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习雷锋好榜样
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了。山大全校上下齐动员，组织学习雷锋事迹。雷锋的阶级仇、血泪恨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雷锋的苦难家史不止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雷锋的少年时代的遭遇比我更悲更惨。
同样是雷锋的故事，但是，在境遇不同的人的心灵里就会激起不一样的浪花，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之所以如此受感动，是与我少年时代的遭遇分不开的。要不是在我四岁时国民党土匪杀害了我的父亲，我们母子会遭受这么多苦难吗？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中学时代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每次寒假回到家乡，我就一个人悄悄地跑到我父亲的坟墓前，面对荒凉的旷野嚎啕大哭。我恨！恨那些惨无人道的国民党土匪，是他们夺去了我父亲的性命，害得我孤儿寡母倍受凌辱和苦难。我恨！恨不得扛起枪把这些人间的豺狼统统地消灭光。
记得在我上高三时，台湾的国民党叫嚣要反攻大陆。那一年正好部队来我校征兵，我想：为父报仇雪恨的机会到来了！我激动万分，立马向学校提交了“入伍申请书”，强烈要求应征入伍，去前线杀敌立功，为含冤九泉的父亲报仇雪恨！
学校广播站反复播送了我的“入伍申请书”，号召大家，积极响应党的召唤，积极报名参军。遗憾的是我没有达到体检标准，我小时候得过中耳炎，造成鼓膜穿孔。但是，我没有就此罢休，又跑到学校领导那里再三请求，坚决要求参军参战。学校领导还是以我是“独子”为由，没有满足我的要求。如果那时我能够参军参战，就不会留下终生难以为父报仇的遗憾了。我这一生，自我感觉是成功的人生，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为我遇难的父亲正名！
回想自己的身世，看看雷锋的事迹，对比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感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得太狭隘了。雷锋同志牢记阶级仇血泪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走到哪里，好事就做到哪里。与雷锋对比，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人生观需要来一个彻底地改造。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人，为什么要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雷锋同志甘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而我呢？为什么总是为个人的理想而奋斗呢……”我心中如同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天的反复思想斗争，我选择了新的人生目标，立下了誓言：“党和人民拯救了我，教育了我，培养了我，使我成为当代的大学生。我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阶级觉悟，时刻为人民着想，党叫干啥就干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此，我转轨定向了，人生轨道改变了。从那以后，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心情轻松多啦，舒畅多啦。因为，从此不再为‘考研’的个人奋斗目标而苦苦追求了，也不再为学习成绩不十分突出而苦恼了。从此，也乐于做社会工作了。那时，学校东北方向不远有一个砖瓦窑厂（原历城县政府招待所南），听说工人的劳动是非常艰苦的，为了增进与工人的阶级感情，为了磨炼自己的吃苦精神，我就利用星期天约几位同学到窑场去参加体力劳动。
我真没想到，窑厂的劳动竟然会那么苦和累。他们用的铁锨特别大，一锨锨地把黄土从近两米深的壕沟里扔到地面的土堆上。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锻炼，把一锨土扔到地面上都很吃力，更何况还得扔到土堆上去。为了锻炼吃苦精神，我们咬紧牙关一锨一锨地坚持着，不多久就汗流浃背，胳膊发酸，腰部疼痛难忍。在劳动休息时，我们就和工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里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
在马路上遇到拉地排车吃力的，我总是跑上去帮他推一把。乘公共汽车遇到老人就主动搀扶他们，在车上主动给他们让座。那时，脑子里似乎总有雷锋的影子伴随着我，雷锋精神启迪着我的灵魂。后来，我被推选为系学生会生活股长，工作积极、主动、热情，不管是系里大扫除还是建校劳动，我总是认真组织，狠抓落实，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我还主动为全系的生活困难的同学着想，在数学系各年级成立了修鞋小组。为了给家境困难的同学省钱，我亲自和数三修鞋组的李筛和同学（煤矿学院教授，已故）乘车到西郊济南皮鞋厂去购买了一些下脚料，免费供全系修鞋组使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雷锋精神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使我踏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这一年，我被评选为年级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并让我在年级集会上做了典型发言，受到了系里的表彰。
五、风雨欲来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你要革命就站过来，你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些曾经风靡的歌曲，响彻校园内外。
实际上，早在一个多月前，山大宣传栏内就张贴出了报纸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的文章。当时，我在政治上的嗅觉不敏感，只是好奇地随便驻足看看而已。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三家村”到底是怎么回事。
