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三任总参谋长 粟裕（十）
三、战神轶事
11、战神蒙冤
有勇有谋、品行高洁，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大树将军”的粟裕既是常胜将军，又是悲情英雄。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粟裕，自进入军队中枢总参谋部，厄运便开始降临了。
粟裕首先无意间得罪了时任总参负责人的一位元帅。1952年5月，该负责人交代新任总参作战部长的张震，考虑到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军委副主席的工作太忙，作战部一般材料不必全部报送军委主要领导，由该负责人筛选后上报。不久毛主席对此变化不满，在1952年7月24日军委领导会议上，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质问该总参负责人，为何封锁他和其他军委领导。该负责人事后写了检讨。
一向严于律己的粟裕认为作战部属于自己分管，自己也应承担责任，便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份检讨。毛主席对粟裕检讨做的批示里，表扬了粟裕的工作，也暗含对主持总参工作的负责人的批评。由于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本是粟裕好心为领导分责，却使总参那位负责人对粟裕产生了很大的误会，不仅6年后成为粟裕反领导“告阴状”的主要罪状，而且成为粟裕冤案长期得不到平反的重要原因。
粟裕蒙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时是得罪了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粟裕与彭德怀起初是因为工作中的分歧，彭德怀工作作风粗暴，粟裕又坚持己见。两人的矛盾逐渐加深。
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妒忌或不服。如1958年华野某领导带头发言批粟裕，还有某领导声称淮海战役是自己指挥的。
大将陈赓对粟裕被整，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从古至今，有两种人是最不受欢迎的，一种就是不懂得迎合他人的人，另外一种就是功劳太高的，而粟老兄你是两样都占了。不整你整谁？
陈赓的分析可谓是鞭辟入里。粟裕挨整，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粟裕在战争年代立下的战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他卓越超众的战功、能力，就会对周边的人形成一种无形的震慑。加上他又十分地讲原则，遇事不懂得变通，以至于上下级或多或少都认为他是一个居功自傲的人。因此与其意见相左的时候，便很容易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久而久之，为了大局，粟裕就只能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陈赓对粟裕的评价可谓是一语中的。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的道理，粟裕直来直去、敢做敢为的性格在战场上是一个优点，然而到了官场上，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1958年5月28日至7月22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肖克、李达等人受到错误批判。
粟裕被扣上“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大阴谋家”等罪名，以及“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告洋状”等罪状。数次检讨都不得过关。
会议组织者认为粟裕犯了三大“错误”。
这所谓的三大“错误”分别是：一、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二、违反外事纪律；三、擅自调志愿军回国。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所谓“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实则是按照军委和彭德怀的要求布置工作。
1954年8月13日，即粟裕出任总参谋长的前两个月，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提出了对福建沿海的两个作战任务：1956年底解放马祖岛、1957年底解放金门。
1955年初，一江山、大陈、渔山、披山等浙江沿海岛屿先后解放。已从副总参谋长升任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认为，华东沿海军事斗争的重心已转移到福建沿海，解放马祖、金门的任务有可能提早完成。
1955年2月底到3月初，粟裕召集各总部和海空军负责人一起，听取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关于视察福建的情况汇报，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
会议认为“打金门作战规模较大，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打马祖作战规模较小，补给容易，战斗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因而建议“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目标”，争取于1955年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3月5日，粟裕将这一讨论结果书面报告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这一题为《关于攻打金门、马祖的设想》的报告说：经南京军区及总部有关领导研究认为，“打金门作战规模较大，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因此“我们意见先打马祖，然后打金门”。
四天后的3月9日，彭德怀在报告上批示说：“同意先打马祖。”
根据这一批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研究后，于4月15日作出具体部署，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
他们提出：“全面地进行准备，实施时采取逐岛攻击的作战手段，并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占南竿塘”，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交福建军区负责。
粟裕看到部署报告后，认为福建军区机构不健全，难以承担这一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因而建议南京军区派员加强。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唐亮随即派副参谋长王德带人前往福建军区，参与对马祖作战的组织准备工作。
但时间过了两个月，总参谋部和粟裕一直没有得到福建军区执行情况的报告。
这年6月，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到北京参加集训，粟裕向他了解情况。
皮定均告诉粟裕，攻打马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不充分，预定参战部队仍在执行一年一度的训练计划，所需登陆船只还在400—700公里以外尚未集中，他们计划在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作两栖作战演习，然后投入战斗。
粟裕听完情况介绍后，说：“对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确实很差，亟须认真进行。”
6月18日，粟裕与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陈赓一起约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他说：“解放马祖的准备工作应从困难处着想，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中力求速决，以显示我军力量强大，减少美帝干涉的机会。按照南京军区4月15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的部署，充分准备，扎实进行。”
