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到工厂去
没完没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在继续进行。同学们普遍产生了厌烦情绪。年龄都老大不小了，就这样你斗我，我斗你，在学校里瞎折腾，何时才是尽头？ ‘文革’伊始我与好友刘炳君同学的观点就是对立的，他参加了山大兵，我参加了山大主义兵。可是，当‘文革’进入到当前的打内战时期，我们两个反而有了共同语言。我们都深深地感到“文革”好像搞乱套了，大学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学生的这种闲散生活也实在是太无聊了。
为了打发时光，我俩经常沿着山大周围的农村小道转悠来转悠去。有时转悠到洪家楼教堂附近，在过街楼下有一家卖‘高温肉’的小酒馆。高温肉价钱便宜，我们就买上一盘高温肉，一人二两白酒，借酒消愁，边吃边喝边发牢骚，排解心中的忧闷。像我们这些在校‘贫困生’实在耗不起时间，早就巴不得快点分配了，好挣点钱养活自己和照顾家庭。我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逍遥派”了。
‘主义兵’被王效禹镇压下去了，学校里又冒出来一些其它名堂的造反派。造反派头头们也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了，争权夺利，‘文斗’发展成了‘武斗’。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头头时指出，红小兵犯错误的时候到了。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青年学生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也是为了逃避学校的混乱局面，我和刘炳君等三位同学去济南机床五厂（当时在黄台车站对面）参加劳动，自觉地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济南机床五厂的前身是济南制锨厂。工厂的规模很小，在一个大车间里既有制锨生产工序又有制造车床配件的生产工序。我选择了最脏最累最不安全的制锨铡板岗位，另两位同学一位学车工，一位学划线。
铡板机打开以后，就不停的上下运动，差不多每秒钟上下铡板一次。铡板完全靠人手操作，两手抱着一米多长的板条，铡一块，往前推一下，再铡一块，再推一下。铡完一块板条，再起身取来一块板条。这个活很简单，可是又脏又累又不安全，常常弄得一身铁锈，累得直不起腰来。
我们在工厂里上班，跟着工人执行“三班倒”。怕影响同宿舍的同学睡眠，怎么办？反正都不上课了，于是我们干脆搬到教室里去睡。我们把课桌并在一起做床，半夜里下班回来，简单地洗刷一下就爬到桌子上去睡觉。我们一心想通过吃苦来磨练自己的意志，体验一下工人阶级的生活。
十二、工宣队开进学校
一九六八年秋，学校进驻了工宣队，组织学生批判刘邓路线（刘少奇、邓小平路线）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所谓“早请示”，就是早上起床后，以班为单位站好队，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由一人带领大家一起呼喊：“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我们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所谓“晚汇报”，就是全班同学集合在一起，由工宣队总结汇报一天的“革命工作”成绩。
形式主义的东西越来越泛滥，越来越升级，以至于发展到一日三次“饭前请示”，每次到食堂去吃饭之前，全班同学要集合在一起，由一人带领呼喊：“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走到食堂之后，食堂也暂不开饭，等待大家聚齐，再一次进行“饭前请示”。你想，我们又不是和尚，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整天价和念经一样，干这些十分无聊的事情，心里还能不烦吗？常言道：“闲饥难忍”，饭前一个个饿得心里发慌，哪有什么心思搞“请示”、“祝愿”！为了发泄烦闷，同学们手拿调羹、筷子一个劲地敲盆打碗，一阵阵地起哄，催促炊事员快点开饭。这时，食堂大厅里挤满了人，吵吵嚷嚷乱哄哄的，说话都听不清。时常急得炊事员跳到柜台上去大喊大叫：“大家注意啦！现在我带领大家进行请示，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永远健康！”话音刚落，敲盘子砸碗声响成一片。当时，不请示是不能吃饭的。
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同学们对“请示”、“汇报”一开始还做得比较认真，时间久了，这种简单、机械、毫无意义的重复，使得大家产生了厌烦情绪。本来是以班为单位的活动，改成了以宿舍为单位进行，不久又改成几个人一组进行，最后变成了单人进行。其实，单人进行就是不做了。有人看见时，就在毛主席像前念叨几句；没人看见时，就谁也不请示了。
在封建社会里，见了皇帝才下跪喊：“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见不到毛主席，却要一天三时“请示”、“汇报”，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有谁不烦呢？而且，形式主义的东西泛滥成灾，唱什么“忠”字歌，跳什么“忠”字舞。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进商店购物，开口就得先“祝愿”，要不就得背一段“语录”，否则，电话那端就不讲话，售货员就不理睬你。现在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可悲，可是当时那才是十分‘革命’的表现呢！
整天不上课闹革命，哪有那么多“命”好“革”？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成员也觉得在学校里呆得无聊。有些工宣队成员是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进工厂当了工人的，他们现在倒成了“领导阶级”，而考取大学的同学却成了“被领导阶级”，这连工宣队员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大部分工宣队员对我们大学生都很客气，说话也很谦虚；只有个别人不知天高地厚，吆五喝六，装腔作势，俨然像个上级派来的领导干部。记得有个年轻的工宣队员有空就往大学生宿舍里跑，虚心地向大学生学习安装收音机的知识。
