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横渡黄河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为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济南市组织了全市革命群众横渡黄河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我与刘炳君都被选拔上了。我心情十分兴奋，这是一次很有记念意义的活动，也是对自己一次很好的锻炼。
我从小就喜欢游泳，游泳在我家乡叫“下湾”。小时候，在炎热的夏天，村上的小朋友无处玩耍，就到村头的水湾里去，脱光了衣服泡在水里乘凉，学着浮水（游泳）。开始，只会在水边打澎澎，进而学狗扒水，扒着扒着身体就会浮了起来。有一次，我正在练习狗扒水，一不小心滑到深水里去了。我慌了，赶紧用尽全身的力气紧张地朝着岸边扒水。结果，在惊慌之中游起来了。就这样，练出了最基本的游泳技能。
我学游泳其实是自学成才的。那时不知道游泳的各种标准姿势，什么“狗扒”“打澎澎”“侧游”“仰游”无非都是农村人自己的发明创造，各种姿势也没有什么标准。就我这点本事，在青岛上学期间，我还多次越过学校的院墙，到海边去游泳。那时，自己又学会了“蛙泳”。夏天，在海边游泳是十分舒服的，当潮水刚刚凸起，在海浪形成前夕，你向前扑过去，海潮就会一下子把你托了起来，全身有一种飘起来要飞的感觉，那种感觉简直是太舒服了。
文革前，山东大学在老校修建了一个游泳池。那时，游泳池只对内开放，票价很便宜。一到夏天，我就几乎天天去游泳。侧泳和蛙泳都很熟练了。我还学会了跳水，就连翻身跳水也不在话下。我在潜游方面也大有长进，从游泳池的这边（宽边）可以一直潜到对边。当时我身强力壮，浑身觉得有用不完的力气。
为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济南市组织横渡黄河纪念活动，我自然要报名参加了。七月份正是黄河上游的雨季，河槽涨满了水。黄河在雨季水流喘急，泥沙俱下，常常会有漩涡生成。横渡黄河就怕遇到漩涡，听说，漩涡就像井筒一样，人若是遇到它，就会一下子沉入河底。然后，再慢慢地被漩涡漩出来，如果没有足够的憋气能力，就会淹死的。
横渡黄河那天，沿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们乘坐着敞篷车来到黄河洛口下游的一个渡口。岸边插满了彩旗，河里准备好了一艘救生大轮船和若干只救生小船。滔滔的黄河水从西方而来，滚滚向东方而去，气势宏伟而壮观。各单位的游泳大军，都换好了衣服，等待市领导的号令。
领导讲的什么，我已记不清了，无非就是赞颂毛主席和表示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的宣言。发号令的枪声响了，一拨儿一拨儿的游泳健儿下水了。当我来到黄河边时，我心里不免有些胆怯。岸边的水流很急，要不是动作速度快的话，下到水里也会被冲回岸边来。我根据速度的合成和分解原理，选定了跳水的方向，下定决心一跃跳入水里，高速地游过了激流地带。
我时而用蛙游，时而用侧游，奋力跟着前面的人群前进。我的心情一会儿就镇静下来了，我抬头向岸边望去，岸边的景物高速向后闪去，远处天也转来地也转，像是坐在高速列车上向窗外望去的感觉一样。心情放松了，游得也轻松了，不知不觉就游到了黄河对岸。
游到对岸，游兴未尽。同学们都陆续上船，等候返回。我与刘炳君私下商量：“我们不上船，干脆再游回去！”他欣然同意。我们两个向上游奔跑而去，跑了一定的距离，心想：这样随水流而下，大约会游回对岸的出发地。于是我们二人又跳进了黄河，奋力游了回去。
年轻人做事有时感情一冲动就会忘乎所以，不知深浅。倘若，在返回的过程中遇到漩涡怎么办？遇到身上抽筋怎么办？没有救护船的保护，会有生命危险的。这是一次违反集体纪律的盲目举动。为什么青少年常常会出危险？就是因为勇敢有余，理智不足，安全意识缺乏。庆幸的是，这次我们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可是，我们听说，在救生轮船边却发生了人身事故。
有几个横渡黄河者违反纪律。因为游兴未尽，迟迟不肯上岸，在救生轮船附近游来游去。救生轮船好像是两只船连体的那种结构，根据流体力学的知识，两船之间的流速是特别大的。结果把两位横渡黄河者吸了进去，被船后面的螺旋桨给活活地绞死了。
我们游回对岸时，才听到这一噩耗。我们也被这惊人的事故吓出了一身冷汗。纪律，集体活动一定要遵守纪律，否则，会出现生命危险的，这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可是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泛滥，青年人都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脾气，什么事也敢干。
这次横渡黄河的活动，给每一个参加者发了一枚纪念章，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
九、新红军长征队
“文革”运动迅猛发展，全国又掀起了革命大串联的高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学生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出校门，去宣传、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快，工人、农民也起来搞文化大革命了。类似的，他们也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人斗人的混乱局面遍及全国各地。
