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6年1月
  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胜与败,功与过,荣与辱;天堂与地狱……它们的门都是对开的,既相对立,又相比邻。一念之差、一步之遥、甚至一个转身之间,便会走进相反的境地。
  “XX市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分子大会”实况正在播放中,23名罪犯排成一溜站在台前。我的目光紧紧盯住左边第三人——我院贪污贿赂检察科(现称反贪局)依法查处的受贿犯罪分子邹援朝。
  他双目低垂,表情呆滞,在毫不留情的镁光灯频频“扫射”之下,他的脸色越发显得惨白。
  这样盯着他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他的父亲,那位曾经浴血疆场的共和国将军,此时是否也坐在电视机前?他能接受这个比敌人的子弹打中自己的胸膛还要残酷的现实吗?
  记得当初我接手邹援朝受贿案件时,只是想如何把有关证据再核实一下,尽快把他推上法庭,尽早让他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然而,当我一页一页仔细阅过那厚厚的检察卷宗,心却变得沉重起来——他和我的经历竟如此相似:同样生在军人家庭,同样是16岁当兵,同样当的是通信兵,同样在部队入党提干,同样是转业军人。这样的相似和平等终止于他把手伸出并接受贿赂的那一刻。
  现在,我是指控犯罪的检察官,而他却是一个罪人。
  在提讯他的时候,我还知道了关于他名字的来历,以及赋予他名字的父亲曾有过怎样的欢畅和骄傲。
  我按程序问:“姓名?”他作了回答。我随口跟上一句:“抗美援朝时候出生的吧?”他一愣,忙有些激动地点点头。
  彼时是1950年10月。
  北京某部队医院的大喇叭里,正一遍遍播放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这首威武雄壮的志愿军军歌,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也就是今天的那位老将军,和着歌声的节拍,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大步流星地走进一间妇产科病房。
  “是儿子!”军人从妻子璀璨的笑颜里读出了答案。他笨拙地抱过襁褓里的婴儿,在他红扑扑的小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接着,他昂起头,好象面前站着成千上万的士兵,他骄傲地向大家宣布:“我的儿子叫援朝”!刹那间,年轻军官的话语和一阵阵爽朗的笑声涨满了整个病房。
  邹援朝太熟悉这个段子了,这是母亲最津津乐道的一件往事。以致于16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晰地记起他当时的表情:一张白皙清秀的脸庞,瞬间变得十分生动,一种闪闪烁烁很神往的目光出现在他的眼眶里。只是,这样的光亮,倏地逝去,不留痕迹。
  我猜想,他极有可能在耽于对往事的回忆中,痛悔交加:如果人生可以重来,该多好。
  在承办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我有时会很孩子气地想,被赋予这种神圣名字的人,即使成不了“最可爱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阶下囚”呀!于是,我悲哀,为这个蒙上耻辱的名字;我唾弃,对这个有着光荣的名字却抛弃了人格的灵魂。
  邹援朝,背负着父辈的希冀,在母亲的呵护下,一天天地长大了。他的爸爸已由当年的年轻军官提拔为肩扛一颗星的将军,当小学教师的妈妈是军队大院里有名的美人。
  虽然,他没有承继父亲的虎背熊腰,也没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的雄心壮志,但是他眉清目秀,透着一股掩不住的机灵。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当过中队学习委员,属于那种既聪明又听话的男孩子。留在邹援朝脑海里的儿时记忆,几乎每一张都闪耀着鲜艳的色彩。
  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般地降临了,已经读初三的邹援朝和中华大地上所有的学生一样,都被迫停止了学业。学习不好的学生为此欢呼雀跃,书生气十足的他却为自己大学梦的破灭而郁郁寡欢。
  1966年,16岁的邹援朝被爸爸的一个老部下接走了,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虽然,邹援朝并不想在部队有更大的发展,但是,离开父母独自闯世界,也是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喜欢做的一个梦。
  就在他服役一年后,他美丽的妈妈被自己的学生贴上一张又一张的大字报,他叱咤风云的爸爸被自己的战友打成了“黑线”人物,他幸亏在部队,才逃过了“黑崽子”的命运。
  “我走到这一步,最无法面对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了!父亲一直寄希望于我……”邹援朝说到这里,突然抬起脸,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我知道,他是在控制着自己的眼泪。毕竟,他是将军的儿子。
  我开始不看他,低头翻看检察侦查卷,一页一页“哗哗”地掀着。
  然后,我轻轻地说,我也当过兵,通信兵。
  他有点惊讶地抬头看着我,回忆的脚步又把他带到给他的生命旅途依然留下笔直履印的戎马征程。