过了些日子，省委组织全市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分别到省体育场、山师等集会，收听中央首长的讲话。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的信息传输条件，我们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站在体育场上听大喇叭广播。
人声噪杂，议论纷纷，时隔四十年了，广播的内容当时也没听清楚，现在更记不得了。好像是公布了北大聂元梓写的“炮打司令部”的那张大字报。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作公开检查，说什么“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等等。
会后，学校一下子动荡了起来，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同学们纷纷写大字报向党表决心：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阶级敌人决一死战！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学校笼罩在一片战斗气氛之中。我心里暗想，看来我们国家（上头）是出大事了，要不，怎么会搞得气氛这么紧张呢？
怎样认识当前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怎样理解两条路线斗争？怎样对待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问题一时成了学校里同学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部分同学认为，‘走资派’就在党内；另一部分同学认为，‘走资派’就是地、富、反、坏、右。为此，同学们争论不休，吵吵嚷嚷，互不相让，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在大学里应运而生了。
为了使“文革”有组织地进行，省委委派了以安子文为团长的山东大学工作组，领导山大开展“文革”。由于“四大”的展开，全校师生很快分成了两大派，校内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山大校园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学校的各个角落里都有三五成群的学生在辩论。教室里冷冷清清，无人再去上课，全校的教学工作一下子处于瘫痪状态。无任何人宣布，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你想，有人想推翻毛主席，推翻党中央，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社论是这样宣传的）。在这危急关头，作为青年学生谁不想挺身而出，争先恐后地投入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战斗中去呢？
党中央的号召，报纸、广播的鼓动，学校的师生都行动起来了。可是，“文革”到底怎么搞法？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有些同学把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就是指向了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教授或讲师，开始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和“右派分子”；有些同学把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派”，实际上就是指向了校系领导，个别同学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校长成仿吾。写大字报列举成仿吾的“罪状”，我只记得有什么“教育救国”和“反对鲁迅”等内容。
可能是中文系的几位同学，还给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发去了电报，揭露成仿吾反对鲁迅的“罪行”。想不到许广平真的很快回了电报，内容是“坚决支持山大学生的革命行动。”有的同学还致电“人民日报”编辑部，质问：“为什么把中央领导人的排序给改变了？为什么把林彪移到前面来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回电中称：“我们不但现在这样排，而且将来也要这样排。”毫无理由可言，口气十分强硬，让人难以接受。
这时，省委派的工作组已经不能控制学校局面了，学校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同学们再三向省委工作组提出强烈要求：选派同学到北京去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最后，工作组同意每个系里选派一个代表，组成山东大学代表团，赴京学习“文革”经验。让谁去呢？每个系里都分成两大派，每一派都想派出自己的代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这可忙坏了两派的同学，大家都在暗地里串通着拉选票。
我当时的基本观点是：“既然称为‘党内走资派’，那么‘走资派’就在党内。”我想，毛主席不是说‘赫鲁晓夫’（前苏联领导人）就在身边吗？身边有‘定时炸弹’吗？不是党内高级干部，谁能在毛主席身边？在数学系学生会里的干部当中，可能只有我持有这种观点。因此，我对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感兴趣，看大字报多，写大字报少，持观望态度。
两派分开后，我自然就站到了坚持“走资派就在党内”观点的这一派的一边。系里工作组指定从我们年级选派赴京代表，当时同学们议论纷纷，两派都想选自己的代表。有一位外班的班干部私下告诉我：“我们已经串通好了，大家都投你的票，你一定要投自己一票！万一落选，我们可就败在人家面前了。”我何尝不想去北京学习？在无记名投票时，我不好意思地悄悄投了自己一票。最终，我以微弱的多数当选为数学系赴京学习代表。
当选为赴京学习代表，当晚激动得我久久不能入睡。回想自己成长的艰难历程，每一步都是党和人民给了我一切。在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我理应挺身而出，“舍得一身剐”，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不能辜负同学们的委托，一定要把北京高校的“文革”斗争经验学到手，返校后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正确把握“文革”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