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是一位命苦之人，降生人世不足一年，父亲就去世了。妹妹小时候长的挺讨人喜欢，整天价像尾巴一样，跟随在我的身后，要我跟她玩耍。我小时候不愿意与女孩子玩，经常想法把她甩掉，自己去找男孩子一块玩。
小时候我爱游泳，夏天经常约一些小朋友到村头的水湾里去游泳嬉戏。我母亲很不放心，就让我妹妹盯着我，怕我出事。那时候男孩子下水，都是脱得光光的，有女孩子靠近显得很丢人。我就驱赶她说：“都是些男孩子在光腚洗澡（游泳），你来干什么？不嫌丢人吗？快快回家吧！”
我妹妹比我小四岁，我上高中时，她考入安丘担山中学（初级中学）。我考入大学后，她又考入安丘卫校（社来社去中专）。毕业后就在村上当了“赤脚医生”。爷爷去世后，她嫁到了安丘贾戈镇。丈夫是她在卫校上学时的同学，现役军人，部队里的卫生员。没过几年，因病就从部队复员了，安排在安丘管公棉麻油厂当厂医。
我住上三室一厅的大房子（现在算是小房子了）才几年，日子刚刚稳定了一些。老家的妹妹和妹夫来到了济南，妹妹说是乳腺长了个硬块来济南查一查。这一查可把大姐和我吓坏了，乳腺癌后期需要马上动手术。天哪！妹妹才四十岁，孩子还小，怎么会得上这种恶性病呢？两口子都是医生，怎么就不早一点发现呢？
我们国家当时缺医少药，动手术、住院往往需要托熟人，否则，拖的时间会比较长，也找不到好医生。大姐是干医的，姐夫的老同学是省立二院（齐鲁医院）的外科权威。大姐在柴油机厂医院工作，于是，就让妹妹住进了柴油机厂医院，请省立二院的名医到柴油机厂医院来给妹妹做手术。
做手术的那天，我与大姐及妹夫在手术室门外等候。因为，柴油机厂医院没有切片化验条件，开刀取样后，就得迅速到省立二院去化验，等化验结果反馈回来，再决定手术的大小。大姐拿着样本匆忙乘上去省立二院的面包车，我们在手术室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反馈的结果。
姐姐回来了，她眼睛发红含着泪花。她声音沉重带点嘶哑地说：“癌症后期”。噩耗传来，我如五雷轰顶，扭过头去禁不住低声抽泣，用口紧紧咬住自己的食指，哽咽着防止哭出声来。我与姐姐考到青岛之后，都是妹妹在家陪伴爷爷和母亲，爷爷去世后，又是妹妹与母亲相依为命，一直到她出嫁。妹妹在持家、养老方面是有贡献的。因此，母亲来济南之后，每逢春节，我和姐姐就给家乡的妹妹寄点钱，姐姐还给孩子买点衣物。母亲也把攒的零花钱等妹妹来济南时，偷偷地塞给她。可怜的妹妹，还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就得了这种病。我心里像刀绞一样心痛！
还是专家医道水平高，妹妹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出院后紧接着需要化疗，通过商量，我们同意她俩口的意见，回到安丘去化疗。第二轮化疗的药物是我亲自送到安丘去的。
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当我乘火车又转汽车赶到安丘贾戈乡时，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我边走边打听着找到了妹妹的公公家，她公公正在院子里浇花，看见我来了，急忙客气地招呼我坐下。他知道我的来意之后，说：“他俩口子都在管公住。要不，就明天过去吧？”我说：“管公在哪里？离这里远吗？”“管公在安丘西南方向，离安丘四十里地，离这里有五十里吧。”她公公说。“你大老远从济南来，先坐下歇歇，喝点水再说。”她公公接着说。我说：“大叔，我这次专程来是为了给桂美送化疗药的。这样吧，你给我找辆自行车，我抓紧时间赶到管公去。送下药，我明天一早还得赶回去。我只请了一天假。”
