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第一次谈女朋友
一九六八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可是，没上几天课就又乱套了。同学们由于长年东跑西窜已是心猿意马，再重新坐在教室里，学习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学知识，已经坐不住了。另外，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同学觉得，这些抽象的数学知识离工农生活实践太远，学了也没有多大用处。于是，班里部分好学的同学就自发组织起来，跑到胜利油田去学电子计算机去了。
听老师说，全省当时只有两台电子计算机，一台在济南火车站，一台在胜利油田。那时，我们计算班（专门组）用的是手摇计算机，每人一台，就算学习条件够好的了。说起来有点可笑，堂堂的山东大学只有一台电子计算机模型。现在多数城市家庭都有计算机，而且连小学生都会操作计算机。而那时我们数学系计算专业的学生，却连真正的计算机都没有见过，真是可怜至极！可见，文革期间我国的科技水平有多么落后！
同学们纷纷走出教室，学校又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有一天，我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李祺华，从她就读的山东医学院（现山东大学西校区）来找我玩。在交谈中，她告诉我中学的同学孙美云已经结婚了，爱人是山师毕业的，是她的表哥。听到这一消息，对我而言丝毫没有感到任何意外，心里很平静。因为，自一九六四年学校里政治思想教育抓得很紧，再三强调重点大学的学生在上学期间绝对不能谈恋爱，更不能结婚。当时，我担心同学之间疑神疑鬼，怀疑我谈恋爱。因此，从此就逐渐地不与孙美云同学书来信往了。
我与孙美云同学仅仅是要好的朋友关系，保持通讯来往，并非恋爱关系。我也曾在信中追求过她，但是，她却措辞婉转地谢绝了我。说是她的（政治）条件不好，配不上我。我想，可能是人家嫌我是农村人，家境贫寒，土里土气的，看不上我吧。因此，我一直把对她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心想，如果有缘分的话，就等我大学毕业再向她求婚吧。
谁知，‘文革’带来的动荡，毕业时间的推迟，一个女孩子那时谁能等到二十五六才结婚？我想，我只能把这个过去曾经有过的美好向往，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让它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吧！从此之后，我便开始考虑个人的恋爱婚姻问题了。
家乡的大姑给我介绍了她村上的一位民办教师，她个子比较高，身材丰满，留着短发，大眼睛，白皮肤，性格开朗。一开始是书信来往，暑假里她主动到我家里见了一面。我的母亲当时是村里的接生员，正巧那天有接生任务还没回来。我就与她交谈了家里的基本情况，无非就是家庭成员和家庭出身什么的。她落落大方，心直口快，给我的第一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母亲完成接生任务之后，急急忙忙地赶回家中，为未来的‘儿媳妇’做饭。记得母亲做的是面条加荷包蛋，这对于我家而言，就是最好的饭食了。吃过午饭，我一直把她送到村外回家的路上。后来我听说她在回家的路上呕吐了，老疑心我母亲接生的手不干净。这件事我听说之后，心里非常懊恼。我母亲忙里忙外地伺候她，结果还怀疑我母亲的手不干净，太伤我的自尊心了！
开学后不久，我收到了她的来信，她在信中提到“听说你家不是贫农，而是富裕中农。”看到这里可把我气晕了。心想，什么富裕中农还是贫农？这分明是不相信我说的话。确实，村上有的人家嫉妒我们家，竟然有人背后还说：“他家是什么贫农？贫农能够供两个孩子上大学吗……”这话真让人啼笑皆非。解放了，不是穷人翻身得解放了吗？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就不能上大学呢？再说，大学是有钱就能上的吗？他们哪里知道，是人民助学金为我们姊妹仨上学提供了资助。也难怪他们会这样说，那时消息闭塞，农民根本不了解城里的事情。说难听的，是愚昧无知造成的。
当然，据老人讲，我家在解放前也曾经富裕过。不过，自从我父亲遇难后，家境就一天不如一天地败落下来了，到土地改革前我们家已经很贫穷了。怎么会划成富裕中农呢？想到这里，我气愤不已，立即给她写了回信，退回了她的相片，明确表示断绝恋爱关系！心想，人家怎么说都行，我都能忍受；我的女朋友竟然也随着这样说，太伤我的自尊啦！
后来，听说她为此事一直后悔不已，不该听信村上人的那些闲言碎语。她还托她的妹妹（她妹妹和我妹妹是安丘卫校的同学）找我妹妹说和，想恢复关系。我这个人从小就天生倔犟，说到做到，从来不朝三暮四。从此，就彻底断绝了与她的一切交往。
十五、约会四里山
