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父

  风雪腊月二十三,

  父亲遇难在望仙①。

  西洼②空寂添新坟,

  孤儿寡母受苦寒。


  报名上学

  全国欢庆得解放,

  光腚报名把学上。

  两易其名含深意,

  做人品行要高尚。

  注:①望仙埠,山名;②离村子较远的一片洼地


  一、赶集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一九四六年冬天,山东大地天气异常的严寒,地面被冻得裂开了一道道的大口子。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北风呼啸着横扫大地,好像要把整个郭家小诸城村卷走似的。

  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过小年。我爷爷的心里却是异常纷乱,七上八下难以平静。他的大儿子郭文扬——我的父亲,到外地赶集至今还没有回来,说好了要回家过小年的,可是却杳无消息。他左思右想,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莫不是在半路上出什么事了?”爷爷心里一直犯嘀咕。

  正是兵荒马乱的年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正在家乡一带来回割据。我们村属于解放区,而我父亲赶集去的地方属于敌占区,而且赶集回来的路上,身上还带着一年来做皮袄挣的辛苦钱。你想,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爷爷不管有多么揪心难受,还是强忍着像没事一样,和一大家子人忙活着过小年。点上蜡烛,供上灶王爷,来到院子里发纸马。突然间,狂风大作,风雪倏地冲开了房门,一阵旋风把全家的蜡烛全都吹灭了,屋里顿时漆黑一片。我爷爷心里咯噔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不好!老大可能出事了。”爷爷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村上一起去赶集的人当中,为什么只有他们三个没有回家?这一定不是一个好兆头。

  第二天一早,爷爷就约着其他两位赶集未归的家里人,一起推着二把手车子,沿着他们赶集回来可能要经过的路线,边走边打探消息。大地一片雪白,冰天雪地里他们一行三人艰难地行进着。一直走到望仙埠村,才听到老百姓说,国民党杂牌军在望仙埠山洞里枪杀了三个年轻人,还说他们的罪过好像是私通八路。我爷爷仔细一打听,被害的果真就是我父亲他们三个人。顿时,爷爷懵了!心如刀绞,热泪盈眶,泪水一滴滴落在雪地上,一起来的两位年轻人,像疯了一样面向苍天嚎叫着,哭喊着,恨不得要与国民党土匪拼个你死我活!

  老天爷啊!我父亲只有二十八岁呀!其他两位死者,比我父亲还年轻,他们还未到而立之年,就被国民党土匪残无人道地杀害了!当时,我母亲三十七岁,姐姐八岁,我四岁,小妹妹还不满周岁。

  ?他们强忍着心中的巨大悲痛,来到望仙埠山脚下,一群国民党土匪向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个荷枪实弹的土匪吼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爷爷回答:“我们是来拉尸首的。”又问:“你们都是死者的什么人?”爷爷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怕暴露身份会惹出事端,便强忍悲痛假装微笑说:“我们是死者家的伙计(佣人)。”“你们知道他们犯的是什么罪吗?”“知道了,听说是私通八路。”我爷爷被他们叫去办了一个手续才放他们上山运尸首。那个手续,据我爷爷讲,是立个字据,大体意思是,我父亲他们三人私通八路,被杀害是罪有应得,永远不得反悔。我爷爷带回家后,就悄悄地销毁了。害怕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招惹是非。

  冰天雪地里,一辆二把手车子上推着三具年轻人的尸体,颠簸在崎岖的小路上,运尸的人都是死者的亲人,他们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眼含热泪,默默地把亲人“请”回了家。

  家族的坟地就在离村西头不远的地方,我父亲没有被葬在祖坟地里。这是我爷爷的主意,他担心葬在祖坟地里,离家太近,我母亲会三日两头去坟上哭泣。怎么办?爷爷就选择了离我村最远的家里的一块西洼地作为我父亲的墓地。

  出殡那天,大雪封门,寒风刺骨。我父亲的灵柩就停放在村西头我家大门口的旁边,我的叔叔和姑姑们一个个在雪地上打着滚,哭得死去活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哀嚎动天,哭声凄惨,他们是我爸爸的一奶同胞啊!