我水也没喝，骑上自行车就匆忙向安丘奔去。到了安丘城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穿过城里来到城南，在一个上坡的地方马路分叉了。到底是哪条公路通往管公呢？我只好下车向行人询问。可是，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我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天就黑了，再遇到岔道向谁打听呢？我正在着急，南面来了一位中年男子，我急忙向前向他打招呼：“老乡，到管公棉油厂怎么走？”这次总算问着了。他详细地告诉我：“顺着向西南方向的马路一直走，大约走三十多里有一条向南的岔路，向南走不多远有一个村庄，穿过这个村庄不远就到了。”
我谢别这位老乡，急忙上车向着西南方向奔去。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天上没有月亮，田野里的高粱、谷子、玉米都渐渐模糊得看不清了。出城不远柏油路就变成了沙土路。天气又闷又热，我又饿又渴。路上的行人都不见了，我心里有点害怕。在这前不见村后不见店的漫坡地了，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我汗流浃背，全身都湿透了，两眼直盯着马路的正前方，一个劲地蹬车。盼着有汽车路过，车灯能够照亮马路，有人就会壮胆。但是，汽车刚过周围会变得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慢慢地眼睛才能恢复，看到灰暗地夜晚景象。终于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前面有一条向南去的岔道，我想：“根据我骑车的速度判断，这可能就是拐向管公的岔路口吧？”可是，又一想：“要是拐错了怎么办？”
天色已经很黑了。马路上像死一样的寂静，只听见田野里昆虫的鸣叫声和远处隐约的犬吠声。我的嗓子渴得像冒火，两腿累得像灌铅，心里害怕得有些发抖。心想：“错对就向南拐了！大不了遇到个村庄再打听。”
我骑车下了公路，径直向南而去。没走多远果真遇到了一个村庄，在村头上我看见一位在马路边摆摊的中年妇女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收摊。我赶紧向前搭话：“大姐，到管公是走这条路吗？”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说：“是呀，前面不远就到了。”我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好歹没有走错了路。
“大姐，你能给我点水喝吗？天气这么闷热，快把我渴死了！”“你稍等，我回家给你取。”她说，“我这里已经没有水了，我家就在这村头，我马上就会回来。”一会，这位大姐就拿着一只暖瓶出来了。幸亏这水不是很热，是绿豆汤，我一连喝了两碗，嗓子好受多了。我非常感激这位大姐，说：“大姐，谢谢你！多少留点钱吧？”“天黑了，赶紧赶路吧！不要你的钱。”她说。“这怎么好意思呢？”我顺手去摸兜。她急了，说：“赶紧走吧！我说不要就是不要！”我激动地说：“好呀，还是我们安丘人心实啊！”
谢别了那位大姐，我急忙向南赶路。走了没多远，看见前面有一个小镇，镇上灯光闪闪，还有人在走动。“这大概就是管公乡吧？”我心里想。越来越近了，果真是一个小镇。在小镇的东边有一条柏油路通往一个工厂的大门口。这个工厂或许就是管公棉油厂吧！
我径直朝这个厂走去，到传达上一问果真不错。妹妹的精神状态不错，妹夫赶紧沏茶招待我，他们对我的突然到来感到很惊讶。天这么黑了，怎么找来的？是呀，要是现在的条件，怎么也得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当时我这个校长家里都没有电话。打个电话需要到邮电局去，多不方便！
两个外甥见我从大老远的济南来到家里，高兴得不得了。围着我转来转去，大舅长大舅短的叫个不停。多可爱的孩子，妈妈怎么会得这种疾病。看着两个孩子的高兴劲，我突然联想到我少年丧父之痛，不觉黯然神伤，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由于学校工作忙，送下药第二天就返回了济南。