实际上，我大姐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的这门亲事。她说：“你将来又不回家乡工作，找个农村媳妇很不合适。”我还振振有词地说：“我看你是忘本了。怪不得人家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呢！’咱不就是农村孩子吗？找个农村对象有什么不好？”真想不到，连农村民办教师都怀疑我家庭出身有问题。可见，当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有多么强！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来讲，影响是很大的。
大姐一直关心着我的恋爱婚姻问题。她那时在济南第三医院工作，想给我介绍医院的护士，我没有同意。我想，我本身就是个“臭老九”，再找一个“臭老九”，臭上加臭，这辈子政治上还能翻身吗？找农民未成，我决定找工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么！另外，我的家庭条件差，找一个家庭条件也差的，就不会嫌我家里穷了。
我大姐在三院的一位邻居是郭同经大夫，他擅长治疗癫痫病，在济南有一定的名气。大姐托他给我介绍了一位济南化肥厂机修车间的工人齐玉梅。我想，大姐和我身在他乡，举目无亲，能找一个省城的工人就算不错了。因此，我表示同意见面。
三院的职工宿舍是排列整齐的一排排平房。房外有个小厨房，进门就是‘客厅’。我推开郭大夫的家门，心里有些发慌，打了声招呼就坐下了。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身材苗条，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留着两条长辫子，头发有点发黄，穿着十分朴素。她性格开朗大方，我们一见如故，谈得比较投缘，也没有说多少话，她就约我第二天去四里山玩，我对她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就欣然答应了。
我们的约会地点定在济南八一广场（在现在的八一立交桥东北方向，广场早已不复存在）。第二天，我按时乘车来到八一广场，顺着英雄山路向南望去，只见齐玉梅身穿素花上衣，下穿蓝裤、布鞋，身后飘着两条长辫子，轻飘飘地向我走来。
四里山山脚下有一片翠绿的苗圃。我们并肩穿过苗圃，一前一后攀登四里山。在一个上崖的地方我伸手拉了她一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拉女朋友的手。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是不能轻易拉手的。在四里山上我们闲逛了一会儿，在一棵松树下坐了下来。我们欣赏着四里山的美景，互相介绍着自己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会，她说：“我家就在马路对过的二七新村，很近。到我家里去坐坐吧！”我正好想进一步了解她的家庭状况，就一同下山来到了她家。
他家七口人，住两间平房，显得格外拥挤，里间里放着一张破旧方桌，和两把旧椅子。他家里有二大爷、兄弟姐妹五人，看样子家庭十分困难。这倒是符合我的心愿，贫困的家庭条件，工厂的工人，这两条正符合我的择偶标准。我未来的丈母娘见到我眉笑颜开十分高兴，热情地接待了我，亲自做炸酱面共进午餐。
从此，我真地爱上了她。我把她给我的相片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每天睡前总是悄悄地拿出来偷着看一会儿。我在上铺，也无人发现。那时，我有一个梦想：大学毕业留在济南当一名工人，既可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又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夫妻双双是‘工人阶级’该多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增加，我的理想也随着变得现实了。想当数学家的理想成了泡影，当数学计算工程师那是“臭老九”，还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吧！
终于盼到毕业分配的文件下达了。转达文件时，工宣队特别强调分配的基本方针，那就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滩涂，面向基层。我们数学系的分配方案是：少数人到天津、沈阳、洛阳、丹东等中央直属的厂矿企业和研究机关，多数人留在山东。而留在山东省的同学需要先到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劳动锻炼之后再进行第二次分配。
我把分配方案告诉了玉梅，经两人商量，基本意见是留在山东。当时的学校革命委员会号召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是一个农村考出来的穷学生，是人民助学金把我培养出来的，我没有理由不服从学校的分配。
我明确表态，向雷锋同志学习，党叫干啥就干啥，坚决服从学校分配。我如愿以偿留在了山东，先去6167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不管怎么说，总算是熬到头了，从此生活上就可以自立了。临行前，我到济南化肥厂找到女友齐玉梅，我们一起到王舍人庄照相馆合影留念，把恋爱关系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