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九章 第九任总参谋长 邓小平（二）
五、领导百色起义
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国民党政府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任命李明瑞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俞、李主政广西后，为巩固其地位，主动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共中央即派邓小平（时称邓斌）为中央代表，率数名共产党员到广西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邓小平到南宁后，以非凡的胆略，从当时全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凭借广西省政府秘书身份，对当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等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上层统战工作和秘密兵运工作，推动广西全省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
在邓小平（邓斌）等人的推动下， 俞、李释放了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任命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广西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任命俞作豫（共产党员，俞作柏胞弟）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邓小平抓住机会，组建并改造和整顿了广西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使我党迅速掌握了这两支军队，同时发动和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学生参军，迅速提高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开放工农运动；承认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军。
1929年9月中旬，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邓小平等主持下于南宁召开，传达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建立红军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指示，并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将中共广西省委改为广西特委，何誓达任书记，归广东省委领导。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通电反对蒋介石，10月初，因部下被蒋收买而失败。在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时，邓小平就预料到俞、李会失败，于是及时安排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一个营到右江地区协助雷经天开展工作，做好大部队开赴右江地区的准备工作。在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邓小平力排众议，主张将所掌握的武装部队撤到右江地区农村去，与农军结合起来，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10月中旬，邓小平、张云逸率所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近2000人离开南宁，于22日抵达右江重镇百色，部署武装起义。12月11日，在百色的广西教导总队一部，警备第四大队和右江农军共40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同日，在平马镇（今田东县城）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之后的短短4个月时间内，在邓小平、张云逸的领导下，红七军发展到7000人的规模，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劲旅。作为广西前委书记的邓小平，还指导在左右江流域开展游击斗争。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参照中央根据地，建立健全了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设置了一些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工作。革命政权机构的建立，覆盖了整个右江地区县、区、乡，范围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
六、“毛派头子”
1931年夏天邓小平经中央批准前往苏区。他由上海乘船，经广东、福建到达江西瑞金。同行的有一位叫金维映的浙江籍女同志，到达瑞金后，他们结成了夫妻。
邓小平到苏区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经过调查研究，迅速纠正了以往“左”的领导造成的滥捕滥杀的错误，为前一个时期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召开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了，局面大为改观。这位年轻县委书记的精明能干，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邓小平调至会昌任县委书记，随之担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他善于打开局面、兴利除弊，有组织有计划、坚定果断地开展工作，很得毛泽东的赏识。
然而，中央苏区的工作却受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实行的正确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许多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毛泽东曾先后几次挨整，被错误地撤销职务。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迁入苏区，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博古到苏区后，认为任弼时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批得还不狠，贯彻极“左”路线不得力，因而将他贬到湘赣区做省委书记。接着，博古等人就发起了批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斗争，目的是想通过批判“罗明路线”进一步消除毛泽东的影响——名义上是批判罗明，实际上是批判毛泽东。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因为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遭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和排挤。继福建反“罗明路线”之后，从1932年2月下旬开始，“左”倾领导者又在江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即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邓小平当时任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后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和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南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邓、毛、谢、古等同志长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中工作，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2年11月的赣南会议，攻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讥笑毛泽东“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对中央领导工作中的这些错误进行了抵制。他们针对某些人诬蔑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山区和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政权；他们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他们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他们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可见，他们反对的都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那些东西，而他们主张的全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此，1933年4月16日至22日，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召开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给邓、毛、谢、古扣上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等罪名。
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特派员主持下，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做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令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这就是邓小平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被打倒。
