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七任总参谋长彭德怀（二）
2、指挥红三军团攻克长沙
红三军团总指挥、前委书记彭德怀
1930年6月中旬 遵照中央指示，成立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1930年7月底，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一举攻克了长沙城。这是红军战史上辉煌的一仗，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城市攻坚战，更是红军唯一一次攻取省会城市，此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连共产国际都对此战果感到惊讶。
1930年6月15日，彭德怀召集红三军团前线指挥部会议，讨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关于湘鄂赣红军“帮助鄂（湖北）南和鄂东地区工农暴动，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和进攻湖北省会武汉的指示。会上彭德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敌军在那里部署有5个团据守，且城墙高大宽厚，防御工事坚固。而湖北阳新及湖南岳阳还驻有钱大钧部12个团以及罗森的一个师，红军若攻击武汉，钱、罗两部可以迅速驰援，对我形成夹击势态，红军前面有防守严密的武汉坚城 ，后面又被钱、罗阻断了退路，有全军覆没的巨大危险。因此他不赞成进攻武汉，而是率领红三军团主力向鄂湘交界处的通山、鄂城一带进击，扬言即将围攻武汉以迷惑敌人。
此招果然奏效。国民党武汉行营急调驻扎岳阳的钱大钧部12个团星夜驰援武汉，岳阳仅留不足一团人马防守。彭德怀根据敌情变化，转向岳阳方向进击，相继攻克崇阳、通山县城后，7月4日直捣岳阳，缴获了敌军囤积在城里的大量军械物资， 顺利完成了切断武昌至长沙铁路线的任务。
当时蒋、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正打得如火如荼，湘军何健将其大部分兵力都抽调到湘桂边境与桂军李宗仁部、粤军张发奎部展开混战，省会长沙兵力薄弱，防守空虚 。彭德怀瞅准有利时机，准备攻打长沙。
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主力，在湘赣边红军独立师以及平江、浏阳等地工农赤卫队的协助下开始展开攻城作战。7月25日，战斗打响，红三军团第5、第8两军，从前后两面向国民党外围守军发起猛烈攻击，经一昼夜激烈鏖战，反复冲杀，于26日一举突破敌军防线，夺取了长沙门户金井，27日晚强渡浏阳河 ，当夜9点经雨花亭、五里牌攻入长沙城。这次战役共俘虏国民党官兵40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 ，机枪28挺，山炮两门，迫击炮20门，电台9部，以及大量弹药、粮饷。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是彭德怀审时度势，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正确指挥和广大红军官兵不畏艰难、英勇奋战的结果。
红三军团克长沙后，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数千政治犯和一般群众，其中包括已被判死刑次日就要执行的向仲华、曾佑生、许建国等人。7月29日和8月2日，在长沙城里相继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长沙解放，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颁发了《告群众书》，阐明形势，提出革命主张和任务。7月30日，湖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宣布了土地法、暂行劳动法等施政纲要，以恢复秩序和发展各行业工会，并筹集现款40余万大洋，解决了红军医疗和装备困难，而且扩红（招兵）近8千人。红三军团由两个军扩编为 3个军，原4个师成为6个师。
红军攻克长沙轰动中外，也令国民党当局震恐异常。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集结兵力加强武汉守备，一面派兵增援湖南军阀何健。8月4日，有外国军舰游弋在湘江江面上，炮口对准城里以为掩护，敌军十几个团于5日晚从南北两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红三军团前委决定主动撤出长沙， 向萍、浏苏区转移。彭德怀亲率红五军1个师做后卫，掩护主力顺利撤出。史载，红三军团在撤离长沙的作战过程中又歼灭敌军1个团，打死打伤1000余人。由于部署得当，撤出及时，红三军团并没有遭受严重损失。
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参加了保卫中央苏区的战斗。取得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他领导的红三军团作风顽强、英勇善战，战功卓著，是红军最能打硬仗的主力部队。
3、率部取得建宁大捷
建宁地处闽西北、武夷山麓中段，是原21个中央苏区县之一，是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准备第三次反“围剿”的指挥中心。建宁在五次反“围剿”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建宁是第一次反“围剿”后的筹粮筹款之地，第二次反“围剿”的完胜之地，第三次反“围剿”前期准备的决策指挥中心。
1931年5月28日，时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按照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的决定，率红三军团从广昌渡过盱江攻打建宁，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随后跟进。29日，红三军团和方面军总部翻越广昌与建宁交界的船顶隘，到达建宁里心镇。30日，三军团一部占领建宁城外的枧头，并在枧头设立军团前线指挥所。当晚，彭德怀在里心参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四次会议，参与研究攻打建宁城计划，决定以红三军团为攻城部队，红12军为预备部队。会后，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和红12军星夜从枧头出发奔袭建宁城，31日凌晨抵达城郊向建宁城发起进攻，战斗到下午6时，成功攻克建宁城，歼敌3个多团，取得建宁大捷和第二次反“围剿”胜利。5月31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总司令部进驻建宁城北溪口天主堂。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建宁县城西门天主教堂。之后，毛泽东在建宁多次召开总前委会议，指挥红军扩大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筹集作战经费，作出了“千里回师赣南”打破第三次“围剿”的战略决策。自此，建宁大捷，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洵口大捷
