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十一章 第十一任总长迟浩田（二）
三、长津湖血战全营唯一没冻伤的
1950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长津湖战役。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志愿军九兵团指战员给不可一世的侵略者留下惨痛教训。然而，这场载入世界战争史的伟大战役也留下了不少遗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九兵团官兵多来自南方地区，高寒地区生活经验几乎是空白，以致冻伤减员达32%，其中严重冻伤达22%。
诚然，我军后勤供给不上是导致当年志愿军将士大面积冻伤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稍稍多了解些健康预防知识，哪怕只要懂得“搓一搓”的简单常识，也能让更多官兵不被冻伤。若是那样，长津湖战役的结局可能将更加完美。
时任志愿军九兵团第27军79师235团3营教导员的迟浩田，小的时候曾经和父亲一起闯关东，因为有东北生活的经历，在严寒的天气中，迟浩田的父亲就曾经教过他很多御寒和防止冻伤的方法。天冷时，迟浩田马上拿雪搓一搓手，再搓脸，所以他是长津湖战役中全营唯一没有冻伤的。
四、接管人民日报社
1976年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当晚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决定迅速夺取“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大权。具体安排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负责接管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由迟浩田和孙轶青同志接管人民日报社，刘西尧接管光明日报社。整个行动是在政治局开会的同时布置并实施的。
当时，迟浩田任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正在唐山地震废墟上紧张地指挥部队抗震救灾。10月6日深夜，突然接到中央让迟浩田紧急返京的命令。
第二天一早，迟浩田乘专机返回北京，直接到中南海领受任务。一进西楼会议室，迟浩田就看到了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耿飚、刘西尧、孙轶青等人。耿飚见迟浩田进来，呼地站了起来：“你是浩田同志吗？”迟浩田说：“是。”耿飚一把握住迟浩田的手，兴奋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说着，伸开双臂就要拥抱迟浩田。两人相拥着倒在了沙发上，又从沙发上滚到了地毯上。在场的人深受感染，一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这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走进来，他代表党中央向迟浩田交代任务：“浩田同志，把你从抗震救灾前线召来，是让你到《人民日报》去，把权从‘四人帮’的手中夺回来。中央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十年内乱中，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利用这个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文章，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严重地玷污了党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在此紧要关头，夺回《人民日报》的控制权刻不容缓。迟浩田顿时感到使命的光荣和责任的重大，坚定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鉴于“四人帮”被粉碎还处于严格保密阶段，迟浩田建议马上进驻。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兵贵神速，赶快抢占阵地。
为顺利开展工作，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大意是：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工作，中央决定派迟浩田等同志参加核心小组的领导，重要事情要向他们报告。
7日晚8时许，迟浩田和孙轶青等人进驻人民日报社。到报社后，立即召集报社核心小组成员开会，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要求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同时警告“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要听招呼，不要搞小动作。
“四人帮”虽然在人民日报社插手很深，但由于他们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报社的许多同志主动向迟浩田反映情况，揭发“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种种劣行。他团结和依靠群众，很快就把《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夺了回来。
为配合全国揭批“四人帮”，迟浩田组织发表了系列文章。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以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四人帮”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急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在揭批“四人帮”中，报社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阴谋诡计。1976年清明节前后，许多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这一正义的行动触怒了“四人帮”，他们授意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把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社的那个负责人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突击编发了多期《情况汇编清样》，对一些重大的情节进行歪曲篡改。姚文元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工修改，然后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进而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并由此撤销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出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即是根据上述材料炮制的。
群众的揭发引起迟浩田的重视，他立即组织报社有关部门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很快查清了报社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人和事，写出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并以迟浩田和孙轶青的名义，于12月10日上报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五、组织总参在全军率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7年10月，迟浩田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在总参谋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1977年2月7日以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文章却提出“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延续十年动乱的局面。