  起灵了,爷爷紧紧地把我揣在怀里,走在奔葬队伍的最前面,让我抱着一个崭新的瓦盆(我们家乡叫老盆),这是爷爷为了过年才买的新瓦盆。全家人哭得惊天动地,死去活来,而我却紧紧地把瓦盆抱在怀里,呆头呆脑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四岁了,多傻的孩子啊!他全然不知,从今以后自己就变成了孤儿啦。爷爷看着我那不懂事的样子,一阵心酸,从他那红红的眼圈里簌簌地滚下了两行热泪,一滴一滴落在老盆上。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如同刀绞。

  送葬的人群刚刚走到村西头十字路口,爷爷就抓着我的两只小手把老盆高高地举了起来,一下子把它摔得粉碎。顿时,送葬的人群爆发出惊天动地哭嚎声,我也嗷嗷地哭叫了起来,哭着闹着要爷爷赔那个新瓦盆。站在村头路边看出殡的人们见到此景此情无不黯然泪下,有一位老奶奶用袄袖子擦着泪水喃喃地说:“多么可怜的孩子!这么小他爷(爸爸)就没了,撇下这孤儿寡母的,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西洼地里哭声一片,母亲撕肝裂肺的哭喊声在空旷的白茫茫的田野里回荡,年仅二十八岁的父亲就这样告别了人间。父亲走了,他把年轻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人间,老天爷无情地把苦难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


  二、风雨飘摇的家分了

  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天大旱,又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蝗灾。椐我爷爷讲,蝗虫成群起飞,遮天蔽日,黑压压一片,像乌云一般飘来荡去,一旦降落在草屋上和院落里,一会儿就会叠起厚厚一层,很快就会把盖屋顶的麦根子吃得净光。由于天气干旱,田野里时常会刮起龙卷风,狂风卷起黄土和杂草,上柱天下柱地,像天上落下来的一条黄龙,翻滚着在天地之间转来转去。

  秋后的庄稼几乎颗粒未收,全家十几口人的收成,只有几筐地瓜干和几竹篓地瓜叶。日子越来越难熬,糠菜都填不饱肚子了。我二叔听信了二婶的谗言,说我母亲拖着三个孩子“光有吃饭的没有干活的”,说些闲话给我母亲听。我二婶也时常在我母亲跟前指鸡骂狗地说些难听的话。常言道,穷得捡,饿得吵。一大家子人穷得揭不开锅,也难怪二叔和母亲闹起了家务。我母亲是一个自尊心特强的人,她哪里受得了二叔的这般凌辱,她毫不示弱地吼叫着:“只要有俺庆(我的乳名:重庆)在,谁也别想把我赶走!想逼我改嫁,连门也没有!”这就是我的母亲,这就是为了子女而豁出去的无所畏惧的伟大的母亲!我爷爷失去了长子已是痛苦万分,又接上家里闹家务,这不是在向我爷爷的心口上捅刀子,向伤口上撒盐吗!我爷爷思来想去也没有好办法,干脆分家吧!

  分家这件事,我还朦朦胧胧地记得。分家之前,我家里有两处院落,房屋二栋共六间,一栋是三间北屋,前面的一栋是穿堂屋(中间一间是前后院的过道),还有我父亲在世时,在当街上开的两间小铺子。爷爷征得儿女们的同意,就把我家里的财产大体分成了三份,做了三个阄,放在前院的磨眼里,让我、二叔和三叔抓阄。我父亲是长子,我是长孙,按当地风俗,我父亲不在了,我享有我父亲的权利,当然先让我抓阄。老天有眼,可怜孤儿寡母!让我抓到了最好的一个阄,三间北屋属于我们家,二叔住过堂屋,三叔住店铺。另外,每家还分了些地瓜干、地瓜叶和地瓜蔓,还有些旧家具和破农具。

  爷爷为了把我拉扯成人,决定在我成人之前跟着我家过,奶奶在二叔和三叔家轮流着养老。我爷爷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为了把我拉扯成人,他吃尽了人间的千辛万苦,帮助母亲支撑住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每当想起去世的爷爷,我就泪流不止感慨万千!


