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三十六年军旅生涯占据了他人生最辉煌、最美好的时光，父亲将他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他钟爱的部队，而且无怨无悔。
父亲的一生是坚定跟党走、听党话的一生，父亲对党的绝对忠诚是他们这一代人最突出的秉性。
一直以来，我始终对父亲在部队的升迁慢颇有疑惑，为什么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就已经是一名营长了，然而当一九七九年底父亲转业时，却仍然只是一名副团职，难道是父亲犯了什么错误了吗？以父亲的性格和人品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后，在和父亲的不断交流中，我才慢慢搞清了其中的缘由，这一切居然和“文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讲，十年浩劫对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但父亲却以他对党、对军队的无限忠诚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军人的神圣使命，而对个人利益的受损却始终不提半个字，真让我感慨万千，嘘唏不已。
“文革”开始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只有军人和军队是全国人们最可信任的人了，也是党中央、毛主席最可依赖的力量。因此，当时军队受命派出大量的骨干到农村、到工厂、到学校去开展“支左”，充当“军宣队”，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
于是，父亲开始了十年漫长的“支左”生涯，直到“文革”结束，父亲才重回部队，但仅仅过了一年，父亲就被宣布转业了。
开始，父亲被派到部队驻地的农村去“支左”，但不久，因崇明农场的知青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大有蔓延之势。于是，上级一声令下，将父亲这个手中握有军权的营长调到农场，担任崇明东风、长江、前进三个农场的军宣队的片长，对三个农场的政治斗争方向、社会稳定以及工农业生产负责。
临危受命的父亲以军人特有的果敢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履行着上级交给他的使命，很快他就抓住了主要矛盾。他一方面连续召开各级干部会议，连续出台各项稳定局势的措施，另一方面迅速组织恢复工农业生产，派出部队进驻三个农场执行维护稳定的任务，并以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将那些被造反派打到、游行甚至残酷迫害的老干部统统集中起来严密保护。
父亲的做法显然激起了农场造反派的愤怒，他们先是到部队去告状未果，而后干脆组织大批人员，企图武装抢人。在危机时刻，从战争硝烟里走出来的父亲显示了更为强硬而又不失灵活的一面，在请示上级批准后，父亲派出手下的机枪连，分别在被打倒的老干部集中的三个农场场部，布置警戒线。公开宣布：凡胆敢破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行为，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如有违抗，胆敢突破警戒线，部队可以鸣枪示警。最终，在军队强大威严压制和父亲机制灵活的保护措施下，那些造反派没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使得这些老干部得到很好保护，而这些人在“文革”后期纷纷被解放，成了农场发展的一代中坚力量，并且和父亲保持了一生的友谊。最终，在他们的力邀下，父亲干脆转业到了长江农场，在那里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乐章。
当农场形势好转后，能干的父亲被提拔到师军务科担任科长，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多后，父亲又被派到了当时最为混乱的上海铁路局当军代表。
在那里，父亲经历了无数乘火车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大串联运动，经历了工人造反派冲击铁路，武装斗殴和卧轨阻止军列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最终父亲同样圆满完成了军代表的任务。
在回到部队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第三次受命，被派到当时冲击最严重的高校“支左”，他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兼校办工厂党委书记，要知道，组织上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校办工厂里，大批被打倒的高校领导、专家教授都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父亲的使命显然又是保护他们，这和他在农场曾经成功保护过大批老干部有关，结果父亲一样以军人的使命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十年光阴，正值事业高峰期和黄金年龄的父亲凭着对党的忠诚，一次又一次的履行着党和组织赋予他的使命，而当十年后，父亲因年龄因素离开他钟爱一生的军队时，他没有半点怨言，摘下了领章帽徽，义无反顾的开始了他的新追求。
父亲的忠诚让我敬佩，父亲的品格更是我人生的航标灯，照亮我前进的方向，永不迷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