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意思，粟裕当时还将三个茶杯摆成阶梯队形说：“如果先打高登进展顺利，美帝又不出面干涉，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再而南竿塘；如果情况不利，应以准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梯队增援第一梯队，用以巩固高登，反击敌之反扑。”
粟裕还交代他们仔细研究，准确计算，将研究结果报告中央军委才能最后确定和实施。
这次会见谈话，因工作人员没有作记录，皮定均记忆不准确，回去后将粟裕的话传达成意思大相径庭的内容：“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
两天后的6月20日深夜，彭德怀接到南京军区许世友等人的急电，首先提到皮定均因误听而错误传达的粟裕指示内容，随后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
他们列举了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随后说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
这时，粟裕已于6月20日白天前往旅大视察，不在北京。彭德怀便于第二天上午找来当事人之一陈赓询问。
陈赓说明了“总参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同时攻击，而且交代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报军委确定和实施。”
彭德怀要求陈赓告诉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
周恩来看到南京军区的电报后，也打电话问彭德怀，彭德怀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毛泽东）回京请示后再定。
6月23日，毛泽东从杭州返回北京，彭德怀将南京军区发来电报一事向他汇报。
彭德怀说：“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1954年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
毛泽东表示同意。
7月8日，彭德怀召开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议，总参谋部负责人粟裕、陈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唐亮，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人与会。
会上，粟裕说明，会见皮定均时，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可能是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1954年8月13日作战方针。
事情到此本已澄清，但总参作战部作战处长雷英夫却说：“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而且将这一句话写入会议纪要的注释。
因6月18日与皮定均谈话时未作记录，虽有副总参谋长陈赓做证，但粟裕依然有口难辩，随即主动承担了责任。
会议中，彭德怀借口一个空军团调动他都不知道，大发脾气。原因是这个团调动，总参早已写报告给毛泽东、彭德怀，毛泽东批了，彭德怀尚未看到。
彭德怀还就皮定均误听的传达内容生气地说：“福建作战军委早有文件，由北向南，由小到大，谁想打大的？”
会后，彭德怀于7月12日报告毛泽东：“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
毛泽东于7月13日批示说：“6月18日讨论这么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8月31日，粟裕写了一份《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报给彭德怀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实事求是说明了处理马祖战备问题的经过。检讨中他也说明：“雷英夫同志所作记录（指7月8日会议）的注释（即雷英夫的发言）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
彭德怀阅后批注：“已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粟裕同志。”同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阅后“退毛”。一场风波，最终平稳了结。
显然，粟裕在对金门马祖战备问题上，完全是执行彭德怀“同意先打马祖部署”的批示，根本不存在所谓“擅权”。
毛泽东在粟裕做出说明后，当时也未追究他被皮定均误传的内容，更不会三年后仍然纠缠这一粟裕早已承担责任检讨过的区区小事，甚而大张旗鼓当作“擅权”加以批判。
所谓“违反外事纪律”——实则是按照彭德怀的多次要求向苏联军队请教。
我军长期实行的领导和指挥体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通过各个总部实施对全军的领导和指挥。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国防部，但原有的领导和指挥体制不曾改变，总参谋部等各总部仍然直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
当时国防部没有专设办公机构，而是与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共用，即一个机构三块不同的牌子。
这时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委员（后为副主席）彭德怀又兼任国防部部长。为了体现新设立的国防部的领导作用，要求有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
但哪些文电以国防部名义发出，哪些文电以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名义发出，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
因而，粟裕担任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起草的文电，常常因为署名问题受到彭德怀的批评。总部机关部门感到难以适从，纷纷要求有明确规定。
1955年3月16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
从1955年到1957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先后五次拿出条例草案送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审批，但都一次次被打了回来。
彭德怀还多次对粟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当时强调以苏军为榜样，他所说的“人家”显然指的是苏联军队。
不久，彭德怀指示的“问问人家”的机会来了。1957年11月，粟裕与彭德怀一起访问苏联。
粟裕利用对口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机会，向他提出，希望提供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作参考。
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说：“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提供也可以。”
索科洛夫斯基说没有现成的资料。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58年3月，苏军根据要求向我方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
这次会见时间很短，双方总长最多只能讲五分钟左右的话。粟裕的随行翻译孙立忠后来回忆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二十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但粟裕奉彭德怀之命向苏联总参谋长请教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这件事，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告洋状”，“争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又被上纲为“里通外国”。
所谓“越权调兵”——实则是以彭德怀主持的中央军委名义署名调志愿军回国，而非以粟裕主持的总参谋部署名。
