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4年2月
这宗流氓集团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原本由老沈独立负责，但该案是“严打”挂号案件，涉案人员多，又有几个“女流氓”，为了工作方便和保证从快起诉，领导决定让我“加盟”。
翻看着十几册卷宗，一幕幕不堪入目的场景浮现于眼前：一群百无聊赖的军队干部子弟，甚至包括个别现役军人，他们搜罗了不少淫秽录像片、淫秽画报和淫秽扑克牌等，在部队的录像室、地方的宾馆以及自己的家中，组织播放20余次，有100多人观看。在淫秽录像中，那些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仿佛到了世界末日一般疯狂地发泄着本能，淫荡的形体动作和亢奋的尖叫与呻吟，挑逗着刺激着观看者的感官和欲望，在主犯的“率先垂范”下，众多的观众纷纷脱衣解裤、群奸群宿……
一位社会学者曾双眉颦蹙地哀叹：“黄色出版物成为淫荡的思想诱因，当‘美女’的最后一片遮羞布在屏幕上脱下时，若干人几千年形成的文化观念也倏然剥落，裸露的是原始本能。”
记得就在一年前，我还因为穿着军裙提讯被告人，被一位领导在全院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一通：“你穿着裙子提讯，被告人是回答你的讯问呢，还是看你的大腿？”台下一片哄笑，很多人把目光射向我。
会一散，我像一头疯狂的小鹿撞进这位领导的办公室：“领导，您刚才说的是我吗？”
他像见到一个怪物似的一脸诧异地打量着我。
“是你怎么样，不是你又怎么样？”
“不是我，我马上就走；是我，我就要解释解释！”
他转过身来，燃着火苗的眼睛逼视着我：“那我倒要听听你的解释！”
“第一、我提讯被告人坐在法台后面，法台前面是堵着的，根本看不到腿；第二、部队的军裙长至小腿，被告人即使能看见，也只是小腿。不知您所说的‘能看到大腿’，从何而来？”我一脸“士可杀不可辱”的表情。
“哦，就算群众的反映有出入，也应当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嘛。同志，你还年轻，不要那么气盛才好！”
我拉开门，狠狠地一摔，门在我的身后“哐”地关上了。
“你这脾气，迟早要吃亏的！”一位要好的同事用部队“指导员”的口吻，狠狠批评着我。
于是，“军裙风波”就成了我的职业生涯中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现如今，不要说穿那种老式的长长的土的不能再土的军裙了，满大街都是迎风招摇的超短裙，更不消说什么“性解放”、“性开化”、“性……”这些几年前的“忌语”，都变成了随便一点就能端上来的“家常菜”。
而卷宗里的这些人，连最起码的廉耻心都不要了。为什么会这样，好久我都没有找到答案。
有人告诉我，这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政治运动压抑人性的一种“反叛”。一定要这样反叛吗？我想不通。
一位社会学家分析，也许是由于我们民族长期处在弱者地位而形成的自卑感、压抑感；也许是由于长达百年以上的社会动乱、革命、变迁所造成的焦虑、紧张、恐惧和狂躁等等，才形成了国人感情、心理、集体无意识以及整体人格中的心理异化或变态。
我更寄希望于通过提讯流氓集团的被告人，追踪他们的犯罪轨迹，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
提讯室里，流氓集团的首犯樊啸风斜歪着身子半躺在椅子上，一双贼亮的眼睛四处游荡。我走上法台，他斜了我一眼，一脸不在乎。当我报出自己的名字时，他突然坐正了身体，抱着头，大声叫道：“我完了，我非得挨重判不可了！”
不知他演的是哪出戏，我厉声呵斥：“瞎嚷嚷什么，什么挨重判？说清楚！”
原来，在看守所里，在押人犯也会像我们研究他们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一样，经常一起揣摩出庭检察官的种种“特点”。不知有没有经过“投票表决”，樊啸风听到的情形是，他们评出了检察院“四大恶人”，其中就有老沈和我。在押人犯说，只要案子到了这四个公诉人手里，准保轻不了。
樊啸风也赶巧了，前段时间老沈提过他，今天又是我提讯他，一下碰到两大“恶人”，怪不得他会吓成那个样子。
他的认罪态度很好，几乎没有遗漏地交代了他和他的集团成员之间所有蝇营狗苟的事。他供述的时候，基本不谈更深的细节，也许在女检察官面前，他还需要有块“遮羞布”，这也使我免去了许多尴尬。
当我问及他的犯罪动机时，他的嗓门突然大了起来：“这算什么呀？在人家西方，这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大家自愿，怎么干都行。为啥一到中国，就成了犯罪？”
我瞪着他，很快接上一句：“知道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吗？”
“不知道！”他也瞪着我。
“就是因为你忘了，你脚下的土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的话掷地有声。
听了这话，他一下变成了泄气的皮球。
“你知道吗？文革期间，我爸被打成走资派。好容易盼到老爹官复原职，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可我却要蹲大狱了。唉，我真是的，我真是的！”他狠狠揉搓着自己的头发，懊丧极了。
西方文明的精髓乃至性解放什么的，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偶然听到一位学者这样说，性解放作为一种思潮，它有一套同消除人的相互占有和个人享乐主义相联系的理论，这可不是看看黄色录像就能接受过来的），但我认定决不会像樊啸风理解的那样——是“人欲横流”的世界。
