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抗战干部,我到东风时,她是东风邮局的政治协理员。母亲堪称思想工作的行家里手,她乐于倾听别人的讲述,说话时循循善诱并能春风化雨般为人排疑解难,因而受到邮局员工,尤其是那些青年们的拥戴。


  1961年,邮局还没有正规的营业办公场所。母亲和她的同事们统统挤在一排低矮昏暗的茅草房里上班。一年后,正式的邮局大楼与东风礼堂同期建成,它位于礼堂西侧,跟另一侧的军人俱乐部遥遥相对,一东一西对称地拱托着中间的大礼堂,形成了“品”字型的建筑格局。自此,东风邮局鸟枪换炮般的彻底改变了办公环境。那阵子,邮局人走路的样姿势跟搬家前都大不相同,人人意气风发个个昂首阔步,跟过年似的。


  二十基地点号众多。


  四十年前,这些小点小号的条件相当艰苦,不要说看电视,就连听广播都很费劲。所以,生活工作在那里的官兵都把给家人亲友写信和阅读他们的来信视为业余时间里的最大乐趣和重要活动内容。东风邮局外勤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来自天南地北的家书以及报纸杂志及时准确地送发到小号官兵手中;同时再把他们写给亲属的书信收集起来发送出去。因此,邮局的工作在这些指战员的心目中不仅重要甚至还多了几分神圣。小时候,我曾跟邮局的战士坐三轮摩托去小号送信,亲身体验过“鸿雁传书”的过程。亲眼看到这些绿色信使到达小号时受到的热情礼遇;感受过那里的人们拿到家书时无比欢跃的心情。


  军邮局首任局长是一位比我母亲资历还要老的人。撰写此文时,我在记忆中努力寻找他的形象,却茫然一片,他的相貌始终模糊,而当他模糊的身影向我逐渐靠近时,我只能清晰地辨认出他衣领上那两只嵌有中校军衔的油腻腻的领章。


  听母亲说老局长是位工农干部,工作勤勉责任心很强;但文化程度不高,不善言辞,常念错别字,常常闹笑话。


  文革期间,有一次邮局开会由他传达文件。那时不论大小会议,主持者都要在开会前念一段或几段毛主席语录,老局长自然也不例外。开场白时他朗声读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哼哼教导我们说……


  他把“谆谆教导”错念成“哼哼教导”。话没落音,所有听众就被他“哼哼”得哄堂大笑!


  老局长诧然,被大家笑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他朝会场望一眼,还以为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人立即严肃起来,可个别人还在窃笑。老局长茫然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回事?众人不语。老局长再问,大家还是不吭声。母亲忍住笑,斟酌半晌,说:局长,那两个字恐怕不念“哼哼”……众人又笑起来,老局长不禁窘然。打那以后,他很少当众读书念报。


  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说我的母亲生活中也不免常常出错。


  那时,东风的人如厕时忌讳说“厕所”二字,以为不雅。通常以“一号”代称之。有一回,邮局的领导在一起开会,母亲想去厕所,一不留神,把去“一号”说成了去“一所”。需要说明的是:在东风,一所是基地第一招待所的简称,是基地首脑人物荟萃的场所。其时,主持会议的老局长听说我母亲要去一所就不禁纳闷!问她去一所干什么?母亲支吾了半天,大家才弄明白原来她是要上厕所。于是一阵大笑,把一向精明的协理员笑了个满脸通红。
  
  母亲对我们进行勤俭节约传统教育时,援引过邮局的一个笑话: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一个冬天,邮局司务长的媳妇到基地生孩子,司务长忙前忙后地伺候月子。那时候副食品十分匮乏,粮油供应普遍紧张。即便是掌管全邮局食堂以及副食供应大权的司务长也很难从职务上捞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实惠和好处。一天夜里,他媳妇喊饿,司务长连忙起身去给她煎荷包蛋。偏偏那几天他偶感风寒流涕不止。他捅开炉子坐上锅,抠抠搜搜往锅里滴了几滴油,然后去拿鸡蛋。谁知油太少火太冲,转眼间锅里面蹿起了呛人的白烟,司务长手忙脚乱地磕开鸡蛋,只听“吱啦”一声响,鸡蛋尚未入锅,鼻涕却率先掉进里面。司务长心疼那点有限的油料资源舍不得换,略做沉吟,索性把已然磕开的鸡蛋顺手放了进去,产妇吃罢,评价说那晚煎鸡蛋的味道有点怪,跟平常不一样。司务长原本就有些怕老婆,自然不敢说明真相,赶紧嘻皮笑脸把这事岔了过去。事后,他却忍不住说给众人听。那时邮局的人正在吃午饭,司务长的“动人”事迹令大家同时喷饭。快乐之余,又都不禁联想甚至怀疑:这家伙该不会在给大家做饭时也如此的不拘小节?!于是邮局召开了专门会议,老局长在会上再三强调炊事员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炒菜时坚决不能往菜里添加不该放的佐料!
  