十三、跟着白师傅学电焊
还好，工宣队安排我们进工厂劳动锻炼了，我们几个被安排到济南向阳化工一厂。当时，这个小工厂位于大明湖畔附近，生产银粉，主要是供给制造飞机的企业使用。（早已搬迁至济洛路）工厂里只有一个球磨车间，电焊在室外场地进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L形二层办公小楼，我们就住在二层的一间大屋里。陪同我们下厂的，还有年级政治辅导员颜世坤老师他本系毕业，刚留校不久。颜老师为人随和，面带笑容，见了我就笑呵呵地说话，像个老大哥一样可亲。
我们在这个厂里除了参加劳动，还参加他们的集会、“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这时，报纸上已经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定性为“在十七年旧教育路线的毒害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上有人开始称我们是“臭老九”了。文革期间，奉行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路线，就连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十七年的青年知识分子，竟然也弄成是“资产阶级的”，也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了。明明是自己的孩子硬说成是让别人培养坏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在工厂里，我被安排跟随一位姓白的师傅学电焊。她年龄比我小，只有二十岁左右，留着短发，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爱说爱笑，热情大方。她除了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之外，就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打火，怎样防止假焊，等等。不知为什么，厂里有人告诉我，说她家庭出身不好。意思是少与她说话，免得受到不良影响。我就奇怪了，进工厂不就是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吗？不是接受他们的“再教育”的吗？不交流怎么接受再教育呢？那个时代的有些说法和做法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向阳化工一厂是街道办的一个小厂，厂里的职工不多，总共不过几十口人。厂里就只有一个大车间，工人们劳动、学习和集会都在这一个车间里进行。下厂不久我就发现，在开会或学习时，有一位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总是挨着我坐，还时常羞答答地主动跟我说话。有一天，她悄悄地跟我说：“郭老师（济南对一般人都尊称为‘老师’），把你的《毛泽东选集》借给我看看好吗？”我点头表示欣然同意。过了两天，当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时，她独自一人走进了我们的宿舍，把借我的《毛选》还给了我，还用眼神示意书里夹着东西，她神色慌张，两颊绯红，放下书转身就跑出去了。
她走后我才发现书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愿意和我交朋友，还有约会的时间、地点。看过纸条，我的心砰砰地跳个不停，心里有些发慌，赶紧把纸条收藏了起来。看来，她真喜欢上我了，想与我交男女朋友。那个年代，约会就是交男女朋友。遗憾的是，她不知道，我早就有心上人了。在我的心里只有青岛那位女同学，因为当时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允许谈恋爱，我们只好保持着一般的通讯联系。文革大潮的到来，使我们暂时失去了联系，可是我的心里却一直只有她。与我接触的女孩，有些也使我产生过好感，但是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谈恋爱的念头。
前不久，安丘卫校我妹妹来济南串联，我把她安排在数学系一位女同学宿舍里住。我与这位女同学是老乡，她对我妹妹特别好，生活上跑前跑后关怀备至。我妹妹回老家时，她和我一起有说有笑的把妹妹送到黄台火车站。从黄台站返校时已是半夜时分，那时从黄台到山大新校是一片荒野，只有一条人行小道。在返校的路上，我担心她害怕，让她走在我的前面。就这样一前一后一直走回到学校，路上竟然一句话也没说。这位女同学，个头不高，朴素大方，在班里任团支部书记，素质高，长得也秀气，她给我的印象很好。假期里，她回老家曾去县城找过我妹妹玩，传达对我的好感，但是我丝毫没有动心。我年轻时感情就是那么专一。
现在又碰上了这个像中学生一样的女工，怎么会让我动心呢？再说，文革期间人人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很紧，什么“家庭出身”，什么“社会关系”，都得查得一清二楚了才能交往。谁敢随便交女朋友啊？遇到这种事应该怎么办？我日后怎么面对她？我胆小怕事，就怕闹出什么风波事来不好收拾，想来想去还是靠“组织”，找颜世坤老师谈谈。
我找到了政治辅导员颜世坤老师，毕竟他比我有社会经验，就把事情的经过如实告诉了他，他笑着对我说：“呵呵！我们学校有规定，在校学习期间不能谈恋爱。这样吧，你见到她就像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像平常一样对待她就行了。”可是，从那天起一直到离开这个工厂，见了她总是感到不对劲，她也是面色绯红，显得很不自然。在那个时代也只有这么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了。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对不起人家。不管怎样，人家的感情是还纯真的，这样置之不理，有些对人家不尊重，应该给人家解释一下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