“与人斗其乐无穷”，学校内竟然发展到揪斗班级干部的局面。我也是学生干部，我很清楚，那些参加了“老保”组织的学生干部，他们的思想品质还是不错的，仅仅是对文革中的问题有不同认识而已。现在造反派翻身了，一些平时就对班干部有意见的“造反派”，借机批斗他们，发泄自己的私愤。我认为，他们批斗同学纯粹是瞎胡闹，偏离了文革的宗旨。学生干部还没有踏进社会，哪来的“走资派”？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女同学，高干子女，平日里对我很关照，他们也好意思拉出来批斗。我不想看着同学之间搞得这么难看。
你斗我，我斗你，这种混乱局面何时休？于是，我借步行串联之机，逃离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境地。我参加了年级自发组织的一行十三人的“新红军长征队”，我们打算一直步行到毛主席的故居韶山，沿路宣传文化大革命，到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卷，从济南出发了。初冬的凉风清爽宜人，麦田的麦苗随风舞动，离开‘是非之地’倍觉轻松愉快。每天清晨我们沐浴着晨曦上路，傍晚时分投宿到村庄。不知不觉已走出了山东进入了河南。
有一天，我们住进了河南的一个村落。接待站的同志介绍说；“我们这个村的阶级斗争特别复杂尖锐，阶级敌人活动十分猖獗，晚上睡觉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多加小心。”我们男女同学住在一个院里，女生只有仨人，我们男同学担心女同学夜里不安全，就安排男生夜里轮流在门口值班站岗。其实，就是我们带队的三个‘领导’轮流站岗。我这个人胆小，半夜里风吹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响，村里的狗叫声，都会让我提心吊胆。还好，整个晚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有一次我们行进在农村大路上，有一位女同学腰酸腿痛，行走十分困难。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来例假的反应。我们建议派人乘火车把她送回去，她却坚决不同意，还坚定地说：“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历经千难万险，行程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我们吃这点苦算什么！”这个同学就是王丽玉。她在两位女同学的搀扶下，强忍疼痛坚持着继续行进。
过了两天，又有一位女同学感冒发烧，我赶紧找到接待站的同志说：“我们队的一位女同学病了，感冒发烧，能否找点药给她吃？”一位老农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在我们这个地方，说女人‘病了’，就是怀上孩子了。你可别这样说了……”这位同学就是郑秀华。她只吃了两片退烧药，仍然坚持着继续‘长征’。
进入河南兰考县，我们首先一起瞻仰了焦裕禄的陵墓。然后，计划走访焦裕禄生前蹲过的四个‘点’。缅怀焦裕禄同志的丰功伟绩，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儿子。
我们先来到朱家庄。当夜，我发起了高烧，烧得我不省人事，精神恍惚，心想：“坏事了！我可能活不了啦。难道说，我就这样把命送到兰考来了吗？”远在他乡，这时候我特别思念家乡的老母亲，“我要是客死他乡，母亲还能活下去吗？谁来为她养老送终？…”我住在朱大娘家，朱大娘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忙前忙后地伺候我。我吃不下饭，朱大娘就专门亲手为我做了一碗鸡蛋手擀面，我口中发苦吃不下饭，朱大娘又给我找来了白糖，…。我咳嗽得越来越厉害，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了。这可吓坏了朱大娘，她急忙找来了村干部，村干部立马叫人套上驴车，护送我连夜赶往兰考县医院。路上我已经烧得神志不清了，不知怎么回事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我得的是急性肺炎，住院打了三天吊针，身体就好转了。我怕耽误大家的行程，没等痊愈就擅自离开医院和同学们上路了。
我们继续向着武汉的方向行进。早在进入河南不久，就行进路线的选择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成了“大路派”和“小路派”。‘大路派’主张行进路线要选择大路走，这样既安全又快捷；‘小路派’主张行进路线要专选择小路走，深入村庄访贫问苦，又可锻炼吃苦精神。我主张走小路，因为，走小路人烟稀少，恐怕路上吃不上饭，我主张带些锅饼赶路，故有的同学把‘小路派’又戏称为‘郭饼派’。从兰考县城出发，因为我身体虚弱也就投降了“大路派”。
我们步行到达了武汉市。这时正值全国兴起各省的造反派大联合搞夺权运动。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支持下，各省相继成立了由“红卫兵领袖、革命干部、部队领导”三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每当成立一个省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就发表一篇社论，摇旗呐喊，为其叫好助威。
