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文化娱乐与插曲
自从来到潍军垦农场，我们的生活内容就是：田间劳动，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教育训导，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随着冬闲的来临，我们连队的文化生活也随着活跃了起来，连队里要组织新年文娱汇演，要求各班都要积极准备文娱节目。那个年代，文娱节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歌颂毛主席，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管什么文艺团体都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我们班有两位文娱骨干分子，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有人提议：“要不，就把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忠’字舞改编一下，全班一起跳‘忠’字舞吧！”我觉得是个好主意，不用费多大劲就可排练出来。
汇演那天，尽管都没有化妆，也没有表演舞台。同学们能够欢聚在一起，演出自编自导自演的小节目，大家还是挺开心的。
团里还从各个连队选拔出来能歌善舞的男、女同学，大概男女总共有二十几人吧，成立了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解放军干部担任队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各连队去慰问演出，他们的演出节目有一定的文艺水平，不但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而且还有一定的艺术性。记忆犹新的是“丰收舞”，从整地、插秧、施肥、喷药，一直到收割、入仓，运用舞蹈的形式，表演得活灵活现，唯妙唯俏，引人入胜，这可能是“演员”们亲自体验了生活的缘故吧！艺术来自生活才有生命力；艺术高于生活才有吸引力。
正当大家沉醉在丰收的喜悦之中的时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发生了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情。宣传队的队长（一位解放军正排级干部）和一位女大学生宣传队员偷情被抓获。解放军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那时，不少女大学毕业生都想嫁给解放军军官。他们政治条件好，身体健康，又有社会地位。现在看来，他们是谈恋爱没有把握住，偷吃了禁果，本来不该逮他（她）们。
那时，解放军的纪律十分严明。男女偷情可不像现在这样宽容。连队里把那位犯错误的解放军排长的帽徽和领章撕掉，开除了军籍；女大学生被责令写检查，全连组织批判这种追求“低级趣味”的资产阶级作风。那时，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
十一、到鲁西南报道去
终于盼到了“二次分配”的到来。连队里开始做“一切服从祖国需要”的思想教育活动。
我高兴地把分配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爷爷，爷爷接到信后马上赶到了农场。我的家乡离潍北农场只有百余里地路程，当天就可赶到。他赶到农场的目的是想与连首长反映一下情况，请求把我分配到济南或留在潍坊。
我作为一个班的班长，理应带头服从组织分配，不能给领导提什么条件。我只有一种表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时，分配方案中济南有三个名额，潍坊也有几个名额。连队首长看到我“很能干，是块好材料。”曾经暗示过我，有意把我留在部队工作。我心里暗自高兴，那时解放军的社会地位和声誉特别高，女大学生往往想嫁给解放军军官，军人政治条件好，身体好，复员后工作安排得也好。
爷爷的到来使我担心他会找连长提出什么要求，显得我言行不一。我极力劝阻爷爷，说：“我上大学是党和人民培养的，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已经写了决心书，坚决服从分配，你千万别再找连首长提我的分配问题了。”爷爷很尊重我的意见，尽管见到了连长，也没有提及我分配的事情。
事情和我预想的大不一样，不但没有把我留在部队，反而，分到离我家乡最偏远的菏泽地区去了。据首长讲，团部要求留文科大学生，做文秘工作，而我是理科毕业生不符合条件。因而，曲师中文系的M同学留在了部队，我却被分配到他的家乡菏泽去了。我已经向领导表过决心，向雷锋同志学习，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丝毫没有怨言，我是这样说的，当然也要这样做。我带着爷爷找人做的两个木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农场，爬上了欢送我们的军用卡车。
还是在冬天，还是乘坐军用卡车，不过这次不是由学校到部队农场，而是由部队农场去潍坊火车站。我们将从火车站乘车奔赴山东各地去报到上班，真正地踏进社会了。
我们分配到菏泽地区的一行十几人辗转兖州来到荷泽县城。那时还在“文革”期间，政府正常的工作秩序已经遭到破坏。我们来到荷泽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报到时，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还没有成立，还没有人分管这件事情。于是，“革委”就把我们安排在菏泽师专的学生宿舍里暂住了一夜，等到第二天再说。
第二天来人传达了我们的去处，我们来这里的山大数学系的毕业生一共三人，除我之外，还有家是郓城县的仪洪勋和家是青岛市的赵克友，我与仪洪勋（山大著名教授退休）分到了郓城县，赵克友（青岛大学教授退休）分到了梁山县。
我到郓城县革委报道后又被转到教育组（县教育局），教育组又把我安排到杨庄集高级中学。同我一起到郓城报到的还有一位家住济南的山师毕业生，她家是山工的，她爸爸是山工的教授。这位女同学，体格健壮，四方脸庞，眼大有神，面带微笑，开朗大方。她听说我也是去济南的，报上到之后我们便结伴而行，一起乘上了去济南的敞篷车。