洵口位于黎川县城东北二十公里，是闽赣两省交通要道之一。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以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28日，敌周浑元部攻占中央根据地的北面门户黎川，中央苏区北门洞开。中革军委令已入闽作战的东方军(辖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五师和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回师御敌。
此时，已攻占黎川县城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八纵队司令周浑元，决定乘胜围剿孤军坚守在闽赣交界战略要地飞鸾岭的红二十师。敌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指挥先头部队第三十四团占领洵口，随后，敌第二十七团、第三十一团也先后到达洵口，对离洵口七公里驻守飞鸾岭的红二十师孤军形成包围。
1933年10月6日清晨，彭德怀率东方军急速回援，在黎川洵口与敌意外遭遇。这天，太阳被灰白色的浓雾遮盖了，东方军在浓雾中穿行。前哨部队行进至洵口东的飞鸾岭附近，突然听到一阵激烈枪声，原来敌葛钟山部已发起向飞鸾岭红二十师阵地的进攻，急行军的东方军红四师张锡龙、彭雪枫部正好与敌第三十四团遭遇。红军战士发现敌情，立即抢占高地，向敌人侧翼运动。不久，主力部队赶到，几十挺机关枪对准敌人猛烈扫射，手榴弹暴雨般向敌人投去。坚守飞鸾岭的红二十师发现援军到来，立即吹响冲锋号，红军战士猛虎般冲向敌阵。敌三十四团溃不成军，仓皇后退到洵口，与敌第二十七团会合，就地组织防御，企图固守待援。黄立贵率红二十师与东方军会合。
当夜，彭德怀抵达际源（今黎川县三源村）的我方部队司令部。这场遭遇战是东方军原先未曾料到的，彭德怀和滕代远根据敌情变化，面对敌我兵力态势，当机立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立即消灭洵口的敌人。当晚彭德怀发出《东方军攻击洵口之命令》：张锡龙、彭雪枫第四师由飞鸾岭东向西面攻击；黄立贵红二十师由飞鸾岭至横亭由北向南攻击；陈伯钧、宋任穷红十三师，周昆红三师进抵海岭、白沙间构筑阵地，截断洵口守敌退回黎川的通道，并阻击黎川来的增援敌人。根据这个部署，红军各部10月6日夜急行军，全部到达战斗岗位。10月7日晨，彭德怀率东方军向洵口敌人发起总攻，守敌溃不成军。
10月7日下午，由北向南攻击的红二十师在山岭土寨遇到敌旅长葛钟山统率的敌第三十四团一个营残部负隅顽抗。“擒贼先擒王”，黄立贵师长立即命令红军紧紧将土寨包围，由一营正面向上进攻，务必在天黑前攻下。由于敌人在山顶构筑了工事，用两挺机枪交叉射击，雨点般的子弹封锁了上山的道路，进攻红军受阻。黄立贵在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见山左有一条湮没在灌木林中的蜿蜒崎岖小道可达山顶。于是命令警卫排长挑选十个善于攀爬的红军战士组成敢死队，从小道披荆斩棘，向山顶攀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敢死队慢慢地攀上了山顶，摸到葛钟山藏身的山寨前。红军战士猛地踢开寨门，被惊动的葛钟山副官殊死抵抗，敢死队用手榴弹轰炸山寨，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寨内浓烟滚滚，一片惨叫声，组织抵抗的副官被炸死，寨里的敌军终于用竹竿挑起一块白布，不断晃动，一脸尘土的葛钟山举起双手，低头走了出来。
下午，洵口守敌被全歼。这一战役，红军共歼敌3个团，俘敌旅长葛钟山以下1100余人，取得洵口战役大捷。
1933年11月11日出版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二版用了三分之一的版面，报道了洵口大捷。文章中称“1933年10月7日发生在黎川县洵口镇的洵口战斗，是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第一战。‘活捉葛钟山’一战，成为运动战的经典之作，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反动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红军苏区人民保卫苏区、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
5、攻占娄山关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攻下娄山关，揭开遵义大捷的序幕，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
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主力2月24日袭占桐梓后，决定乘胜夺取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娄山关又名娄关、太平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拔1576米，娄山关上千峰万仞，重崖叠峰，峭壁绝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只有一条陡险盘山路，贯穿南北，为入川的险道，人称黔北第一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军只有攻占娄山关，才能进占遵义城。
25日下午,彭德怀亲临前沿给红十三团下达夺关命令，传达军委关于务必在天黑之前占领点灯山、攻下娄山关的指示。
按照彭德怀的命令，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指挥部队冒着毛毛细雨向娄山关进发。他们避开娄山关守敌正面火力，以一营、三营从娄山关东侧攀山袭占点灯山，二营沿公路向关口推进，担任右翼策应，攻占了娄山关制高点——海拔1447米的点灯山主峰。
增援娄山关的敌军见红军占领了他们想控制的高地，在敌军军官枪口威逼下，向红军阵地发起多次反扑，妄图夺关，都被红军击退。
根据敌情变化，军团长彭德怀同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决定将强攻改为围歼。他们调整进攻部署，命令：十二团替换经过一天苦战的十三团担任正面主攻；张宗逊、黄克诚率十团从洗脚溪向左侧回出击黑神庙；团长邓国清、政委张爱萍率十一团远出娄山关东迂回到板桥，断敌退路；十三团稍事休息从点灯山侧击敌右翼；在娄山关至板桥围歼黔敌4个团。
25日24时，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率十二团急行军上关增援十三团，迅速登上关口，协同十三团将敌军压了回去。十二团接防十三团关口阵地。26日清晨8时后，敌人在轻重机枪火力护下，向十二团阵地上发起进攻。击退敌军多次反攻后，上午10时，钟赤兵率部队跃出阵地向敌人发起反冲锋，敌人潮水般顺公路向峡谷深处溃退。主攻预备队干部团的上干队队长肖劲光也率两个连冲出关南口，按连夺下西南几个山头，将敌人压下深谷。
沿公路向南追击溃敌的十二团冲到黑神庙，遭遇约1个团兵力的反击，被敌人压回几十米，伤亡较大。团政委钟赤兵负重伤，由苏振华接任。
战斗持续至下午4时，休息以待总攻的十三团团长彭雪枫估计到向敌左、右两翼迁回和断敌退路的十团、十一团和一军团主力已到达指定位置，命令十三团向被十二团压在黑神庙深谷的敌军发起总攻，干部团、十二团的火力一齐射向敌群。
在正面主攻部队发起总攻时，左、右翼和背后也响起密集的枪声，各路迂回红军进入了围歼敌人的位置，展开了战斗。敌人在红军几面攻击下，纷纷从黑神庙前面的偏岩子小路向遵义溃逃。