  在野战部队里,邹援朝和许多年轻聪明的城市兵一样,都被分配到通信连当报务兵。像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的李侠一样,他们每天戴着耳机敲着电键“滴滴哒哒”地收发报。邹援朝受过严格的家教,他谦虚谨慎,好学上进,能说会道,业务训练一直都是连队的尖子,在军区组织的无线电报务比赛中,他的手键收发报成绩获得了第三名,被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不到20岁,他就先后入党提干。
  但是,只要是北京兵,大抵都有一个无法更移的愿望,那就是一定要回北京。所以,当部队首次开始大规模裁军的时候,已经当上连职干部的邹援朝提出了转业申请。年逾半百的父母,此时也盼望着他们最看好的儿子回到身边。
  转业后,27岁的邹援朝以他在部队的优秀表现和精明强干,很快被分配到国家XX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深受领导信任的他又被调到“油水最大”的部直属销售公司当上了业务员。
  每天早上,他像当时许多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一样,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机关大院,踌躇满志地走进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满面春风的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在平静而充满阳光的生活里,他竟会翻了船。
  1985年7月,邹援朝和公司的两名同事受领导委派前往广州调查了解市场信息,准备为公司购买一批汽车和摩托车。
  就在那段时期,中华大地曾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满世界”的公司,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而这其中就有许多是“无开业场所、无资金、无实物”的“皮包公司”。这些皮包公司的经理们,人人狐假虎威、个个颇有胆量,
  在手中根本无货的情况下,就敢与他人签订成百万元以上的销售合同,买空卖空,牟取暴利。
  不幸的是,邹援朝偏偏与这样的皮包公司遭遇了。
  那天,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当地号称“手眼通天”的人物——吴仲诚,他自称是“湖北省XX县XX工业公司驻穗办事处的全权代表”,一副财大气粗的老板派头。他接过邹援朝的名片时,眉心轻轻一挑,眼光里露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狡黠。他有些做作地挥动了一下短粗胖的手臂:“晚上,我请你吃饭。”
  常言道,吃在广东。一桌琳琅满目色香味俱全的粤菜,让邹援朝这个京城的将门之子瞠目结舌: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回品尝这样丰盛的大餐。他的皮包里也有钱,可那都是公款,每花一笔都要经过领导的批准。堂堂一个部级公司的业务员,让一个县级公司的老板摆了谱,邹援朝觉得有点丢面子,心里不是滋味。
  菜过三道,酒过五巡,吴仲诚把臭烘烘的嘴凑近邹援朝的耳跟低语了一句:“跟我做生意吃不了亏!”同样精明的邹援朝自然能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他没有表态,但是分明听见自己的心脏不自然地跳了几下。在酒精作用下有些飘飘然的邹援朝,也把自己到广东的来意和盘托出:“我们公司要买上百辆汽车和摩托车……”
  第二天,一个自称是湖北省XX县XX工业公司驻穗办事处的申经理敲开了邹援朝的房门,他说是吴仲诚委托他来见邹的,看看有没有可以合作的项目?如果说在此之前,邹援朝对吴仲诚还存有一丝戒心的话,申经理的出现便打消了他的全部顾虑。
  邹援朝对我说,那个40多岁的申经理看上去实实在在,和蔼可亲,给他留下颇好的印象。申经理不忙不慌地拿出一个给广东省工商管理局的报告的影印件,上面清楚地批盖了广东省工商管理局的大红印章。他说,他们公司已经在广州注册了,准备成立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可以搞到大批进口汽车。邹援朝暗自庆幸找到了“最佳卖主”。
  这两位“最佳卖主”又是何许人也?经我院贪污贿赂检察科的侦查证明:吴仲诚曾因流氓行为被开除党籍,是一个在逃的劳动教养人员;“实实在在”的申经理也是一个无业人员。那些所谓的影印件和公章,也都是他们伪造的。他们在广州拼凑了这样一个以办事处做掩护的“皮包公司”,由吴出面,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与XX县XX工业公司挂上钩,声称搞联营。由对方提供帐号和公章,盈利后四、六分成。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营业执照、没有资金、没有实物,也没有开户银行的“皮包公司”,在广州人民大厦XX房间开展起“业务”。这次,能找到像XX部销售公司这样的有雄厚实力的大买主,真是癞蛤蟆咬上了天鹅肉,可以大开“洋荤”了。
  按说,邹援朝是个很聪明的人,不应该那么容易就上当受骗。但是,因为吴仲诚的那句耳语,他的嗅觉明显迟钝了。
  之后,吴、申二人紧锣密鼓地要与邹援朝签订400辆“菲亚特”汽车的合同。吴对邹说,广东省里水贸易公司有400辆“菲亚特”汽车,这批货源是我们介绍的,我们公司也要赚点钱。我们就先与里水公司签订合同,然后再和你们公司签。吴这样“实话实说”,再一次骗取了邹援朝的信任。随后,他们商定,里水公司以每辆车16000元卖给吴的公司,吴每辆车加价2000元,再卖给邹援朝所代表的XX部销售公司。
