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脚下绿树掩映的延安保育小学。
简陋的校园、窑洞、伙房。
操场上。
几百名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列听校长吴燕生做报告。
吴燕生已近不惑之年，身着白衫蓝裤，举止文雅，他打着手势：“同学们，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全中国人的共同敌人，他们不在自己的国家老老实实呆着，却像豺狼一样窜到我国，疯狂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抢我们的东西，你们说，我们该不该把他们消灭掉？”
“该，坚决消灭日本鬼子！”同学们嘹亮的喊声划破长空。
“对，我们一定要消灭日本侵略者，一定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祖国！”吴燕生校长接着说，“现在，咱们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是，日本鬼子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打败的，我们的军队听毛主席的话，要打持久战。那么，我们这些娃娃，这些小学生，怎么办？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掌握本领，准备将来打走日本侵略者！”小学生队列里、八岁的刘力贞睁大眼睛望着吴燕生校长，专心地听讲……几十年后，古稀之年的刘力贞向本书作者讲述道：“吴燕生校长是一位留学日本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和夫人任瑞以及别的老师都很爱护我们这些小学生，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更重要的是，很注重对我们进行人生观教育。我们常常听吴校长作报告，他那激发爱国热情、鼓舞斗志的演说，不少内容，我至今还能记得起来。那时候，抗日压倒一切，我们不仅上课受教育如此，而且吃每顿饭前，都要唱一遍‘吃饭歌’，主要歌词是，‘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应当加倍努力，用心学习，遵守纪律，掌握知识，准备将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还每天都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抗日歌曲，如，有一首歌里有这样两句唱词‘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空袭延安，我们学校要向安塞转移。为了照顾我们小学生，组织上安排边区中学的中学生每两人一组背一个小学生撤离。负责背我的是两个十五、六岁的男生。延安距安塞近百里，我想，人家背着我走这么长路能不累吗？！于是，我对那两位男生说，我已经八岁了，走路不怕累，不要背。他们说，领导让我们背你，这是交给我们的任务。你不让背，叫我们怎么交差？我说那咱们就一块儿走，反正我不让你们背。一个男生说，你是不是嫌我脖子上长着疥疮？我说，我不想让你们背着人走路，背着人走那不是更累吗？！二位男生这才明白了我想的是什么。他们说，你真是个好女孩。问我，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保密。因为，我听妈妈的话，从不以将军和名人的后代自居，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刘志丹的女儿，从而得到特殊照顾。那两位男生见我执意不让背，就各拉起我的一只手轻轻拽着，与赶路的学生队伍在尘土飞扬的山道上奔走。我的同学杨芳也有两名中学生负责行路，她与我在一起，对要背她的中学生说，刘力贞是我的妹妹，她都要自己走，我比她大，绝不要背。所以，她也是基本上走到了安塞。杨芳是我上小学最要好的同学。她也许是出于对刘志丹将军的崇敬，对我格外偏爱。我们在一块儿吃住，一块儿学习，一块儿夹沙包、跳方格玩耍，一块儿去河里洗澡，朝夕相处，亲如姐妹。平时，不论做什么活，她都是争着抢着干，像个姐姐照顾我，比如洗衣服、叠被子。我虽然比她小点，但有什么活，也争着做。一九三九年，我上了延安抗日将士子弟小学，我和她还是同学。有一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问我，上学有什么困难？我说，写字的纸不够用。林老很快找来一叠送给我，我与杨芳平分使用了。小学毕业后，我上了位于桥儿沟的延安中学，杨芳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上了马栏中学。”
谈起在延安中学上学的岁月，多年后，刘力贞深情地说：“我生于黄土高原，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土窑洞中度过的。对于土窑洞，我至今还有着特殊的眷恋。几十年来，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延安中学那孔小土窑洞和在那里生活的伙伴们。 ”