妹妹手术的效果很好，化疗后在妹夫的精心护理下，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她像好人一样又投入了乡镇的计划生育工作。这一干就是九年，她满以为病情已经痊愈了，工作热情不减当年。由于工作成绩显著，荣获国家计生委的金质奖章一枚。谁知，癌症病魔已经又悄悄地找上门来了。癌症扩散了，腋下又长出一个肿瘤，妹妹与妹夫再次来济南看病。
这时，我已经调到石化技校任教学校长了，阎召庆任学生管理科副科长，他的一位同学在西郊肿瘤医院当大夫。我让学校出车，约着阎召庆，带着妹妹和妹夫一起，到西郊肿瘤医院去给妹妹复查。复查的结果是癌症转移到了腋下。听到这个结果，我止不住眼泪盈眶。听大夫讲：“建议动手术切除。切除之后，大概还能存活五年。若不动手术，发展将是很快的。”
妹妹和妹夫都是大夫，病情他们也最清楚。我征求他们的意见说：“你们两个好好商量一下。是动手术呢？还是保守治疗？”经他们商议妹妹拒绝了手术治疗，决定回家使用保守疗法。妹妹回家去了，她放弃了治疗，病情急剧恶化，一年后就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大姐、姐夫、玉梅和我曾经三次回老家去探望妹妹。
第一次是我与大姐一起去的。马刚已经师范毕业参加工作了，丽娜正在上高中。妹妹当时身体还可以，精神还好。妹夫在家里摆了一些花草，我们在她家一起合影留念。当时一个个眉笑眼开，我心里却好像是在与妹妹作永别的留念，心里酸酸的，强装着笑脸，大概我们都是这种心情吧。
第二次去探望妹妹是玉梅提议的。在电话里听说妹妹的病情加重了，玉梅就说：“趁着桂美还行，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吧。”这时，交通已经很方便了，下午就乘车赶到了管公妹妹家。妹妹已经躺在床上不便下地了，胳膊腿脚都浮肿得很厉害，精神状态也不如从前了。外甥女上高中不在家，我想借机到学校看看这个苦命的孩子，鼓励她集中精力学习，力争考入大学。
外甥女在安丘六中读书，离管公还有一段距离。初春天气还有些寒冷，马钢用摩托带着我，我也没戴帽子，冷风直吹我的脑门，好像钻进了我的大脑，冻得我头脑发僵，身上有些发抖。赶到学校，正是课外活动时间。马钢把他妹妹叫了出来，我们一起走进了她的宿舍。看了看她的居住条件，说了些鼓励她的话，塞给了她一百元钱就告辞了。
第三次去探望妹妹是大姐与姐夫一起去的。回来后我得知，妹妹身体快不行了。妹妹很后悔没有动手术治疗，她说：“一个人快死了，才体会到求生的强烈愿望。就像一个人就要沉到水底下去一样，哪怕是一根救命稻草也不会放过的。”妹妹流下了两行痛苦的眼泪，姐姐扭头离开了她，眼泪夺眶而出，妹妹好命苦呀！
大姐从安丘回来没多久，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妹夫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哭哭啼啼地说：“大哥，桂美去世了，今天已经安葬了。”我悲愤地质问马为民：“你为什么在桂美病危时，不给我来电话？！”我心里既难受又气愤，“这是我的亲妹妹啊！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见她最后一面？为什么不提前来个电话？”我气愤不过，挂断了电话。
听说我堂弟郭兰勇还为这事去与马家吵了一架。我弟弟气愤不过地说：“我姐姐娘家还有人在！不说一声就把人葬了？！人又不是死狗死猫，挖个坑埋了，就算了？！”是呀，我在最后一次去看我妹妹时，小马已经不那么热情了。我临走时再三叮嘱，在桂美病危时一定要告诉我一声。他马为民竟然先斩后奏，奔葬后再给信，是可忍，孰不可忍！
妹妹去世了，不到半年妹夫就再娶了。他厚着脸皮给大姐打电话说，要带着他的夫人来济南认亲。我知道此事后，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四、母亲离我们西去