  为了防范嘴边的“天鹅”飞了,吴赶紧安慰邹援朝:“与我们签订合同不会亏待你,我们可以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奖金发给你。”邹援朝对“奖金”的内涵再清楚不过了,但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想想身边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哪个不是这样干的?对金钱的欲望和攀比的心态洪水般冲破了邹援朝的心理防线,他点头应允了。
  几天后,邹援朝背着公司的同事向XX部发电报催要预付款。1985年7月23日,108万预付款汇到了吴仲诚皮包公司的帐号上。紧接着,申经理从这笔预付款中抽出1万元作为“奖金”给了邹。后来,邹援朝回到北京,申经理又亲往北京送给邹2万元的“好处费”。
  “哦,这炙手可热的3万元,是受贿啊!”这个念头曾一度闪过邹援朝的脑际,可是他已经无法抵抗得住这金钱的诱惑力了。当年葛朗台老头让金币从手指缝一个个滑下去的时候所感受的一切,邹援朝此时也感受到了。这迷人的金钱,给他编织了一幅美妙的景象:彩色电视机、电冰箱、豪华公寓,妻子娇媚的依偎,儿子乐得直蹦高地欢快,街坊四邻羡慕的眼光,同学战友面前可以炫耀的气派……这捧在手里的3万元足够实现了。单凭老老实实地挣工资,猴年马月才能挣到这笔钱?现在,这一沓沓的钞票如此轻易地到手了,简直就是举手之劳!更何况,这种事是一根绳栓三根蚂蚱,我是受贿,吴、申也是行贿,谅他们也不会告发。于是,邹援朝不再犹豫,也不再恐惧,他心安理得地收下这三万元的受贿款。
  顷刻之间,他成了当时人见人羡的“万元户”;顷刻之间,他的人生轨道也急转直下:他不再是那个清清白白可以昂头做人的邹援朝了,他被金钱的子弹击倒,他堕入犯罪的深潭。
  此案东窗事发,是因为预付款打过去以后,XX部销售公司迟迟不见“菲亚特”的影子。邹援朝的同事也反映,邹的行动有些诡秘,让单位打款的事是瞒着他们进行的。于是,XX部纪检决定对邹援朝进行审查,邹毕竟是第一次作案,他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他坦白交代了收受贿赂的事实,退出了全部的赃款。
  鉴于邹援朝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该部纪委遂向我院举报。邹援朝被逮捕。根据邹援朝的提供的线索,吴仲诚和申经理也被抓获归案,绳之于法。XX部销售公司的大部分预付款被追回。
  在此案的侦查中,我院贪污贿赂检察科还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XX部购买的400辆“菲亚特”汽车,是吴仲诚的皮包公司和里水公司订购的,而里水公司又是同洋江公司订购的,洋江公司又是向某商业局订购的……而此刻,这批多次在合同中出现、被层层加价的“菲亚特”汽车还在波兰境内呢!它们是国家有关部门准备从波兰进口的微型汽车,尚未来到中国的土地,却已被这些公司热闹非凡地一次又一次地签订了“购销合同”。
  也许,这是改革开放经济转轨时期无法逾越的一个混乱阶段?也许,在走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付出这样沉痛的代价?也许,在皮包公司招摇过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无法遏制腐败的孳生和经济犯罪的高发?也许,社会的变革就是大浪淘沙,总会有些人被历史的车轮所淘汰?比如,曾经很清白的邹援朝们。
  为了打击经济犯罪高发的气焰,我市司法机关按照上级的部署,决定召开公判大会。邹援朝因为当时受贿数额巨大,被列入公判的名单,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法律的宣判,以儆效尤。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是陈毅同志当年告诫干部子弟的一句话。邹援朝,这个将门之后,年轻的共产党员,部队大熔炉里锻炼过的转业军人,今天走到这一步,说到底就是毁在了一个“贪”字上,“从贪欲开始就会从牢狱里告终”。
  “昨天的战友,今天的陌路人”。和我有着类似履历的邹援朝就因为在一道坎上迈错了脚步,人生从此就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经营管理者的,或许还可以做一个威风八面的大老板。然而,一举之疏,就是地狱和天堂之别。在扼腕叹息之余,我被这尘世的黑与白所深深震撼:犯罪,其实离每个人都不远,有时就在伸出手的瞬间。
  人,都会有欲念,面对金钱的诱惑也难免会有心旌动摇的时候,但是,正像傅雷先生所言:“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法国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也说过,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轨。我想,守不住自己的道德底线,超越了为人的常轨,就只能做一个“伸手必被捉”的罪人了。
  邹援朝们走上犯罪道路固然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原因,但是,他们身后的背景,那些形形色色的皮包公司,还有那些在经济往来中不讲信用、违规操作,欺骗欺诈,有意无意地损害宝贵的诚信资源,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甚至是滋生犯罪的土壤,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警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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