  邮局的人,像老局长那样文化底子薄的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人文化程度都很高,不少从城市入伍的战士当兵前甚至已经拿到了大专文凭。年轻人多,女同志多是邮局人员结构上的一大特色。所以,业余文化生活就格外的丰富多彩。


  那时候,二十基地每年都要举办基层文艺汇演,军邮局在汇演中回回都有上佳表现。我记得母亲也经常登台亮相,遗憾的是她一直没有承担过主要角色。其实母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她喜爱摄影,翻开我家的相册,你会发现那里面有很多相当不错的照片,而这些印留着历史痕迹的照片都是她精心拍摄的;此外她还喜爱歌唱,不仅会唱许多优秀的历史歌曲,时下一些时尚的流行歌曲她照样也能曲不离口唱得有滋有味。我有很多歌都是跟母亲学的,这些歌在时隔四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前些天,我去干休所看望父母,在麻将桌上,还动情地放歌了其中一首。歌词是: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山河也唱起欢乐的歌。这支歌献给亲爱的党,献给我亲爱的祖国,献给亲爱的祖国!你看那——十里长虹跨长江;你看那——拦洪大坝立黄河;公路直上昆仑顶,天山戈壁走火车;高楼万丈平地起新疆石油流成河……歌曲到此返回,同时又高昂深情的重复唱道: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山河也唱起欢乐的歌——如此反复一遍,在动人处结束。


  我刚唱完就收到来自全家人的恭维,都夸俺记性好!其实这首歌是我于偶然之中冷不丁想起来的。老实说,少年时候我对这首歌的歌词掌握的并不准确,直到那天想起它时,才经过一句句揣摩之后为它正确定位。这时,我发现这支歌不仅旋律优美;它的字词也写得相当豪迈和激情。以歌词分析,我确信它产生于新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火红年代。其时,武汉长江大桥已然飞架南北,把天堑变为通途;三门峡水电站应该也在黄河上游傲然崛起;川藏、青藏公路已在飞鸟罕至的昆仑山顶铺设完成;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已经开始为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快车源源不断地输送动力资源了……


  有一回,母亲轻声哼唱起一首年代久远且乡土气息极其浓厚的民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就跟着它起……我们都被那怪异的歌词逗笑了。母亲解释说:破晓时分,勤劳的农民就推着吱哑做响的木轮粪车下田劳作了;而后,公鸡方才打鸣报晓;而后,东方的太阳才缓缓升起。


  我回忆童年,似乎觉得去东风之前会唱的歌曲实在有限。母亲说:我幼年时五音不全,只会唱一首歌。每逢“六一”幼儿园演出,我就会拍着屁股哑着嗓儿大声喊叫——儿童节呀,开大会呀,小朋友们排成了队。有的跳舞,有的唱歌,快快乐乐——儿童节……


  经母亲这番提示,我仿佛真从遥远的记忆中看到了自己童年时那实在笨拙的影子。这令现在动不动就能在公众场合放歌献艺、且以歌声感人至深的我感到无比的汗颜和羞愧。


  1960年,我在哈尔滨道里区的通达小学念三年级时,一位年轻的男性音乐教师曾经教我们学会一支由他原创的《松花江渔歌》。那是一支曲调婉转悠扬的歌,年轻的男教师以他的激情,歌颂赞美了关外那条滋润着黑、吉、辽三省广袤的土地,并且养育着无数生命的母亲河。