“两个凡是”一提出，就遭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他出来工作不久，曾对迟浩田和杨勇、李达等同志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要出来工作了，那什么事都干不成。他还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早晚绕不过去。这样重大的问题，邓小平及时向迟浩田等人交底，使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追求思想解放的人们，为这篇文章连连叫好，认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打破思想桎梏、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必将产生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少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此不理解，认为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人甚至指责说，这篇文章很坏，政治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是砍旗，是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这篇文章发表后，总参党委十分重视，立即组织了学习。大家意识到，文章阐述的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根本原则问题。在这个重大是非面前，每个人都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迟浩田当时分管总参的政治工作，他和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副总长杨勇认为，总参应该迅速表态，支持这场大讨论。经请示小平同志，获得了肯定的答复。随后，总参党委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做了研究部署。迟浩田根据总参党委的意图，和总参政治部的同志一起拟订了学习计划。计划拟好后，经杨勇同意，呈报给了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仔细审阅了总参的学习计划后，打电话给迟浩田说：“你们的计划我看了，非常好！过去我们经常讲，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是不够的，还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们要联系实际想一想。”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坚定态度给迟浩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总参开展这项活动指明了方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参及时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军起到了先导作用，引起了强烈反响，也为军事工作的拨乱反正及加强总参的全面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六、大力平反军队的冤假错案
十年内乱，在全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总参也和全国一样，冤假错案甚多。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总参的亲信以人划线，把一些来自第一野战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的线上，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划到邓小平的线上，来自第三野战军的干部划到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的线上，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震惊全国的“二月逆流”错案，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并株连了老帅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二月兵变”冤案，使贺龙元帅遭到残酷迫害；所谓的“八二五”事件，更是无端地株连到了王尚荣等一大批老同志。罗瑞卿、徐海东、张爱萍、彭绍辉、李达、伍修权、王诤、孙毅等老同志，也先后遭到批斗、抄家、关押、强制劳动等残酷迫害。在“文革”期间，仅总参机关就有1600多人受到审查和批斗。
林彪、“四人帮”在总参制造的冤假错案，严重地挫伤了总参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大家的思想普遍处于压抑状态，许多干部的家属子女也受到牵连。冤假错案不平反，广大官兵的积怨不能平息，总参全面建设的步子就迈不开，一切都无从谈起。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务之急。
面对众多的沉冤积案，曾经身受其害的邓小平同志心急如焚，呼吁尽快平反。他当面向迟浩田等人交代：“总参的冤假错案不少，你们要积极主动，抓紧平反。要不等不靠，看准了就干起来。也可能与此有牵连的人会想不通，但等这些人想通了，就什么事都耽误了。”
有总参党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明确指示，迟浩田立即组织有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落实政策办公室，对每一个“专案”材料开始认真核实鉴别。他对办案人员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案件都要证据齐全，每一个事实都要查个水落石出。不能出一点纰漏，不能让一个同志受委屈。
桩桩冤假错案令人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不久，林彪、江青一伙就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诬陷贺龙历史上企图“叛变投敌”。康生、叶群亲自策划和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对贺龙审查的《工作设想》，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等，并搜集新中国成立前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作贺龙的罪证。这伙人还非法关押贺龙的亲友、部属，搞刑讯逼供，然后将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拼接、剪辑，制造伪证，把罪名强加给贺龙。一代开国元勋贺龙元帅就这样蒙受冤屈，被迫害致死。
有的案件实在离奇：总参某部的一个干部不小心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划了一痕，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位干部的小孩，年仅五六岁，因为喊错了一句口号，即被打成小反革命。类似喊错一句口号、写错一个字而遭受牢狱之灾的事，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看了这些材料，迟浩田感到既可气又可悲。迟浩田要求办案人员，对类似这样的案件，要坚决平反，彻底平反。对实践证明是诬陷不实的，结论不正确的，不管什么案件，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是谁批准的，都一律改正过来，一点尾巴不要留。要给干部以清白，还历史以公道，让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
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有的案件是由红头文件定性的，有的是经过当时的中央领导亲笔批示的，有的是目前还在领导岗位上的负责人拍板的，要把它翻过来，难度不小。小平同志给迟浩田等同志鼓劲说：不要管那么多，先平了再说。在他的支持下，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8年12月29日，总参党委经过认真审议，做出了11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
1978年12月3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为体现对蒙冤受屈同志的真挚情感，总参党委决定，把曾经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张爱萍、李达及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等同志请上主席台。大会由杨勇主持，首先向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贺龙、徐海东等沉痛默哀，然后由迟浩田宣读总参党委平反冤假错案的11个决定，为52名军以上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薛明代表受迫害的同志发言。她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全场同志悲愤交加，许多人痛心落泪。会上充满了对林彪、“四人帮”的义愤，对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同情。大会宣布为蒙冤受屈者彻底平反，全场欢声雷动，人心大快，许多人喜极而泣。
总参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行动快、力度大，平反数量多、声势大，在全军乃至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带了好头。会后，军内外的许多单位都到总参学习经验。曾任总后勤部部长、刚复出的洪学智上将给迟浩田打来电话，称赞这件事做得好，表示要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第十一章 参考文献
[1]迟浩田母亲节撰文：怀念我平凡却又伟大的母亲 中国新闻网2006年05月
[2]迟浩田 淮海战役亲历
[3 迟浩田将军忆长津湖血战:我是全营唯一没冻伤的 解放军报2012年09月11日
[4]迟浩田简历 人民网 2020-06-15
[5]迟浩田撰文回忆三十年前大转折中的几件事 解放军报2008年12月03日
[6]迟浩田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