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家世 童年 家乡
（—1939年）
一、故乡和家世
我出生在山西平定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庄，村名叫冠庄垴，离县城八里，这个村南北低中间高，是个半山坡，东西北三面临沟壑，南连龙王山的脊梁，是一个曲型的丘林地带。土地贫脊，水土流失，人们的生活以种粮为主，兼搞冶炼、烧砖、挖煤及外出经商、拉长工打短工等。一条小河从西南流向东北，人们世世代代靠这条小河洗菜、洗衣、饮水牲畜。小河经常断流，但在雷雨季节山洪暴发时，洪水猛涨，浊浪淘天，汹涌澎湃其势非常壮观。山庄虽小但地势险要，非常适合游击战。日军侵占山西后，历来俱有反抗精神的平定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乡村成立了三个抗日县政府。以平定县至辽县（今左权县）公路为界，路东是平东县抗日政府，路西是平西县抗日政府，正太铁路以北是路北平定县抗日政府。冠庄垴这个小村庄由于地势独特，就成了八路军游击根据地。平西平东县的情报信件交流，工作人员游击队员的往来，都要经过这个村庄，一时间村公所就成了联络站、转送站。虽然频繁的活动都是秘密的，但有时也有走漏消息的时候。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就偷袭了一次。那天，村上住有百十人共产党游击队员，日军半夜摸进了村，还打死了一名游击队员。
冠庄垴村有五十多户人家，基本是两大姓，姓李的和姓王的。姓李的住北头，姓王的住南头，其余的均属杂姓。小时候听上辈人讲，我父亲的爷爷身后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李福，二儿子名叫李禄。李禄成家后繁衍得快，生了六个儿子，俗称老六股，后裔都住北头。李福（我的爷爷）只生了一子一女，一子就是我父亲李玉盛。我父亲生儿育女虽多，但大多夭折，现在留在庄上的后裔就只我的侄儿李永凯一家。
我姑妈很早就出嫁了，嫁到外乡给一个姓严的大户人家做了媳妇，姓严的是远近闻名的富户。听我妈说，光绪年间被响马抢劫了一次，从此就衰败了，到我记事的时候，姓严的就成了破落地主。
光绪元年，我爷爷去世。光绪三年，家乡遭特大旱灾，农作物颗粒无收，人们把树皮树叶都吃光了，我奶奶被饿死，父母双亡后，我年仅七岁的父亲跟着婶娘过活，婶娘是个穷人，家境贫困又没有经济来源，无奈只好嫁人走了。我父亲无依无靠、举目无亲，为了生活下去，就投到张姓门下做了人家的干儿子，取名张锁。灾荒年间，谁家又有多余的饭呢？我父亲走投无路，只有乞讨度日。白天到处流浪乞讨，夜晚睡在他人屋檐下，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光着脚给别人放羊，夜晚与猪狗睡在一起取暖。为了活命，我父亲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奔波，后来跟着本村的上辈人到了天津，在染布店当了一名学徒。学徒工也是很苦的，每天早上天没亮就得爬起
来，第一桩事倒马桶，然后生煤炉、烧饭、打扫店堂、洗菜、淘米、洗尿布，都是干不完的杂活。晚上和师兄睡在一起，要倒夜壶。吃饭的时候，要给师傅账房先生盛饭，每天小心翼翼，他们饭碗快空了，便赶紧放下自己手中的筷子，双手接过空碗，盛好饭双手捧上，自己刚扒几口饭，又马上给他们盛饭，忍饥挨饿根本吃不饱。每月给钱很少，除去补交月规钱，剃头、洗澡花费后所剩无几。只算是混口饭吃，根本学不到手艺。1900年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很快席卷直隶，天津大乱，染布店关门，父亲失业。由于生活所迫，只得返回山西老家。
我父亲自幼失去双亲，四处飘泊、寄人篱下，备尝人世艰辛，养成了胆小怕事，遇事畏畏缩缩，处处谨慎，拿不出主见性格。他特别善于忍耐，人称老好人，既不善于言谈，又不善于交际，回到庄里，竟找不到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万般无奈情况下，找到了唯一亲人——姐姐，姐姐给他安排个临时住处，以后找到了媳妇。（李丽注：图为回忆录作者李和望的父亲李玉盛和母亲刘梦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