  除过这首《松花江渔歌》之外,那一年我似乎再没有学过什么新歌。而到东风后,我会唱的歌曲就突飞猛进般的丰富起来。


  当时,学歌的主要渠道是东风小学,是由一位举止形态极其典雅的音乐教师——董有曼女士传授的。如:丁丁说他是小画家,红蓝铅笔一大把,他对别人把口夸:什么东西都会画……;再比如:《小三娃》;还有乔老先生写得那首脍炙人口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等,等等。上海籍的董老师人长得小巧玲珑,歌唱得圆润柔美。但在课堂上她对学生的要求却一丝不苟。我在东风小学三年间,她苦心孤诣地教会了我们无数支歌。此外,我在前面文章中提到的东风少年合唱团,就是由她极力倡导组织成立的,而那位天才的少年指挥也是董老师发现的。东风少年合唱团所以能在东风文艺舞台上成为一只光彩夺目的奇葩,董有曼老师功不可没。


  我学歌的第二个途径是我家。母亲是教授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场所,那就是东风邮局。邮局每星期都有一个晚上集体教歌,我和要好的同学经常坐在成年人中间学唱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及那首气壮山河的“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在邮局那间明亮宽敞的活动室里学会的。
  
  军邮局新大楼落成后,一层是营业厅。二楼除去领导的办公室以及战士宿舍外,还有一间宽大的乒乓球室,球台球网和球拍都是崭新的。我在那间活动室里度过许多美好的课余时光。有阵子东风小学兴起打乒乓球的热潮。下课铃一响,球台边就挤满了欲试身手的我们。通常是七个球一局失败者下台,胜利者继续坐庄。为了争取能连续坐庄,我狠下了一番功夫。这期间,邮局的乒乓球室便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在那里练得如痴如醉,常常是挥汗如雨废寝忘食。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果然工夫不负苦心人,到了五年级,我的水平已然十分了得!不仅可以在下课铃响时趾高气扬地在那张乒乓球台上连续坐庄;甚至还能走出校门与阿叔辈的好手们一较高低。记得有一回,我们在司政办公大楼走廊里一张球台前跟机关的大人们对垒。那天俺表现相当出色,平日所学的技艺都有超水平发挥,连连淘汰了几名高手。其中最叫人得意的是在一盘攻守对峙中,我连连扣杀了十五大板,生生把司政机关一名多次参加基地大赛的种子选手淘汰出局。


  然而,正当我在乒乓球事业上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学习成绩却掉了下来。五年级期末考试时,算术居然没及格。为这,我挨了老爹一通狠揍。那次皮肉之苦令我刻骨铭心到今天。从那以后到当兵之前,我再没敢碰过球拍。


  一位在乒乓运动方面注定会有无限前途的天才少年,在被贾政似的父亲以棍棒教训后,就这样令人疼惜地夭折了。后来,每当我观看“世乒赛”时,总会联想:如果不是因为那顿打,我一定还会在乒乓球台前继续驰骋,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一颗声名远播的大腕儿级体育明星。所以,撰写此文时,俺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大声疾呼,以此敬告天下为人父母者:注意发现儿女们的爱好和特长,尊重并且维护他们的爱好和特长;因地制宜为他(她)们的成长创造条件。以中国十数亿人口计,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原应该出现无数人才。千万不要按照自己意志,把儿女们生拉硬拽地推向一根已经挤满了人的独木桥。须知:三百六十行,行行需要人才,行行出得了状元。而那些本应该成材的幼苗很可能因为父母的一时不慎而被扼杀!


  邮局的战士大都是学生兵,聪明人多,一般说来聪明人就难免淘气,按照军队的说法就是纪律作风不免散漫。有一回两个战士敞着怀,在沙山后面的树林里打猪草。时逢一位身着便衣的老者和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两个战士见他装束普通,就以貌取人地认定他是后勤系统的老职工,便流露出带答不理的怠慢神情。谁知那老头非常执著,再三再四地又问。于是,其中一个战士冷眼瞅着他,大大咧咧地说:你问大单位还是小单位?老头一愣正要说话,另一个战士玩世不恭地接茬道:往大里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往小里说是0029部队的。话未落音,老者身边的年轻人早已忍不住地走过来大声训斥道:你们懂不懂规矩?!邮局战士大约此时还没看出来头,不知天高地厚还想反诘。就听那年轻人说:这是基地张司令……此言一出,两个战士如梦初醒:原来那不起眼的老头竟是基地张贻祥副司令!两人顿时魂飞魄散,站在原地连大气都不敢出了。