妹妹去世这件事，妹夫只打电话告诉了我，没敢告诉大姐，恐怕母亲听见受不了这个精神打击。我想：“这是个大事，不能不让母亲得知。怎样告诉大姐呢？”想来想去，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把大姐约了出来，姐弟俩在马路边做坐下来。我问大姐：“你说桂美现在的病情会怎样了？”大姐说：“恐怕快不行了吧！我上一次去她家，看样子她就快不行了。她还说，她心里十分后悔，不该放弃手术治疗。人快不行的时候，才会更加觉得活着的美好，哪怕有一根救命稻草也不会放过！”我说：？“其实，现在她活着也是活受罪！”大姐警觉地看着我说：“你知道桂美的消息了吗？”我含着眼泪压低声音说：“大姐，桂美已经去世了。”
大姐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她哽咽着问我：“桂美临终前小马为什么不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也好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说：“人已经走了，殡已经出了，才打电话告诉我的。咱就想开点吧，就是想去也来不及了。”大姐说：“小马这种做法实在不像话。是不是桂美临终前太痛苦，给她使用了什么？恐怕我们发现，才不敢让我们去的？”大姐心脏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这个打击，我极力安慰和劝说大姐，并且约定桂美去世的消息暂且不要告诉母亲。
好像人的心灵是相通的。自从妹妹去世之后，母亲经常念叨她，说：“你妹妹也不知道来个电话，也不知道病得怎么样了。”我说：“我给她打过电话了，她现在还是那个样。”就这样，用善意的谎言骗了母亲三个多月。
早在三年前，母亲曾经大病一场，拉血不止。这一年母亲正是八十四岁高龄，常言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因此，我与大姐都十分担心害怕。大姐到医院开了最好的进口止血药，才好不容易把血止住。母亲才跨过了这个坎。
母亲的身体一向比较好，很少打针吃药。这次母亲重病给我们姊妹仨敲响了警钟，要赶紧让母亲享受一下晚年生活。妹妹提议给母亲买个轮椅，让大姐和我有时间带母亲到各个公园去逛逛，为此妹妹还给母亲捎来了几百元钱。大姐又添上几百元，让我去买了个轮椅。我打算早一点从副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带着母亲游遍济南的景点，陪着母亲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不知为什么，自从妹妹去世，我一直心里焦虑不安，心烦意乱。过去，我一直认为，宋校长为人有情有义，干工作有魄力，对我信任有加。不知什么原因，现在觉得他独断专行，看着也不顺眼了。有一次学校开除了一位学生，学生家长来学校直接找宋校长，要求退学费。按照学校规定，被开除的学生是不能退学费的。宋校长却说：“这事我们商量商量再说。”我正好就在他跟前，当着学生家长的面就说：“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学校有规定，被开除的学生不能退学费。”让宋校长当场下不来台。
回到校长办公室，宋校长就大发雷霆，说：“我是校长，我说了就算。你为什么当着家长的面，就否定我的意见？”我也不示弱，说：“学校有规定，校长也不能独断专行！要集体领导，不要个人独断专行！”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宋校长气得把他的茶杯摔得粉碎，说：“你这个副校长就别想再干了！”我也不示弱地说：？“说实话，我还真不愿意跟你干了。不过，这事你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下和上抗，不害怕领导。事情过后，我也有些后悔不已，宋校长说的没有错，“商量商量再说”，我不该当众伤害宋校长的自尊。此后，工作还是照旧进行，心里已做好了退下来的准备。说实话，我真的想退下来照顾老母亲啦！