敞篷车是因为临近春节而增加的长途客运汽车，内部设施极差，连现在拉牲畜的车都赶不上。上车后，她主动为我提着那个伴随我军垦的收音机，面对面地席地而坐。她热情地问我这问我那的，我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一样，一一做了回答。那时，菏泽至济南的公路是土路，敞篷车跑起来尘土飞扬，好像拖着一条滚滚的黄龙在奔驰。由于涡流的作用，黄土一阵阵旋转着扑进车厢内，所有乘客的头上、脸上和身上布满了尘土。就这样一巅一簸地直到傍晚才开进济南市。
我与这位女同学同在解放桥下车，下车后她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做客，被我婉然谢绝了。我告诉她，在济南我有女朋友，我大姐也在济南。她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有些不好意思地告别而去了。
十二、简陋的婚礼
“我被分配到鲁西南农村的一所新建高中教书，那里是山东省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我的女朋友得知这一消息后会怎么想呢？她愿意随我到鲁西南这个偏僻、贫穷、落后的地方去生活吗……”从解放桥到济南化肥厂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济南，我唯一的亲人就是大姐，我先到了济南第三医院大姐家。姐姐看到我那灰头灰脸破衣烂衫的样子，劝我换换衣服理理发，打扮一下自己，明天好去见我的女朋友。我说：“没有那个必要，我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色。看着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当时，贫穷是光荣，极左是革命，我的思想自然有时代的烙印。
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听姐姐的话，头发没理，衣服没换，穿着军垦时发给的颜色已经泛白的破旧军装，军装的两肩上还各有一个补丁，猛一看好像带着肩章似的。我就是这样去见女朋友的，我觉得这样最真实最实在，这就是我的性格。
我来到济南化肥厂机修车间，她的同事们都用怪异的眼光看我，上下打量我。她们告诉我玉梅休病假回家了。我心里有些着急不安，匆匆忙忙地赶到济南二七新村她的家。她犯了阑尾炎在家休息，看上去面色蜡黄，显得有些憔悴，心情不是太好。
我坦率地对她说：“我已经被分配到荷泽地区郓城县杨庄集中学教书，那里生活条件很差，离济南也较远。你认真考虑考虑，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咱就结婚；如果不同意的话，咱就分手。”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分到哪里还不是一样，我没有什么意见。”可是她妈妈还有些顾虑，说：“你是独子，玉梅体弱多病，就怕影响你郭家传宗接代。”看来，老人家还是有一定顾虑和情绪，怕闺女将来跟着我受苦。不管怎么说，两家都同意马上结婚。
我们开始筹备结婚的事宜。那个年月，富裕的人家不多，我们两家在经济上更是拮据。我母亲从老家借了点布票，给我做了一件浅灰色的中山服上衣。大姐送给玉梅一件米黄色呢子上衣。又做了两床新被子，还买了些糖果。在化肥厂五号楼（下层是招待所）顶层的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把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摆上一张课桌（床、课桌都是借的公家的），我带来两个箱子，她有一个箱子，就算准备好了新房。
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四日，这是我们夫妻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和玉梅俩家的亲人，还有玉梅的同学和同事，一共不足二十人在一起热闹了一阵子就算结婚了。现在结婚都要选吉日良辰，那时我们谁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竟然就这么巧，这一天是情人节！这也是我在结婚三十周年后重拍结婚照时才发现的。
结婚那天有两件事，现在一想起来就心酸。准备新房时，没有布票买窗帘布。大姐就把医用纱布用红墨水染红了，挂在窗子上当做窗帘；结婚那天，大哥发现连个痰盂也没有，就去商店买回来一个。婚房只是一个单间，没有卫生间，晚上起夜需要用痰盂。
说实话，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老百姓可真够穷的。我们的婚礼就在这二十平米的新房里进行。两家的亲人和她的一帮同学（在化肥厂上班的）在一起，一人一把糖果，大家热闹了一番，就算结婚啦。那像现在，结婚前先装修新房，拍婚纱照，在大酒店里隆重举行婚礼。还是小平同志说得好，“穷不是社会主义”，是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老百姓引向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从此，中国老百姓才不缺吃不缺穿，过上了好日子。小平同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回想起去登记结婚的路上发生的那件事，至今心里还有点后怕。结婚登记那天，我骑着姐夫家的一辆旧自行车去找玉梅，那时我还不会骑车带人。玉梅说：“那就让我骑车带着你去登记处吧！”
我们从市立三院大门出发，沿马路向东去找结婚登记处。可是，她骑着自行车，我坐在车后面，一边走两边看，一直到济钢也没有找到。实际上，结婚登记处就在我们楼下的南边，东郊人民公社院内。太近了！我们却背道而驰向东找去了。
在返回的路上，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来了一辆带拖斗的卡车，司机不断鸣高音喇叭，正在向我们高速驶来。当时，我们都心慌了，为了躲避汽车，玉梅就开始靠向路边。那时的这段马路不像现在这么宽阔好走，在路的中间铺有一条不宽的柏油路面，两边都是沙土地，柏油路与沙土路之间让雨水冲出了一个小台阶。自行车的闸不好用，又是下坡，自行车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当拖斗车路过我们身边时，突然响起了高音喇叭。玉梅心慌，车子骑到了台阶的边缘上，一下子连车带人摔在了马路边。庆幸的是，自行车向马路外侧倒下了，倘若倒向马路内侧，我们可就没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