  事后,邮局因管理失教受到通报批评。老局长恨铁不成钢要给惹祸的战士处分;倒是胸襟宽阔的张司令闻讯后一笑制止了。


  
  《写在故事后面的话》
  
  1966年10月,我从外地串联回东风,一进基地就觉得气氛有些异常。果然没过两天,母亲便十分严肃地对我说:


  部队马上要执行一次重大试验任务。为防止发生意外,基地决定除直接参加试验任务的人员外,所有人必须撤离十号。


  于此同时,还向我们认真传授了一些在核爆炸条件下的防护知识。


  我听说部队要在荒山野岭趴两天,心里不免抵触。遂问母亲:可不可以悄悄留在家里不参加疏散?甚至发誓说:我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决不出门。母亲当即给予坚决的否定!她给我指出两条路:要么参加整个部队的转移疏散;要么马上离开基地再去串联。


  我跟同学商议后选择了第二方案。


  于是我们在基地组织“战略转移”的前一天,匆匆忙忙连夜离开了十号。到清水后,我们一行立刻佩带上“红卫兵”袖章(基地当时规定,凡参加造反组织的人进基地后必须取下各种标志),并以革命小将参加革命串联的神圣名义爬上了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那时,特快列车的车厢里早已人满为患,挤得密不透风像沙丁鱼罐头一样。


  列车从清水站出发不久,就看见旅客们指着车窗外面大惊小怪地议论不休。向外一看,竟然发现沿铁路的通讯线路上,每根电线杆旁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且英姿飒爽的民兵。我马上想起马陪业他们说的话。心里面顿时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激动与豪情!看着满车厢人好奇的神色,听着他们五花八门的猜测,有几回忍不住差一点把个中的原委泄露出去。


  我们在条件恶劣的列车上整整颠簸了两昼夜,终于到达北京。那天晚上我们在长安街头漫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万众欢腾的热烈场面!其时,新华社的车子就停在大街上向兴奋不已的人们散发印有“我国在西部地区首次进行‘两弹结合’(导弹载有核弹)的新型武器试验并取得圆满成功”字样的特大新闻号外。看着那拥挤欢腾的人群,列车上那种自豪感刹那间又充满心头,它让我颤栗更让我热血沸腾!我真想对着人群高喊:知道么,这是我们基地创造的奇迹!
  
  作为东风少年,我们绝没有因为生活在那块与外界隔绝且偏僻荒凉的土地上而自卑;相反,在内心深处,我们比同龄人有更多一份的骄傲与豪情!


  从那时起,每当我们的国防事业和航天技术取得新的成就、每当我看到长安街头万众争相传阅套红新闻号外,看到都市大街小巷里一张张神采飞扬的笑脸,作为东风儿女,就会油然的有一种激情在胸中澎湃激荡。


  我们是军队的儿女,尽管那时我们还不能对父兄的事业有完整深入的理解,但却能在朦胧中感到:我们的前辈们正在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努力实践着强国兴邦的伟大理想;并在无尽的艰难岁月里,以他们的脊梁与臂膀铸造和支撑起中华民族这一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


  我是用心看到了这个事业,并由此掂量出东风儿女自身的分量!我认定:东风少年就是这事业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未来将与这壮丽的事业共同成长。


  无独有偶,不久前几个东风子女在一起回忆往事。现在已经是天津市科技界知名人物的阎耀军也说起他的经历。


  阎耀军在东风小学读书时,父亲在基地一部政治部工作。而少年时代的阎耀军正是在东风那块土地特殊氛围的熏陶下,也曾经亲手制作过火箭,并在首次试飞中把他的作品成功地射上蓝天。
  
  应该说,东风老一代人在铸造共和国航天之箭的同时,还用他们的精神和业绩于无形中催育教化了东风的新生代。


  中国有句老话——子承父业。


  许多年后,当大批东风少年沿着父兄的足迹步入到这支“铸箭”的行列中时,我不止一次地想:我们果然成为了这一事业的接班人。而这支不会有尽头的队伍里还会有更多更新的新生代不断加入,这事业自然也会经过我们的手,一代接着一代地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