提讯“女流氓”是在看守所进行的。途经女监的时候，一个怯生生的声音飘了出来：“玲姐姐！”我怔住了。顺着声音看过去，一张苍白而美丽的熟悉面孔从密密匝匝坐在木板上的女犯堆中探了出来。
是她？对门邻居张阿姨家保姆的女儿？没错，就是她！
她怎么会进看守所？她犯了什么事？我惊诧地望着她。她的一双大眼睛黯然失色，她张了几下嘴，却没有声音。
我想问她，但是，整个监号的女犯都把视线齐刷刷地投到我身上。我只好给她送去写着一串写着问号的眼神。她痛苦地摇了摇头，把头埋进修长的双腿中。
她叫什么名字？对了，春云，想起来了。天，这个名字好像在樊啸风的卷宗里看见过。
回到办公室，重新打开卷宗，我惊愕了，春云因为流氓行为被公安机关做出劳动教养两年的决定。
她对自己流氓行为的供述，简直让我无法下笔，真的是太——下贱了！
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为什么要这样糟践自己？我百思不得其解。可她既然做了那些辱没人格的事，就应当“没脸”见人，悄悄去劳教就得了，为什么还要让我知道？想想她当时的表情和说话的口型，我突然明白了，她是不让我告诉她的家人！
一个月后，对门张阿姨给我送来春云在劳教场所写给她的信，因为她在信中提到我，张阿姨把信拿给我看。春云在信里说，她相信我不会把“那些事”告诉她的母亲。我苦笑了一下，就是她让我告诉，我也张不开口呀！
张阿姨问我，春云都犯了什么事了，我支吾着说，没什么大事，劳教两年就回来了。
随后，张阿姨给我讲了关于春云的故事，联想到她的那些违法事实，我清晰地触摸到一个卑微灵魂的挣扎与陷落。
三十多年前，张阿姨生了六个孩子，忙得四脚朝天也照顾不过来，于是请了个小保姆（也就是春云的母亲）帮助料理家务。后来，张阿姨的六个孩子长大了，上学了，可以不用小保姆了。在家属委员会工作的张阿姨便给小保姆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在某个国营大厂当工人。
小保姆走到了恋爱季节，好心的张阿姨又托人给小保姆介绍了一个电话班的战士，几个月后，两人喜结良缘。
小保姆生了三个女儿。大姐叫“冬云”、二姐叫“秋云”，小女儿叫“春云”。姐妹花里，顶属春云最漂亮。逢年过节，小保姆两口子总要带着三个女儿拎着点心盒子来看张阿姨。吃饭的时候，凳子不够了，总是让花蝴蝶般的春兰来敲我家的房门。一来二去，我也认识了春云。她每次见到我，都会亲昵地叫我“玲姐姐”。
时光如梭，眼看着小保姆的三个女儿都出落成20岁左右的大姑娘了。没几年，大姐二姐也都出嫁了。
这天，小保姆把春云拉到身旁，望着她迷人的脸蛋，语重心长地道出她埋在心底将近30年的一个愿望：春云，你知道的。你妈妈是小保姆出身，在这种军队大院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威风八面的军官还有他们神气十足的孩子，你妈妈和你爸爸一辈子让人家瞧不起。你的两个姐姐也不争气，都找了工人。咱家要翻身，就只能依靠你了。
从此，春云背负起“光耀门楣”的重任，一心想通过考上大学进机关当干部来改变“命运”。结果，天不遂愿，连续两年的高考她都名落孙山，只好参加了工作，在某百货商场当售货员。
后来，她忽然“醒悟”，既然自己不能当干部，何不嫁给一个干部子弟呢，从此也可以跻身“贵族阶层”。这时，她恰好认识了樊啸风。
在樊啸风这样的花花公子的眼里，春云不过是个妖艳的猎物，让他迷恋的只不过是她的花容月貌，她的白雪凝脂般的肌肤和她苗条的身段，他从来没想过娶她为妻。
在淫秽录像一次次的刺激下，他们一次次疯狂地交媾，就像两具抽去了灵魂的躯壳，沉溺在肉欲的缠绕中……
终于有一天，樊啸风玩够了春云，又把她像吃剩的食物一样送给其他的同案犯“分享”。不知春云是麻木了，还是企盼这几个同样是干部子弟的人可以娶走她，她竟接二连三地又和这些仅仅把她当作泄欲工具的人鬼混在一起。
有一次，樊啸风和他的同案们用最淫亵的语言津津乐道地议论这些被他们“玩过”的女人时，樊啸风躺在床上得意地翘着二郎腿吐着烟圈说：“哥们是第一号舞星，第一号录星（播放淫秽录像），第一号拍星（玩女人）。我现在最烦的就是春云了，她缠得太紧！你们谁有办法，就把她带走。”一边是以玩弄妇女为乐的衣冠禽兽，另一边却是为了虚荣甘愿被人作践的花季青春。
春云就像一朵总想攀上高枝的花儿，到了却是被一只肮脏的手采下来，扔在地上，任人践踏……而她，滚在烂泥里还做着“灿若春花”的“太太”梦。哦，可怜可悲的春云！我感到心里一阵憋闷。
也许，命运的手指会把我们摆放在不同的枝头。但是，生命是我们自己的，只要迎着阳光，任何生命都可以灿烂地开放，为什么非要攀附在不属于自己的枝头上？春云的信里，好多处字迹都像被水浸过似的模糊，想必是她的泪水滴落在上面。
我企盼春兰能接受这次的教训，从泥沼里爬出来，重获新生。
张阿姨走后，我急忙打开窗户，新鲜的清凉的空气忽地涌了进来。好在现在是冬天，要是夏天，苍蝇是不是也会飞进来呢？
该给这一集划句号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生活在莱茵河畔离开我们已经100多年的大哲人老黑格尔的一段话：“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由于人有思想，已经是一个古老的成见，一句无关轻重的话。这话虽说是无关轻重，但在特殊情形下，似乎也有记起这个老信念的需要。”
（后记：1984年9月，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樊啸风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樊啸风上诉；1984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废除了流氓罪，将流氓罪分解为四个罪名。其中的聚众淫乱罪规定，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