  三、我叫郭兰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们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解放了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了的人们好喜欢……”郭家小城村的天也格外蓝了,太阳也格外暖了。

  第二年夏天,上级派来了一位小学校长崔德桐,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村的建校元老。崔老师看上去三四十岁,嘴里镶着金牙,开口就笑嘻嘻的,十分和蔼可亲。

  提起我报名上小学的那件事,说出来有些丢人,让人听起来好笑。听说村里成立了小学,全村男女老少都喜气洋洋,你传我,我传你,很快就传遍了全村。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正在场院里光着屁股玩耍,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兴奋得不得了。也没顾得上回家穿衣服,就蹦蹦跳跳地急着跑去报名。八岁的孩子了,还光着屁股,要是在现在,光着屁股进学校,那不丢死人啦!别忘了那个时代,那是在刚解放的中国偏僻农村,当时还是十分贫穷落后和愚昧的。夏天村里七八岁还光屁股的孩子到处可见,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报名地点在当街我三叔家的房屋后边,好像我父亲生前曾经在那两间屋里开过铺子。屋里一张旧桌子,一条旧凳子,崔老师坐在凳子上,一群孩子围着他唧唧喳喳地喊着,争先恐后地抢着要报名。崔老师满脸堆笑,一开口就露出了闪光的那两颗金牙,十分和蔼可亲。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他的跟前,崔老师打量了我一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重庆!”我响亮地回答。老师知道这是我的小名,就说:“再起个大名吧!叫郭兰惠。”又问:“多大啦?”“八岁啦。”“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叫郭文扬,死啦。”就这么简单地报上名了。

  报上名,我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家,把报名上学的事告诉了爷爷。还兴奋地说:“老师给我起了个大名,叫郭兰惠。”爷爷捋着胡子微笑着说:“咱可不能叫这个名字,历史上有个奸臣叫秦桧”。我也不知秦桧是干什么的,反正不是好人。心想:“我可不能与坏人重名!”于是,扭头就跑,匆匆忙忙地跑了回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崔老师说:“老师,我爷爷不让我叫郭兰惠。说有个坏蛋叫秦桧。”老师哈哈地笑了,他想了想,又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郭兰美。我又高高兴兴地跑回家告诉爷爷,爷爷还是不愿意,说:“历史上有个陈世美杀妻灭子,也不是个好东西。”我的兴致全没了,不情愿地又返回去找老师,老师顺口就说:“那就叫郭兰科(“科”老师读成了kùo)吧!”听到这个名字,爷爷笑眯眯地说:“郭兰科(读成:阔)好啊!就叫这个名字吧。将来你一定会‘阔’(阔绰、有钱)起来的!”

  学校建在后街上的一个房屋呈‘L’形的院子里,一共有三个教室和一个教师办公室,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李孝成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转眼间,我已上二年级了,这年,我姐姐从青岛回来了。我姐姐怎么会去青岛呢?就是因为家里太穷。分家之后,家里连地瓜干、地瓜蔓和野菜都填不饱肚子,我母亲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挨饿,想来想去就托在青岛纺纱厂工作的我三姥爷刘锡福,在青岛给我姐姐找了一份给人家看小孩的工作。

  当时我姐姐才九岁,也是一个孩子,大孩看小孩,管吃管住还给一点报酬,多么好的事。实际上,只要给碗饭吃就谢天谢地了!可是,没过几年,全国在城市里全面开展“公私合营”、“打老虎”运动,其中就有“反对雇工剥削,反对雇用童工”的口号,我姐姐是童工,人家不敢再用了。就这样姐姐被辞退,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家在前街庄西头,学校在后街上,我每次上学都要穿过一条又窄又长的小胡同。我怕遇上狗会咬我,路过小胡同时总是憋着气息,蹑手蹑脚地悄悄地穿过去。有时候遇到狗朝着我汪汪地叫,就吓得我胆战心惊的。这可好了,姐姐回来了!我上学有做伴的啦!我兴高采烈地拉着姐姐的手,连蹦带跳地拉着姐姐到学校去报名上学。

  崔校长上下打量着我姐姐,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抢先回答:“叫郭桂贞。”“多大了?”我又抢着回答:“十四岁啦。”校长有些不耐烦地说:“郭兰科,我又没有问你,你插什么嘴!让你姐姐自己说。”这句话弄得我十分难看。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不再插话。不知为什么老师把我姐姐的年龄写成了十二岁。

  给姐姐报上名,我们姐弟俩就高高兴兴地回了家。我看见母亲就高声地喊了起来:“我给我姐报名上学了!”我满以为母亲一定会很高兴呢,那知母亲却一脸愁容,很无奈地说:“庆啊,咱家里穷,还需要你姐姐帮家里干活呢,哪还有钱上学呀?”“让我上学,为什么不让我姐姐上学?!”我理直气壮地喊。还是爷爷说了句公道话:“让她也上吧!别耽误了孩子的前程。”我姐姐很聪明,在小学里她连续跳了两级,六年小学仅上了四年就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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