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虎尾巴的日子里照合影，是一幅光彩夺目而微笑的家庭，他们如此的漂亮，像在进行优生学实验。不过仔细观察，就会有一种这些站在一起的人家中互相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的感觉，并且还会感到其中一个人，弗朗西兹看起来总是有些置身于焦点之外。亨利又投身回到他的职业中去，并且频频出外景。因为他们在一起时，他拒不承认他不高兴，她也就不承认他们分开时她不痛快。她当时的一个朋友说，“她个人休养极好，像个稀世乐器。她从来不发火。她把一切都藏在心中。”
对于弗朗西兹来说，“一切”包括她对电影职业的不喜欢，并且她所相信的大部分内容是她的不断恶化的健康情况。她整天躺在床上，并且最后连办公室都搬到了卧室中来，以便继续指导业务。因为她的不适看起来很大成份是主观上的，她闭口不再提了。她内心隐藏的对病痛的恐惧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足可以爆发成突然的行动。有一次亨利外出拍片子，弗朗西兹突然心血来潮打点停当，也没告诉他，前往巴尔的摩去约翰斯·郝波金斯做子宫切除，她还带着彼得去进行系统试验，检查他为什么不能增加体重，尽管她宠着他吃。
弗朗西兹身边围绕着永远年轻的好莱坞人，快过四十岁生日了。她在为逝去的美貌担扰，尤其是由于亨利，像那么多的中年男子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显得漂亮。
弗朗西兹有一次说，如果她发胖，她会拿刀把多余的肉削掉；这是她说出几回令人震惊的语言，仍然留在女儿的记忆之中。她穿着用带子捆扎的“法兰绒”睡觉，不让皱纹再扩大。她隔几周就把头发染成不同的颜色，轮番染成红色、棕色和浅黑色；她的外表变化如此之大，有时邻居在街上遇到了她时竟然认不出她来了。
她热心于钱财，那个她生活中永远负责的领域，在她迈入母亲苏菲·西摩称之为“黑暗时期”时就入了迷。克莱尔·布斯·路斯和乔治·布罗考所生之女发生车祸死去后，弗朗西兹立刻赶去法院，把死去姑娘的那一份布罗考地产要到潘的名下。路斯说：“乔治不会愿意让那女人得到那笔钱的。”在谈论经济时，她带一个邻居去老虎尾巴的主人的卧室。她鬼鬼祟祟地小声对他说：“如果你想留着那些钱，这就是你该做的。”接着，她移开一张桌子，卷起一块地毯，揭开地板，露出了一个隐藏着的保险柜。她打开柜子，拿出卷得整整齐齐的一捆捆现金，说：“IRS不会找到我的。”
奈德·温与其他孩子们的朋友过来玩时，他们必须鸦雀无声，因为弗朗西兹“病了”。有时，他们在大门外碰到亨利，他让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他们来得不是时候，他们就得回家去。弗朗西兹在家中安排事情非常严格，情绪高涨时特别高，情绪低落时又特别低。这种琢磨不定的性格对他产生了影响，亨利后来说。
他总是靠女人引出活头来。现在因为弗朗西兹的情绪变得飘忽不定，听不到呼救声，他只是觉得什么事在他身上发生了。“他往往在生气时走开一个星期，什么也不说，”格雷·库帕尔的寡妇罗吉说。
在他又回到了扎努克的掌握之中后，他与妻子的路走到了死胡同。战场上回来后，他搞了些好片子，出名的有《我亲爱的柯里曼琴》，是一部由约翰·福特导演、O·K·卡洛尔发行的枪战片。（《纽约时报》批评家波斯利·柯劳泽谈到亨利的表演时说，“他有着无声而有说服力的自信，他简短的话语的甜美发音，表演给我们真实得如同他脚下大地上的角色。”）不过，他得到的大部分角色——比如说与《漂亮的坎云》中衰老的琼·克里弗德正相反——都是些像那些使他恢心丧气而去参加了海军的玩意儿。亨利发现自己的处境后，便越发恨起好莱坞来了——占多数的质量低下的浅薄的作品，更恨那些总是贬低演员这个职业的人们。作为一名电影演员，演戏就是坐在一边等着，一遍一遍地拍摄些零散镜头而不问结果如何，从来没有机会塑造出能够离庸俗的自我的复杂而身份广泛的人物——而这正是他想方设法当演员的初衷。
亨利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好莱坞，包括他的失败的婚姻，他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物极必反；一个朋友把他这种变化比作蝴蝶钻进茧中，再变成毛毛虫。他在约翰·福特的《福帝·阿柏奇》中扮演的固执而严峻的军纪官现在看来可能更接近于他银幕外的性格。
布鲁柯·海沃德发现他“忧郁而阴沉，”内心充满了活力。另一个认得他的简的校友现在说：“我们都怕简的爸爸。”有时稍不留意，就会激发起无名火，他会变成“紫红脸，太阳穴上的血管臌了出来。”潘知道要躲着他，呆在背地里。简和彼得则还在老虎尾巴跟着他，不过户外的家务活是一种治疗活动而不是享受。他们和他聊天，他也只是简单粗暴地把他们打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