知道顺儿此番的新疆之行，承载着蜗居在家中的我们难以想象的苦和难。好在有老天保佑，让他平平安安地回来了，全家人能够在一起，在如今这年月，就是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