在反省改造期间，邓小平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结婚近两年的妻子阿金离他而去，这对政治上遭受波折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压垮邓小平，凭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豁达的胸怀，他很快就走出了这一段人生的低谷。
七、鏖战太行斗敌顽
1934年10月，邓小平参加了长征，年底，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遵义会议。6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1936年5月，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9月16日，邓小平随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向烽火连天的华北抗日前线进发。1938年1月5日，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张浩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1月16日，八路军总部公布这项命令。18日，邓小平到达第129师师部驻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太行山南麓的西河头村。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山高峰险，沟壑纵横，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曾说过“扼太行者扼天下”。
邓小平到任不久，就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起部署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3次对日军的伏击战。其中，响堂铺伏击战是邓小平和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的。1938年3月21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做了详细的战斗部署。3月26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队向响堂铺隐蔽运动。31日凌晨4时，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区域。徐向前指挥所设在后狄村山坡上，邓小平率直属队设伏在佛堂沟。伏击区以响堂铺为中心，西起东阳关，东至椿树岭，长达15公里。战前，邓小平还亲自到第769团作了战斗动员。
春寒料峭，山风袭人。官兵们在山坡上趴了半夜，不见日军车队的影子，只是偶尔有零星汽车开过，许多人都沉不住气了。邓小平指示大家要耐心等待。8时半，从东阳关方向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公路上扬起滚滚尘土，日军的汽车像蜈蚣一样沿着公路排成一条弯曲的长线。9时许，日军第10师团辎重部队的180辆汽车全部进入伏击区。
只听一声令下，响堂铺山谷立刻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和震天动地的手榴弹爆炸声，八路军的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一齐发射，日军顿时乱作一团。靠前的汽车被迎头截住，靠后的汽车被堵住退路，日军的车队全被卡在公路上。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有的像没头的苍蝇开着汽车瞎跑乱撞；有的钻到汽车底下胡乱射击；有的挥舞着东洋刀“哇哇”乱叫……
八路军伏兵四起，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向日军车队发起猛烈进攻。战士们挥动着步枪、大刀、长矛，猛虎般扑向敌人，同日寇展开白刃格斗；有的战士刺刀折断了，就抱住日军用嘴咬，把牙齿都咬脱了；有的将手榴弹投向顽抗的敌群。敌人鬼哭狼嚎，一片片倒下。公路上，横七竖八躺着日军的尸体；被焚烧的汽车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蜿蜒着像一条火龙。
激战正酣，800多名日军从黎城和涉县东西两路向响堂铺增援，被邓小平、徐向前预设的伏兵一举击溃，狼狈逃回据点。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战斗胜利结束了。下午4时多，日军出动18架飞机在响堂铺上空狂轰滥炸。这时，邓小平和徐向前早已率部队转移到10公里以外的安全地区。这一仗，共歼灭日军400余人，摧毁汽车180辆，缴获迫击炮4门，长短枪130余支，还有大量弹药等军用品。
这次伏击战，是邓小平到任第129师后参与部署和指挥的第一场战斗，遏制了日军向黄河防线进攻的势头，坚定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和必胜信念。
1939年7月3日，邓小平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同卓琳结婚，后一起回到太行山。
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囚笼政策”，1940年5月，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第129师首先对白晋路发动破袭。5日至7日，铁路沿线各县的两万多名自卫队和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参战，撬铁轨，扛枕木，拆桥梁，烧仓库，两天时间就把日军苦心经营的白晋铁路彻底破坏了50余公里，拉开了百团大战的序幕。
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战役预备命令”。刘伯承和邓小平在作战室里彻夜不眠，全力投入指挥作战。8月18日，在和顺县石拐镇，第129师召开三路突击部队指挥员会议，做了作战的详细部署。政委邓小平在会上简明扼要地说：“对正太路破坏得越彻底，我们就越主动，这一仗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扩大并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自8月20日夜到9月10日，第129师参战部队在民兵、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如期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第二阶段，129师的作战任务是收复榆社至辽县公路上的日军据点。9月23日23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部队对榆社日军各据点发起强攻。八路军与敌人彻夜激战，占领城西及西南角。24日下午，发起第二次攻击，突入10多米高的母堡，经4小时激战，攻下日军核心阵地榆社中学的多数碉堡。当夜，发起第三次强攻，丧心病狂的日军施放了毒气。9月25日下午，八路军利用坑道爆破发动强攻，突入榆社中学，经白刃格斗，全歼残敌。
遭到沉重打击日军，恼羞成怒，集中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10月6日起，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反扫荡。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129师与敌周旋。10月29日，陈赓率第386旅以及决死纵队对关家垴日军实施总攻击。中午，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距离关家垴不远的指挥所内密切关注前线战况，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敌机狂轰滥炸，企图掩护日军突围，八路军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增大。
陈赓报告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下十余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邓小平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要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听到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陈赓心服了。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有力指挥下，前线指战员拼死杀敌，打得敌人抱头鼠窜，狼狈逃命。
在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129师参战兵力达38个团，共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总计破坏铁路491里，公路1052里，碉堡59个，桥梁187座，车站30个；烧毁火车2列、汽车47辆；击落日军飞机4架；毙伤日伪军7507人。日军的“囚笼政策”宣告破灭。
1938年10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不断在我抗日根据地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1940年2月初，顽军朱怀冰纠合庞炳勋等部，与平汉路东的石友三等反共顽军遥相呼应，企图待蒋介石增派的援军到达后，由南而北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朱怀冰迫不及待地在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层层筑堡挖沟，断我交通补给，并于2月18日以两个团的兵力，打死打伤八路军150余人，抢走价值2.7万余元的军用物品。
朱德总司令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把朱怀冰这个‘摩擦’专家收拾掉！1940年3月5日凌晨2时，邓小平、刘伯承一声令下，反顽战役打响。顽军第94师和第24师结合部防御薄弱，在八路军的进攻下，纷纷逃窜。八路军攻占沿途全部碉堡，歼灭其补充团大部，迫使顽军主力败退。次日晨，八路军中央队、左翼队南北夹击顽军，使其弃下全部辎重急渡漳河，向林县潜逃。邓小平命令部队全线追击。经3天激战，歼灭朱怀冰第97军及其游杂武装1万余人，生俘7千余人。朱怀冰丢盔弃甲，率残部两千余人溃逃至河南修武县境内。
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改变了八路军被日军、顽军夹击的危险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