不知宋校长到化工局去是怎么汇报的，期末提拔了三位校长助理。我意识到，这是安排人接我们的班了。我心里很坦然，也很高兴，巴不得有年轻人来接替我的工作，而且，这三个接班人很中我意。这样假期也不用为招生忙活了，可以休整一下，好好陪陪我的老母亲了。
自从有了校长助理，我就主动让位了。我认为，锻炼年轻人，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直接压担子是个最好的途径。“逼上梁山”，能力是靠实践锻炼出来的。因此，我把校长助理陈相福直接推向了第一线。一九九七年暑假，我没有参入学校的招生工作。
这一年的暑假我是陪着母亲度过的。每天早上我用轮椅推着母亲到百花公园去锻炼身体，那时在公园里练法轮功的人很多，母亲就站在里面学练法轮功。教功的老师看到我母亲这么大年纪了还坚持练功，担心会出意外，曾经劝她量力而行。但是，我母亲非常有毅力，八十七岁高龄，一站就是半小时。
有些老年人看见我推着白发老母逛公园，都投以羡慕的目光。她们路过我的旁边时，有的老年人有意提高嗓门地说：“你看人家这位同志多么孝顺！年轻人都是带着老婆推着孩子逛公园，这是推着老妈逛公园。”“多叫人羡慕！现在这样的儿女太少了……”我只是笑了笑，听老人们这样夸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母亲真的衰老了，她的情感明显地改变了，遇到小孩没有从前那么喜欢了，面对盛开的鲜花也不那么感兴趣了。推到哪里，就在那里呆呆地坐着，她那呆痴的目光似乎对周围世界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了。看到母亲那饱经风霜的样子，我不免感到心酸凄凉，心中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痛，像晚秋看到“秋风扫落叶”时的那种感伤？还是像远离家乡“流落在外”的那种凄凉……母亲真的是老了！
这几年母亲总是在我与大姐家轮流居住。在我这里住一个月，大姐给她五十元零花钱；在大姐那里住一个月，我给她五十元零花钱。其实，母亲是很节俭的，她的钱都悄悄地存了下来，很少自己买东西。母亲的脾气也变了。在大姐家待不上一个月，就开始闹情绪，嫌大姐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说玉梅如何如何孝顺；在我这里待不上一个月，又说我的不是，说张言多么多么好。为此，我与大姐基本上是一个月让母亲轮流一次，在一家待够了就换地方，免得他老人家心情不好。而且，每次都是我用学校的面包车（后来是轿车）接送。公车私用，还得感谢宋校长他们的宽容。
人去世之前有没有预感？我现在认为是有的。我最后一次从大姐家接母亲回家时，可能母亲与大姐闹意见了，母亲对我说：“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再也用不着回来啦！”我说：“这么大年纪了，别说些没用的话。用不了一个月又要求回大姐家了。”“这次就不一样了。”母亲拉着长腔说，“这次回去就再也用不着回来了！”
果真如此！暑假刚刚结束，母亲起夜在从卫生间回卧室时，路过门厅摔在了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本来母亲走起路来就东倒西歪的样子，需要有人搀扶着走。每到晚上我都会给她拿好尿盆，早上给她倒掉。我再三叮嘱她夜里千万别一个人去卫生间。可是，母亲太好强，经常不听我的。这不，这次出事了。
出事这天晚上，还真有点神奇！半夜里我被哗哗地的流水声突然惊醒，我慌忙起床开灯查看，发现母亲静静地躺在门厅里，吓了我一大跳。我慌忙地去拉母亲，母亲却说：“不要动我，我摔倒了，过一会自己起来。”这时我看见卫生间里像喷泉一样哗哗地在喷水，我走近一看，原来是马桶的上的水管爆裂了。我急忙关闭了阀门，流水这才停了下来。
我心里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母亲摔倒与水管爆裂怎么这么巧合？等了一会儿，母亲自己还是没能站起来。我与玉梅把她慢慢地驾到了床上。