山东省在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的过程中发生了内部分裂，革命干部王效禹（后来，进了监狱）支持山师（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造反派抢班夺权，陷害、打击、镇压山大主义兵。我们听到这一消息之后，都感到震惊和不安。林彪副主席讲：“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大家决定马上从武汉乘车返回济南，以便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武汉火车站候车大厅人山人海，南来北往的革命群众太多，当晚没有买上返回济南的车票。我们只好在车站候车大厅里打开铺盖卷铺在地上，一边是男生，一边是女生，倒地便睡。
非常奏巧，在武汉车站大厅里竟然遇到了我从小学入学一直到中学毕业的女同学张桂兰，她是旅游结婚路过武汉的，爱人是我们小学的同学，参军复员后回到了青岛。张桂兰中学毕业后就在青岛一个国棉厂就业了，他们怎么谈上的恋爱，我也不知道。他们也是由于乘车难而滞留武汉的。初冬季节夜里天气变得有些寒冷，我们寒暄了几句也就彼此告别了。
十、“爷爷病危”
刚刚回到学校就接到了家乡拍来的电报：“爷爷病危，见电速归。”天哪！我还没有大学毕业，难道爷爷的身体就不行啦？看着电报，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我不顾“长征”的疲劳，立即乘上东去的火车，直奔家乡而去。见到爷爷我热泪盈眶差点儿哭出来。
爷爷身体安然无恙，根本没有什么病。爷爷笑呵呵地说：“打电报说我病危，是想让你快些回来。要不，你不会回来的。”原来是我母亲念子心切想的一着。那时，我姐姐在济南第三医院工作，我和妹妹都离开学校步行串联去了。当时通讯条件太差，母亲根本不知道孩子的下落了。她心里怎么会不担心呢？母亲整日里像丢了魂一样，想三想四，就怕我们在外碰上坏人出现不测。前几天，农村到处风传山大主义兵犯了大错误，公安局到处在抓“主义兵”，我母亲更是提心吊胆。出于这两种原因，母亲为了保护孩子，才想此下策，给我打电报，谎称爷爷病危，目的是让我赶紧回老家，以防意外的事情发生。
果真不出我母亲所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回到家乡，一月三十一日就发生了震惊全省的“1.31”事件。传言山大主义兵冲击了山东省公安厅，济南市公安局逮捕了山大主义兵的头头曹经、张发裕他们。还传言，凡是冲击省公安厅的山大主义兵即便跑到农村去，也要把他们抓起来。也不知是天意还是母亲料事如神，让我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我想，我又没去冲击公安厅，还能被抓吗？当时，我村的造反派头头是我本家的文忠叔，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看谁敢来抓你这个山大主义兵！谁要敢来，我非把他的狗腿砸断了不可！没事，你就放心地在家呆着吧！”文忠叔是我爸爸的“小伙计”，在我爸爸生前开铺子时，他是我爸爸的助手。
可是，我还是在家里呆不住，因为去青岛救援剩下的几百斤粮票和几百元钱还放在我的宿舍床下的小箱子里。别忘了，那时的几百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收入。我想，倘若山师造反派砸山大时，弄开了我床底下的木箱那可麻烦大了。我在家无所事事，坐立不安，大概过了一星期，还是执意要回学校去看个究竟。
回到学校，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校园里枯叶遍地，冷冷清清，有几位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迈着整齐的步伐在学校里巡逻。在校的同学对我说，前些日子刚刚“血洗”过山大，由‘山师串指’为首的造反派，联合了山大周边中学的造反派，手持木棒闯入山大，见人就打，见人就抓。山大学生，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跑的跑逃的逃。
那时的中学生头脑发热，也不知怎么‘革命’法好了，目无法纪，随便抓人，随便打人。他们竟然把抓到的山大主义兵带回本校，关进教室，进行拷打审问，威逼他们写检查，只有明确表示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才能被释放出来。不少同学由于革命‘立场’坚定而遭到毒打。真是无法无天！
我想在学校里转转，看看大字报。这时有几位军人荷枪实弹路过我的身旁。还有一帮手持木棒的山大兵在马路上来回走动。我正在看大字报，突然间，不知是谁指着我大喊：“这里有一个山大主义兵！”我一惊，发现他们要抓我！见事不妙我拔腿就跑，急中生智，径直向军管的化学楼狂奔。化学楼是当时的现代化建筑，里面储藏着试验用的爆炸性物品，因此‘文革’伊始就实行了军管。在我身后紧跟着跑来了一位‘山大兵’，他举起棍子向我砸来，棍子落在了我的右肩上，我一个趔趄差一点扑倒在地上。我发疯似地逃进了化学楼，被解放军战士保护了起来。
据说，因为‘1.31’事件的发生，在学校里正在追查冲击公安厅的山大主义兵头头，不知是谁把我误当成山大主义兵的头头了。他们也不动脑筋想一想，凡是他们要抓的人早就逃之夭夭了，哪里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大字报？我把自己这些日子回家乡的事，如实地向解放军战士做了解释，他们又找了我班的一位山大兵来为我作证，这才把我放走。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倘若棍子打在我的头顶上，死不了也会脑震荡。文革是史无前例的人整人、人斗人的一场大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