一个初春的上午，刘力贞到延安中学校部报到后，被人领到这孔小窑洞前。刘力贞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里面跑出一个比她略高点乐呵呵的圆脸姑娘。她笑着招呼道：“刘力贞，你才来？”接着忙不迭地帮她从肩上卸行李。
刘力贞说：“你怎么知道我？”她说，“我早就知道你啦，还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不用人介绍我就认出你啦！”她拉着刘力贞的手走进窑洞里。
刚进窑洞，刘力贞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她说，“别踩着我的被子！”
刘力贞低头仔细看，地上铺着一床粗布被子，原来她正在缝被子呢。于是，刘力贞也蹲下来帮她缝被子。她们一边缝着，一边聊着，她对刘力贞说：“我叫王涛英，原来在鲁艺当公务员，后来人家看我小，爱学习，就送我上了延中。我不像你从小念书，将来咱们在一个班上，还要你多帮助。”
刘力贞说：“看你不像本地人。”
王涛英说：“我是河南人，母亲去世早，父亲带着我和大伯一家逃难到陕北。”
刘力贞开玩笑地说：“原来是河南担！”
王涛英亦笑着说：“对啦，就是河南担。父亲一条扁担，一头挑行李，一头挑着我，把我挑到陕北来的。”
哨子响了，吃饭的时间到了。王涛英带着刘力贞下山吃饭。她们的灶房就在校部下面的石崖下。没有饭堂，大家就在灶房外面的空地上用餐。开饭时，从灶房抬出一大桶小米干饭，一小桶菜。大家排队舀饭、分菜。
吃饭时，王涛英告诉刘力贞：“你的小缸吃饭不方便，像我们用小盆好使，一次就能盛够饭菜，不必费事舀第二次。男同学用罐子吃饭，他们肚子大，吃得多。”
刘力贞放眼望去，发现饭场上的男同学每人脖子上都吊着个黑瓷罐，左手托着罐底，右手拿着勺子从罐子里一口一口舀着吃。
天黑了，刘力贞同王涛英都睡不着。
初春的天气，还有些寒意，加之窑里的通铺上就她们俩，冷清清的。王涛英说：“咱们靠近点暖和，要不咱们合被窝，更暖和。”
刘力贞跟她还有些生，不好意思。
王涛英说：“咱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同学，同学，同床好友嘛！”
刘力贞说：“是同窗好友，不是同床好友。”
王涛英说：“就是同床好友。咱们窑里要住五个女同学呢，咱们都是同床同学！”
年逾古稀的刘力贞告诉本书作者：“我在延安中学上学时，陕甘宁边区正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机关学校都不例外。当时的口号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一边学习，一边生产，不仅学会了文化知识，而且掌握了不少生产知识，如种谷、种菜、纺线、织毛衣等。在延安中学，我有两位最要好的同学，一个是漂亮的杜芳枝，另一个就是憨厚的王涛英。杜芳枝眉清目秀，天生丽质，同学们都把她比作牡丹花，那时我未曾见过牡丹，但看看杜芳枝，我想牡丹一定是一种十分漂亮的花。有一次，学校通知一些女同学到校部，说是要挑选电影演员。不少女同学都把自己着意打扮一番，想把导演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可导演们好像没看见，一个也没挑。杜芳枝因故来迟了，她一出现，导演们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都说，这女学生真漂亮，于是选她去拍电影。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江青要拍一部名叫《吴满有》的电影，要找一个女孩扮演吴满有的女儿。后来江青患肺结核病，电影拍摄计划落了空。我与杜芳枝亦亲如姐妹，在学习上互帮互学，生活上互相照顾。有一次，我和妈妈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把周副主席从重庆带给他的香蕉、苹果、桔子送给我吃。我舍不得吃，拿回学校与杜芳枝、王涛英等同学共享了。我和杜芳枝都是文艺爱好者，我俩同台演过一出叫《睁眼瞎子》的戏，她个儿比我高，扮演嫂子，我饰小姑。这出戏说的是哥哥在城里做工，写回来一封信，全家人都不识字，睁眼看不懂，劝导人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别当睁眼瞎子。王涛英为人憨厚，吃苦能干，虽然基础知识差一些，但热爱知识，刻苦用功，进步很快。王涛英经常给大家拆洗被褥，缝补衣服，对同学充满了爱心。学校对面山坡上，有我们开的一块荒地种着蔬菜，由于天旱，需要浇水。同学们就两人一组从沟里抬水。我和王涛英一组，抬水上山时，她总是把水桶拉到她那一端，以减轻我的负担。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中学一片欢腾，立刻组织秧歌队进城上街演出，热烈庆祝。我和杜芳枝、王涛英兴奋地穿上借来的绸缎衣服，化着浓妆，晚上与同学们一道举着明晃晃的火把，一路欢呼着涌向延安城。过一条小河时，我不小心踩到一个别的同学掉下的火把上，把脚给烫伤了。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喜悦充溢心头，使我兴奋地顾不得疼痛，仍然高高举着火把继续赶路。那天晚上，延安城锣鼓喧天，灯火通明，人山人海，载歌载舞。我们延中长长的秧歌队跟着鼓点，扭得十分好看，特别是杜芳枝，迈着轻盈的脚步，舞着如风的双手，一招一式，飘飘欲仙，灯火不时映衬着她那如桃花般的脸庞，仿佛芙蓉出水，令人称羡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