夺取娄山关战斗，歼灭和击溃黔敌4个团，吹响了遵义战役的前奏。
遵义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红军统帅毛泽东站在红三军团攻占的娄山关口，吟出了著名诗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战斗以辉煌的胜利载入史册，更由于伟人毛泽东写下的豪迈诗篇《忆秦娥·娄山关》而名扬中外。
5、保卫党中央北上
1935年6月，中央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向西或向南的川康发展，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一起北上川、陕、甘。双方相持不下。这时张国焘已有意另立中央，出于个人野心，他瞅准了彭德怀在红一方面军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几次做工作想拉拢彭德怀，以争取对他南下路线的支持，但彭德怀不仅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还提高了对张国焘的警惕。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地区后，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党中央、中革军委被迫放弃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经草地北上。彭德怀率领红三军作为右路军的后卫部队，从毛儿盖出发，经六、七天的艰苦斗争，终于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于8月底走出了茫茫的水草地，胜利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在此期间，张国焘等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亦到达阿坝地区。张国焘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不仅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彭德怀在这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对张国焘及其追随者的险恶用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当红三军进驻阿西、巴西后，他即每天到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驻地，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秘密派红三军主力第11团隐蔽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驻地附近，“以防万一”。当他得知红一军到达俄界(今高吉)地区后，即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码本，并派武亭(朝鲜同志)迅速送到红一军，沟通了同红一军的联系，以“防止突然事变”。特别是当他发现张国焘的亲信、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改变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时，即敏锐地判断：“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他“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联想到在芦花张国焘的谈话，预感到：张国焘可能仗着他的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要“将中央搞掉”，这将会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因此，他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当毛泽东得叶剑英密报张国焘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阴谋后，联想到彭德怀曾经前来提醒中央要提防张国焘的话，于是，他立即同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司令部驻地阿西，同周恩来、王稼祥等进行紧急磋商。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党中央果断决定于9月10日凌晨，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此时，红一军已到达甘肃省选部县俄界地区，巴西、阿西只有红三军和中央机关在一起。在这风云突变的关键时刻，彭德怀和红三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定地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边。彭德怀立即派杨勇率红十团担任护卫中央机关北上的任务，并要求军参谋长肖劲光同红十团一起行动。他自己连夜赶到红十三团团部，亲自向团长彭雪枫、政治委员张爱萍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并命令该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安全北上。党中央、军委纵队于11日抵达俄界，脱离了险境。
陈昌浩发觉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走了”，是“逃跑路线”等等，并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并煽动说：“……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他要求彭德怀“即率队转回阿西”。公然挑拨红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策反彭德怀，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表明了彭德怀在革命危急关头的坚定和果决的伟大政治家风范。
在徐向前的劝阻下，陈昌浩虽没有派兵追击，但还是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党中央，进行“劝说”。毛泽东在耐心地对李特说明了只能北上、不能南下的理由后，特别向他点出：“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毛泽东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在红军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彭德怀在识破张国焘的阴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其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党中央危难之际发挥了关键的保卫作用，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红军的团结。
