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志向与动力

  我性格偏内向,来青岛已经快两年了,也很少和城里的同学交流思想。早上进校,晚自习后回姨母家,少言寡语,很少引起城里同学们对我的注意。从安丘农村考入青岛一中的还有王明启同学,他爸爸是小学教员。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两个人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个别城里的同学见我不说不笑老实木讷,有时还想斗我寻开心。

  记得有一次,在算术课上,老师让同桌两人协作,完成用铅笔和线绳测算圆周率的试验。我的同桌是位叫毕吉芳的女同学,她爱说爱笑,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按老师的要求,她主动拿起铅笔让我绕线,我有些不好意思,身体一个劲地向后撤。她拽着我的衣袖说:“快点!郭兰科,快来绕啊!”我一急,冒出了一句安丘话:“囔咋!”突然间邻桌一位调皮的男同学叫喊了起来:“乖乖,郭兰科叫毕吉芳娘子啦!”接着又重复了一遍。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弄得我脸红脖子粗,无地自容,十分难堪。其实,安丘方言“囔咋”是“何必要这样呢?”的意思,哪里是“娘子”(妻子)的意思?从那以后,我对城里那些调皮的同学总是躲着他们。经常来往的好朋友,除了王明启之外,还有莱阳的一位农村同学,以及第二年考进青岛一中的小学同学钟金亭。我们的学习成绩都不错,但是也不怎么十分突出。

  记得有一次在初二代数课上,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和他的优选法以及对祖国的贡献。我听得入了迷,对华罗庚先生肃然起敬,十分崇拜。当场就把华罗庚的名字记在了课本上。从那时起,我心里有了一个崇拜偶像——华罗庚。我暗下决心,刻苦学习,自强不息,力争成为像华罗庚那样的人。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如果树立了远大志向,那么就会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和自我约束能力。自从立志要成为像华罗庚那样的人之后,我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在学习上开始用功学习刻苦钻研,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直线上升,我和王明启的学习成绩开始在全班领先。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看来,孔夫子说得真有道理,那年我正好一十五岁。

  升入初三,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考中专,毕业后留在青岛就业;二是考高中,毕业后考大学,考不上再就业。当时,不少亲朋好友都劝我考中专,在他们看来,像我这样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能上中专就很不错了,将来毕业后留在青岛,进工厂当一个技术人员不是很好吗?上大学,能考得上吗?考得上,能上得起吗?他们的想法还是比较实际的,也是出于好心好意。

  可是,怪啦!我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那股子犟劲,无论他们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我只有一个念头:“考高中,考大学,将来要成为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那时,我对“数学家”还缺乏了解,日后,上大学了我才知道,成为数学家谈何容易!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当时,我就想:“反正都是人,我就不信,人家能上大学,我为什么不能?!我非要考上大学不可!家里穷,没有钱,我可以搞勤工俭学么!更何况还有助学金呢。有志者,事竟成。要不是当年有这股子牛劲,怎么能在后来考上山东省最高学府—山东大学的数学系呢?

  一九五八年国家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学校开始实行“半工半读”,同时组织家庭困难的同学搞勤工俭学活动,我正遇上了这个好机会。勤工俭学劳动是很艰苦的。

  记得有一次勤工俭学劳动,是从西镇(台西区又称西镇)的一个仓库向小港码头运大豆饼。一个人一辆地排车,一车装豆饼五十个,上千斤。那时,我才十五六岁,个头长得也不算高,拉着上千斤重的东西行进很费劲。青岛的马路又不平坦,不是上崖就是下坡。下坡时还比较轻松,只要用胳膊挎着车把向上抬着,利用车后尾与地面的摩擦力慢慢地滑行就可以了。上崖时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没有足够的力气地排车连动都不动。上崖时我得左拐右拐,拉一段,停一停,歇一会儿再拉,真是步履维艰啊!记得有一次,我饿得浑身出冷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停下车来,找了一个关门的小商店门口,坐在台阶上一口一口的啃冻馒头。天色已晚,冷风习习,马路上行人稀少,家家户户的窗内透出明亮的灯光。不由得想起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插曲:“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思念远在家乡的母亲和年迈的爷爷,一阵酸楚,黯然心伤,热泪盈眶。

  一个年轻人有无志向是至关重要的。有了志向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学习就有了自觉性和毅力。我自从有了志向之后,心里就充满了自信和力量,就是走在马路上也会昂首挺胸,似乎什么困难也不在话下似的。我一面勤工俭学,一面勤奋读书,学习成绩蒸蒸日上。天道酬勤,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本校高中。那时,招生考试张榜公布成绩。如果没记错的话,王明启同学是第五名,我是第七名。当时,青岛一中可是青岛市首屈一指的名校啊!

  青岛一中,我可爱的母校!在你的怀抱里我确立了人生目标,树立了远大理想;是您为我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是您为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锻炼、成长的环境;是您把我送进了山东大学。我爱您,美丽的青岛一中!


