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八任总参谋长周恩来（二）
二、卓越贡献
1、优秀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1924年周恩来回国，同年11月担任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期间，周恩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重新调整了机构，他组织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像办板报，办刊物、杂志，让大家练歌，还组织了一个剧社，演一些现代戏。短短几个月，周恩来将政治部的各个组织机构全部建立了起来，担负起全校的政治学习、训练和宣传任务，学校的教育成果得到进一步加强。正因为这样，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起的黄埔军，在政治素质上比其它军队都要高出一筹，成为一支所向披靡的力量，在之后的历次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建立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为培养国共两党军事人才，保证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军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黄埔军校。
2、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北伐军攻占武汉以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军阀统治，配合北伐进军，先后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而失败。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他和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以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一起，为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们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出版《平民日报》、《工人快报》、《上总通讯》等刊物，印发传单，在工人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并召开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推选出由各阶层代表3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的军委，制定出起义计划，组织并训练了3000人的工人纠察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铁路工人预先举行罢工，切断了敌人对上海军阀部队的援助。
1927年3月20日夜，北伐军占领龙华，进逼上海，起义条件成熟。3月21日，中共江浙区委发出起义指令。从中午12点起，全市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80万人。起义队伍在预定地点集合后，从下午一点起，在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等7个区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全上海枪炮声四起，喊杀声震天。经过激烈巷战，除闸北区以外的警察署和兵营都被攻下，电话局和电报局也被占领，电灯熄灭，自来水断流。市民们踊跃参战，主动拿出木板、砖头、布袋，构筑工事；饭铺的伙计赶做饮食，送往前线；佩戴红十字标志的济难队员，运送伤员，往来于战火纷飞的战场。到21日晚，除闸北外其余6个地区相继解放。
闸北是敌人防御力量最强的地区，在20个军事据点上，守敌用机关枪、大炮、铁甲车进行顽强抵抗。起义工人奋不顾身，英勇战斗，到22日下午6点，终于消灭了敌人。市民们欢呼雀跃，庆祝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胜利解放。这次起义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周恩来成为我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不久，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篡夺了上海工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
3、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4月，7月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改组后的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举行新的北伐。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勾结汪精卫，开始在第二方面军中迫害共产党人。他们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暴动”。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7月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决定以贺龙为起义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领导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此时，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周恩来审时度势，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
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南昌起义与之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作为这段时期百余次大小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三次起义，极大地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力，掀起了一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的标志。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4、支持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探索和建军思想
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地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他主持通过著名的“九月来信”，明确支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建军思想，明确指出应仍由毛泽东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5、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江西“剿共”总司令，指挥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周恩来同朱德等一起成功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他与朱德审时度势，不顾中央三令五申要他们攻打南丰等敌人军事重镇的错误指示，主动从久攻不下的南丰城外撤出战斗，以少数兵力引诱敌人，将大部分兵力隐蔽集结于黄陂、草台冈一带，然后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打垮了敌人，俘虏上万人，缴枪万余支，从而取得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周恩来和朱德领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军以弱胜强、成功地采用运动战打败强敌的胜利，也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
6.积极筹备遵义会议，力挺毛泽东
具有中国革命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曾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惨重失败而意气消沉。他们二人都无法继续指挥红军走出困境。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独立支撑危局。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领导长征的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周恩来破例请毛泽东参加通道会议，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军事决策会议。毛泽东对极其严重的敌情进行了分析，认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通道会议一结束，中革军委于当晚19时发出“万万火急”命令：全军向贵州前进。遵此命令，红军于14日攻占贵州边防重镇黎平县城。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提议，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针的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张闻天、朱德、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对把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通过政治局会议变成了党中央的决定，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这一决议及其实行，避免了中央红军陷入绝境。当时中共中央三名常委随军行动，常委张闻天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常委博古借口要请示共产国际，常委周恩来坚决支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说服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同意在适当时机召开。这才有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可能。
1935年1月1日，周恩来又在瓮安的猴场（今草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并规定：“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指权，从组织上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周恩来积极筹备遵义会议，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7、说服博古交权，毛泽东获实际领导权
遵义会议对中央常委工作未进行调整，博古仍负总责，但这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中央亟需确定新的领导，但博古思想不通，不肯交权,党中央的印章和中央文件仍然跟在博古身边。
1935年2月5日，红军到达滇、黔、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村庄，在这里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谈话的内容博古后来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做了记录。那天晚上的谈话，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周恩来同志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够了解。他说：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国情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周恩来告诉博古，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国情，你我都当不了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件事情搞成。博古对周恩来这番话心悦诚服。第二天一早，心结已解的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给了组织，后来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博古都坚决地站在党中央这边。
中央政治局在这个鸡鸣三省小村庄开了会，决定以支持毛泽东观点的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获真正领导权。
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同志发挥超出常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为革命事业发展再次立下不朽功勋。
8、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期间的周恩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艰苦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周恩来在极端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重要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