中央军委关于调动军队权限的规定，作为曾经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是十分清楚的，即便是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做部署调整，他都及时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1951年12月，中央军委出台新的关于调动部队权限的规定，也是以总参谋部名义发出的，而当时粟裕正是仅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之下的唯一副总参谋长，对这些规定可谓耳熟能详。
1957年11月，毛泽东和金日成在莫斯科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同年12月，返回国内的毛泽东正式决定撤回在朝鲜的志愿军，并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
彭德怀与粟裕随即奉命开始准备确定志愿军回国后的驻地，告知有关大军区同省委磋商接待准备工作。
1958年2月，总参谋部按照要求提出了志愿军撤回国内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经彭德怀主持的中央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后，第二方案得到基本同意。
2月14日，周恩来与陈毅、张闻天、粟裕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平壤出席群众欢迎大会。2月19日，中朝政府发表撤军声明，第二天志愿军总部也发表了声明。
粟裕于2月21日随周恩来等人回国后，彭德怀于2月25日又主持军委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各项工作。
根据军委会议的多次决议，总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
总参谋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中央军委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未获彭德怀的同意，又改用国防部名义，仍然被他打了回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说，这个命令要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
总参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裕审阅。
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者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都不妥，但是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本意是留给彭德怀思考审定的空间。
但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结果被否定了。最终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
也就是说，总参谋部虽然曾经按照彭德怀的要求，起草过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电报，但这个电报又被彭德怀和军委会议否决，既未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未下达给志愿军部队，是一份没有发出、仅仅送呈彭德怀审阅的电报草稿。而真正实施调动志愿军回国的正式命令，署名是中央军委。
但就是这样一份电报草稿，多年后却被一些人指责为粟裕“越权调兵”，而且将粟裕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违心检讨作为证据。
对这些检讨内容，粟裕后来于1979年向中共中央申诉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作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作检讨。”
他说：“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
这种政治高压下的被迫自污的检讨，不仅粟裕有，彭德怀也不例外。他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无可奈何地说，在1959年8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
正常的是，没有人再将彭德怀违心自污的检讨内容当作他当年应该批判的证据；而不正常的是，在粟裕也公开平反多年后，有人仍然将粟裕当年的检讨引用为“擅权”的证据。
因为真正实施调动志愿军回国的命令实际上是以中央军委署名，所以粟裕以总参谋部署名调兵一事为子虚乌有。
综上所述，事实清楚地表明，在攻击马祖岛、请教苏联总长和调志愿军回国三件事上，粟裕仅仅是执行了彭德怀的指令，绝非所谓的“擅权”。
后来由夫人楚青代写的检讨，把会上的莫须有罪名全部揽下，再加上毛主席做出了“粟裕有战功”的评价。粟裕检讨才过关。
粟裕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被错误批判后，很快被撤销总参谋长一职，降为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禁止粟裕接触部队。粟裕的“错误”被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所有军委扩大会议的发言、简报，以及粟裕的检讨等等，均作为历史文件存档。
粟裕战争年代“常胜将军”的形象由此被颠覆，不仅他本人长期淡出公众视野，受到不公正对待。连他过去统率华东野战军的战功也被淡化、转移和磨灭，他对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具有独创性的许多建议不被采纳。种种不公正待遇使粟裕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包括粟裕的一些老部下在内的人成了“惊弓之鸟”，几乎谈“粟”色变。甚至1984年2月粟裕逝世后，上海《文汇报》约请粟裕当年的老部下写纪念文章，也被委婉拒绝。
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里有多少深意，而是简单地想到，粟裕是共和国第一大将，功高盖世，现在的南京军区部队高级指挥员绝大多数都是他的老部下，找人写两篇悼念文章肯定没问题。可是事情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
他不无纳闷地说：“我们选择了两位华东野战军著名战将、大军区正职领导约稿，两位首长的秘书很快就回电了，回答的口径一样：首长身体不好，无法写。由于时间比较紧，我又走访了几位大军区副职领导，都未能如愿。”
粟裕夫人楚青曾经无比感慨：“可见当年批粟的能量及其流毒影响之大。”
《粟裕传》说：“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不正常的先例。”
粟裕本人也在1979年10月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报告中沉痛地说：“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地委一级，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检讨等等，均已作为历史文件存档。20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
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为蒙冤多年的粟裕公开平反，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
这是已长眠地下整整10年的粟裕等待了36年的最高组织结论。
粟裕的夫人楚青激动不已，说：“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粟裕同志本人固然已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结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样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们的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
随后，中央军委批准立项的《粟裕传》出版，《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等文章也相继发表，披露了当年“错误批判”的一些具体情形。
粟裕大将的英名永远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