  四、我闯的那些祸

  初中二年级时,换了新班主任王占驹老师,她个头不高,身材匀称,面带慈祥,教我们的政治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浪潮卷进了校园,全校停止了一切教学活动。高中生在老师带领下,在学校操场上“大炼钢铁”,操场上遍布“猪嘴炉”,烟火四起,热闹非凡。有的高中生还搞什么“科研”,要发射什么‘人造卫星’。当时,我国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一个中学生能有这个能力吗?真是异想天开,想一步登天。我们初中生的主要任务是搞运输,拉地排车运煤。我记得当时有个口号:全民总动员,要用十五年的时间赶超英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有一天,我们全班同学去楼山后运煤。我和尹典训同学拉一辆地排车。去时我拉着空车,尹典训跟班主任王老师边走边聊。路上王老师突然面如土色,身体有些不舒服,在我们再三请求之下,王老师才勉强地坐上了我拉的地排车。没走多久,遇上了一个大下坡,我跟随着地排车队伍叽里咕噜地一路颠簸着跑了下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把王老师颠坏了,她肚子痛得厉害,尹典训同学赶紧找了几位大同学,一起把老师送去了医院。我继续随着全班地排车队伍行进。

  祸事不单行。到楼山后装满煤,在返回的路上倒霉的事情又发生了。本来,装满煤之后,应该是由尹典训同学驾车,他年龄大,比我有力气有经验,我拉边套。因为尹典训陪老师看病去了,只好由我来驾车了。在一个大下坡的路上,我驾着满载煤炭的地排车顺坡而下,下滑速度越来越快,车子失去了控制。我心里发慌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绊了一下,我左膝一软跪在了地上。车子靠惯性拖着我前进,差点从我身上压过去,我用双手拼命地拽住右车把,车子旋转了九十度卡在了马路牙子上,我的右膝盖磕得白骨外露鲜血直流。几位同学赶紧把我送进了医院做了包扎。这件事想起来真有些后怕,倘若地排车继续前行,从我身上压过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万幸,只是在我的右膝盖上留下了一个伤疤,让我一生都忘不了这件倒霉的事。

  自从那次运煤之后,一连几天也没见不到班主任王老师。我心里有点纳闷,就问尹典训同学。他悄悄地告诉我:“王老师那天坐在地排车上被颠得流产了,需要休养些日子。”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吃惊。天哪!王老师流产是因为坐我拉的地排车造成的啊!我听后心里深感懊悔和内疚。我这不是闯了大祸了吗!

  随着‘大跃进’的发展,学校开始实行‘半工半读’。我们班到青岛国棉二厂劳动,跟随厂里的工人一起倒班。生产车间正对着工厂的大门,走进国棉二厂的大门就听见车间里织布机的马达声,一进车间马达声震耳欲聋,靠近耳朵说话都听不清。

  记得有一次我上夜班,那时年轻没有熬夜的习惯,一到后半夜就提不起神来了,头脑阵阵发懵,上眼皮直靠下眼皮,神志模糊不清。工人师傅就不同了,他们一个人能看五六台机器,来回不停地巡视,一旦发现断线,立刻停机接线,他们的动作非常熟练敏捷。师傅只让我们看,不让我们动手,担心我们一动手会耽误他们的时间而影响生产。我们只好呆呆地站在一边看,时间长了,实在感到无聊。有一次,大约凌晨时分,我盹得实在没法,就硬撑着靠来回走动提神。突然间,一声巨响从东边的一台织布机里飞出来一只梭子,拉着长线从我头顶上飞过。工人师傅说;“好悬呢!如果飞梭碰到你的头部,那可要命啊!”

  升入初三,我班派来了一位副班主任石淼老师,她是人民大学法律系刚毕业的学生。石老师留着短发,穿着朴实,性格开朗,热情大方,平日近人,当老师了,还带着学生气,她很快就和全班同学打成了一片。记得在下乡劳动的休息时间里,在同学们的再三请求下,她组织我们模拟审判犯人的场景。他让几位同学分别扮演审判长、陪审员和罪犯,模拟表演搞得有声有色,博得同学们发出阵阵笑声,使得同学们在欢笑中得到了休息,同时获得了一些法律常识。

  有一个月,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按时发放助学金,我等来等去等到了月底,身上的钱不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也没好意思借钱入伙。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吃早饭就到班里去上课了。在课堂上,我忍着饥饿聚精会神地听讲,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头脑一阵眩晕,突然倒在了课堂上。全班同学都惊呆了,都以为我犯了什么病,赶紧把我架到了学校卫生室。其实,我什么病也没有,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就没事了。当时,石淼老师守在我身边,当她得知我没吃早饭的事情后,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傻孩子!没钱入伙,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当时我还有几元钱,石老师塞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去食堂入了伙。

  助学金很快就发下来了,我立马去找石淼老师还钱。她说什么也不接,说:“等你将来工作了,再还我也不迟。”我这个人从小自尊心就特强,不愿意随便接受别人的资助。我还是硬硬的把钱塞给了石老师,转身跑掉了。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激起了对石老师的感激之情。石淼老师对我像慈母般地关怀,至今历历在目,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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