天亮了，母亲的胯部还是疼痛难忍。怎么办？大哥齐乃宽（已故）是济南市中区医院放射科的大夫，我们决定带母亲去他那里仔细透视一下看看，是否伤着骨头了。我与玉梅打的带着母亲到了市中医院，大哥给母亲做了详细的透视，发现母亲的股骨头部粉碎性骨折。我问大哥：“我母亲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大哥的答复让我目瞪口呆，说：“大娘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糠了。骨折之后难以再愈合。在家躺着吧，要不，贴点膏药试试？反正治好是不可能的了。”听大哥这么一说，我心里难受极了，怎么会这么倒霉呢？
学校开学了。反正这学期我也没有任课，而且也有了校长助理，我打电话给宋校长说明情况，要求请假伺候母亲。大姐给母亲拿来了很好的接骨膏药，可惜几天过去了，也不见疗效。大姐正巧添了孙子张沛然，伺候月子忙得不亦乐乎。我亲自为母亲喂饭，喂水喂药，端屎端尿。
母亲一辈子要强，要干净。腿骨折了，还要我扶着她下地大便。每次大便都痛得她出一身汗。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骑车跑了大半个济南，好不容易买到了医用便盆。使用医用便盆是不用下地了，但是放盆的过程需要抬起屁股，母亲还是疼痛难忍。怎么办？
我把床板放便盆的地方用手锯割出了一个窟窿，大便时直接通过窟窿落进到便盆里。这样就不用抬起屁股放便盆了。可是，大便完了还需要铺褥子，还需要翻身，还是解决不了疼痛问题。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在母亲去世的前几天，大姐来探望母亲，给母亲换上了干净的床单，洗了头擦了身，忙碌了半天。郭士伟的未婚妻张惠媛也来到床前伺候奶奶，喂水喂饭十分亲切，母亲眉开眼笑十分高兴。张丽媛走后，郭士进突然说：“奶奶病重，要不，也让我的女朋友来看看奶奶吧！”这让我与玉梅大吃一惊。郭士进什么时候谈上的恋爱？怎么从来也没提过？
第二天，郭士进的女朋友钱盛来到了家里，给奶奶买来了香蕉等水果。母亲高兴了，钱盛喂了她一个香蕉。我的两位准儿媳如此孝顺老人，我心里感到非常安慰和感激她们。
从母亲去世前的言行来看，人去世前的确是有预感的。有两件事我觉得很奇怪，其一，母亲的提包向来是锁着的，从来也不让别人动，我们知道，里面放的是钱包，指甲剪等随身用品。但是，在母亲摔倒之前，她却全都打开了。并且在摔伤后还告诉我，钱包里有一千多元钱，是留给郭士伟结婚用的。其二，她说：“你大姐家我是再也不去了，我活不了几天了。”
明天就过“八月十五”了，这天晚上母亲吃了一个蒸鸡蛋糕。不过，在我喂她吃蒸鸡蛋糕时，有一个现象使我十分吃惊和害怕。我将母亲扶起头部来喂饭，她突然间向前耷拉了头，眼睛上翻，好像停止了呼吸。我急忙呼喊：“娘，娘，你怎么啦？”赶紧把她平放下，拍了拍背部，才又恢复了呼吸。我害怕母亲离我们而去，立马給大姐家打去了电话。遗憾的是大姐伺候月子，到医院去送饭还没有回家。我把母亲的病情告诉了姐夫，希望大姐能过来一趟。姐夫没有把我的电话内容转告给大姐，担心大姐身体不好会累跨的。他却不知道，这件事造成了大姐终生的遗憾。
自从母亲摔伤之后，每天夜里我总是按时起来给母亲喝水或换尿布。这天夜里我总感到心里不安，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好像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我几次去看母亲，母亲都在喘着粗气。“八月十五”凌晨一点，我发现母亲在“倒气”，守了她一会儿，我回卧室迷糊了一会，再回去看母亲时，母亲已经双眼紧闭，安然地停止了呼吸。慈母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悄悄地走了，她显得那么安详和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