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赴京学习
雄赳赳，气昂昂，我们山东大学赴京学习代表团一行十几人（当时，山大一共有九个系）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除我之外，他们都是外系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担心与不同观点的人交谈会惹起争端，因此，一路上我一直保持沉默不语。
夜里我们到达了北京，住进了高教部招待所，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住这么最高级的公寓。早上起床后不久，便有女服务员进房间叠被子、扫地、倒水、整理房间。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享受这么高级的待遇，心里感到惴惴不安。早上我们刚刚步入餐厅，我一下子惊呆了，餐厅里还有电视机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电视。你看，多么新奇！电视屏幕上不断的演着节目，或者翩翩起舞，或者纵情歌唱。这是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现在早就被淘汰了。那时，可是很新奇很珍贵的家用电器了。
我们这个代表团是个松散组织，专门有人安排生活，其他学习和活动自由结合。我第一次进京，怕在大城市里走迷了路。头两天，我跟随着大家一起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听说，北大是个万人大学，比山大大多了，是山大的两倍多。当时，山大教职员工和学生总共不过四千人左右。
走进北大，看到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一行醒目的大字标语让我十分震惊，那就是“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还在刘少奇的名字上打上了叉号。看着这大字标语我惊呆了，心想：“刘少奇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怎么能打倒呢？”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在我们大学的教室里黑板上方的墙上还并排挂着毛主席和刘主席的肖像呢！怎么说打倒就打倒呢？…，也不知什么原因，上午刚贴的大字标语，没过多久又让人用大字报给覆盖上了。我们到处向本校的同学打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听说，覆盖“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是周总理亲自指示的，恐怕打乱了毛主席的“文革”部署。
我彻底明白了。看来，在学校同学们辩论的两派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了。为了坚持这一观点，我心里曾经承受着被打成“右派”的心理压力。因为“文革”伊始就有好心的系领导找我谈过话，担心我会犯政治错误。说：“走资派就在党内的观点，本质上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我党。我们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的教训，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把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系领导语重心长的一番话，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可是自己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心想：“毛主席不是说‘赫鲁晓夫’就在身边吗？地、富、反、坏、右能在毛主席身边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他们才在毛主席身边呢！看来，这次运动搞刘少奇是无疑的了。可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阶级敌人了呢？”我心里又冒出了一连串的问号。不管怎么说，我所担心的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顾虑就此烟消云散了。
看了两天大字报，我们代表团又接到了去北京体育场参加革命大会的通知，传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革命群众。这一天，体育场红旗招展座无虚席，大家群情高昂齐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全场整齐地、有节奏地拍着手一个劲地呼喊着。呼喊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激动不已，眼巴巴地望着主席台。一等毛主席没来，二等毛主席还没来。
突然间，主席台上的灯光全都亮了，江青与杨成武登上了主席台，群众的掌声随之嘎然而止。江青拖着长腔开始讲话：“同志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随后，杨成武又讲了话。大体意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大家一定要认清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积极投身到“文革”中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在体育场里响起。会后，我彻底明白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群众揪出我党上层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说不定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们。看来，北大贴的大字报没有错，只是早了点。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小将。这一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飘荡，整个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我们山大代表团的同学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排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统一指挥下，我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西侧席地而坐，期盼着毛主席的到来。
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上午十点钟，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登上了天安门广场城楼。大家急切地翘首望去，可是我们距离他们太远了，他们的面容怎么看，也看不太清楚。全场山呼海啸般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时，毛主席他们走下了天安门广场城楼，向群众当中走去，激动的人群骚动了起来，大家拼命地想挤到前面去见毛主席。一会儿大喇叭里响起了周总理的喊声：“大家要遵守秩序，要注意毛主席的安全！”一连喊了好几遍。
事后听说，毛主席执意要走到群众中去，刚走下城楼人群就沸腾啦，局面失去了控制，有人挤掉了鞋子，有人挤掉了帽子，有人挤掉了手表……无论周总理怎样呼喊也无济于事。不得已，在公安人员的保护下，刚走下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主席又返回去了。我们离得太远，很守规矩地坐在那里，不管怎么翘首张望，始终也没有看清毛主席的面容。
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多么渴望一睹毛主席的面容！
七、暴风雨来临的日子里
赴京学习开阔了眼界，弄清了“文革”的大方向，解放了思想。回校一看，学校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受压抑的一派彻底翻身了，学校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下简称‘主义兵’），红卫兵战士一个个扬眉吐气；另一派成立了山东大学红卫兵（以下简称‘山大兵’），被主义兵称其为“老保”，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好“文革”斗争的大方向，像犯了错误一样，显得有些蔫了。这时，什么‘文革’的大方向，什么‘文革’斗争的经验，一切都很明朗了。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用不到我介绍什么“北京经验”了，已经高举造反派的大旗，轰轰烈烈地闹起革命来了！
造反派大显身手，开始揪斗‘党内走资派’。首先揪斗的是校长成仿吾。我记得一次在新校小礼堂里，由中文系造反派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把成仿吾揪到了主席台上，好像当年斗地主一样，给他戴上了高高的纸筒帽子，大家一阵阵地呼喊口号：“打倒成仿吾！”“成仿吾是我校最大的走资派！”像成仿吾这样的延安老革命竟然也成了反革命，我实在是想不通。在“文革”期间，人们哪里还有什么法制观念？可以随便揪斗，可以随便抄家，可以随便抓人，可以随便污辱人格。‘文革’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的大内战！根本就没有什么对和错！
山大兵也不示弱。他们揪斗的是所谓的“CC派特务”、“历史反革命”杨希文副校长。我就纳闷，学雷锋时，杨校长还给我们数学系的学生作过报告，讲过他年轻时的革命故事，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历史反革命”了呢？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像疯了一样，迫于形势的压力，都想极力显示他们的“革命性”，批斗范围很快扩大到系级领导。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统统变成了‘走资派’。学校里一片混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势之凶猛，真让我们这些没有经过风雨，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人不知所措。
“文革”其势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山东海洋学院造反派告急，电告山大主义兵，请求支援。山大主义兵总部马上组织声援队伍赶往青岛。我受主义兵总部委托，携带几千斤粮票和几千元钱，负责声援队的膳食工作。当时，一位工人的工资仅仅几十元钱，几千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和粮票都是我从膳食科写借条拿出来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和粮票，带着这么多钱和粮票，我心里害怕得直发抖，十分担心，忐忑不安，害怕会出什么事，恐怕钱和粮票在路上不慎会丢失或失窃。还好，总部安排了两人做我的左右‘保镖’，以保证所带钱、票的安全。
在青岛山东海洋学院的一周时间里，我哪里也没敢去，一直呆在海洋学院的招待所里，负责发放钱和粮票。为了明细钱、票的去处，我让每个系有一人负责，每领一次钱、票，都要登记并写借条。我担心搞乱了套，日后说不清道不明，负不起这个责任。
正是这些借条拯救了我。在我毕业分配时，‘主义兵’早已垮台，学校向我追要钱款和粮票。我到各系去催要了多遍，也没有全要上来。我不得已写了个报告，以各系的借条和余款换回了我写的借条，总算了结了此事。直到现在，想起此事都有点后怕，那时社会上多乱啊，山大也遭受过打砸抢的洗礼，我的账本、钱和粮票就锁在床下的小箱子里，倘若钱和粮票叫他们弄去，那我可就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