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喂！喂！喂！”刘副站长拿起话筒，急促地向总机呼叫。
“我是总机！你要哪里？”
“接松林大队。”
“稍等。”
刘副站长把话筒紧紧地贴在左耳畔。不一会儿，话筒里传来呼喊：“喂！你是谁？”
“我是松江公社林业站副站长刘建国。”
“找谁？”
“找你们大队支书朱红旗。”
“你稍等。我去喊他接电话。”
“谢谢！”刘副站长仍然把话筒紧紧地贴在左耳畔。他朝窗口焦急张望的姚建华和小周瞥了一眼，心里思索：姚建华丢了儿子，此刻的心情比刀绞都难受，都是有儿女的人，谁不理解。虽然看不见希望，但必须尽到最大的努力。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喊声：“刘副站长，怎么？打电话请我喝酒？老规矩，我带野味去！”
“朱支书，你就知道喝酒！”
“好好好！不喝酒！不喝酒我也托人给你带野味去，怎么样？”
“求你帮个忙。”
“帮忙？”
“帮大忙！”
“是不是上面来人，让我给你多准备些野味？”
“不是，但与野味有关。”
“既然不是，怎么又与野味有关？”
“长话短说，有急事求你帮忙。”刘副站长与朱红旗支书私交不错。朱红旗支书家住山里，儿子在松江中学读书，吃住在刘建国家里。朱红旗大队里有几个自然村在黑鱼湖一带，常常有山民在龙山天坑底部打猎，野味不少。朱红旗有时会给刘副站长带些山里的野味。有时在一块喝酒，朱红旗情不自禁地介绍山民打猎的情况，也常常在刘建国面前说到天坑底树草茂密，藤蔓缠绕，野味特别多。刘副站长
知道朱红旗支书跟山里打猎人熟悉，于是开门见山。
“急事？快说。”朱红旗听刘副站长的口气急促，不再打趣。
“站里出大事了！”
“出啥大事？”
“我们站里有个巡林员，叫姚建华。估计你见了面应该认识。今天上午带儿子去龙山巡查，儿子掉天坑里了。”
“掉天坑里了？上午？”
“上午！”
“朱支书，我知道你们大队几个自然村在黑鱼湖边。黑鱼头方向有两个山洞通到天坑底部。喝酒聊天你跟我说过，山民打猎去过天坑底部，那里的野味多。我请求你找些猎人去山里搜寻。”
“站长！放心！你们站里的事就是松林大队的事，我立即赶往黑鱼湖最近的自然村。”
“什么村？”
“鱼头靠自然村。”
“跟你很熟走得很近的猎户钱正南是不是那个村？”
“是的。我去找钱正南，让他再找几个猎人一起去天坑底部搜寻。”
“人命关天！谢谢朱支书！”
“我挂啦！”
放下话筒，刘副站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听朱红旗支书说过这个钱正南。这个钱正南正好就住在有洞口通往龙山天坑底部的那个自然村。刘副站长还知道这个钱正南与朱红旗支书家来往密切，关系不错。看来找朱红旗支书是找对门了。
公社林业站虽然直属县里林业站管理，但站里的林业管理工作与大队关系密切。刘建国副站长与松林大队支书朱红旗经常为山林保护方面沟通协调，一来二去，两人自然而然地混熟了。两人都喜欢喝一点酒，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桌上你斟我饮，几十年下来，两人成了好朋友。
朱红旗的家境刘建国全知。朱红旗四十出头，个子一米六五略高一点，但微微肥胖。圆圆的脸庞，黑黝黝的，在太阳光映照下，会泛起红光。山里人，虽然当个支书，但那个年代山上山下，只能靠双腿走，体格很健壮。朱红旗“文革”前在部队当过两年兵，还入了党。退伍回到松林大队后，正赶上全国闹饥荒的年代，整天为填饱肚子发愁。后来，“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的年头总算过去了。他结婚，一
连生了三个子女。自从结婚生子后，朱红旗生活的路似乎走得顺畅了。“文革”爆发后，他经常戴个退伍回来的军帽，腰里扎根有五角星的皮带，挺神气，公社革委会头头看中他，任命他为松林大队支书。大儿子朱爱国，初中勉勉强强在松江中学读完。朱红旗当支部书记，上上下下有些关系，本来完全可以让朱爱国读高中。朱爱国读初中期间，就住在刘建国家里。刘建国心里清楚，这个朱爱国不是块读书的料子，平时很少看到朱爱国捧着书本读书。朱爱国的班主任以为刘建国是朱爱国的长辈，几次托他带信给朱爱国的父亲，说这个朱爱国不好好管教将来会给家里、学校带来麻烦。朱爱国的班主任说话很爽直，也知道朱爱国的父亲是大队支书，知道刘建国是朱爱国父亲的好朋友，几次路上碰到或专门到刘建国家家访时，提醒刘建国转告朱红旗支书，子女教育不是小事。有些话刘建国至今还记在心头：
“名字叫得挺好听，朱爱国。没有文化将来怎么爱国？”
“年纪轻轻的，在班上谈恋爱。心思全用到女生身上，书怎么读
得进？”
“桑树从小护！”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朱爱国借宿你家，说明你与他父亲朱红旗关系不一般，你也有教育责任。你要提醒朱爱国的父亲。”
朱爱国班主任的这些话刘建国全听在心里。他知道这位班主任心直口快，说的话是一片好心。但那个年头，正是全社会不把读书当回事的年代。朱爱国虽然借宿在自己家里，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儿子。班主任的有些话让自己转告，碍于朱红旗既是好友又是支书的面子，刘建国想把班主任的话直截了当地转给朱红旗，一直开不了口。当然，旁敲侧击地提醒朱红旗，酒桌上也没有好意思多说。直到朱爱国初中
毕业后回到家，死活不肯上高中，朱红旗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尽管那是“文革”后期，尽管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做父母的嘴上不敢说，但望子成龙的思想还是深埋在心底的。
朱红旗一边在家做儿子的工作，一边到松江中学找关系，总算同意朱爱国读高中。回家跟朱爱国一说，儿子把上学说得像进劳改农场似的，说什么也不肯继续读书。朱红旗没办法，只能让朱爱国回到松林大队家里。朱爱国一个十四五岁的青春少年，回到山村没有正经事儿干，经常给朱红旗惹出一些麻烦来。这事刘建国知道。两人喝酒时，朱红旗少不了在刘建国面前抱怨。但抱怨归抱怨，朱红旗与刘建国两人都想不出好办法。刘建国倒是提醒朱红旗，让他把支书的关系用到位，尽快让儿子朱爱国学门手艺，或找个工作。有艺好容身。但说归说，学什么呢？朱爱国又不是一个能定下心来的主。
后来，林业站接待上面来人，需要一些野味招待。刘建国打电话向朱红旗求援。第二天，朱红旗派两个山民送来了山鸡和野兔。刘建国接过山鸡和野兔，正要掏钱给来人，来人笑嘻嘻地摆手说：“我跟朱支书是好朋友，不收钱！不收钱！”
跟来人一块来的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山里姑娘，轻松地指着山鸡和野兔说：“山鸡、野兔山里多，我们鱼头村靠龙山天坑，天坑底部野味多的是呀！不稀奇！收什么钱呀！”说完，父女俩都爽朗地笑起来。
刘副站长一看，心里全明白了。这是一对父女，是朱红旗的好朋友。既然是朱红旗的好朋友，再硬给钱就生分了。后来见到朱红旗，说起这对父女。朱红旗兴致勃勃地给刘建国一一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